出投笔记 -
刘伯承小传(1)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他出生时正逢祖父去世，全家披麻戴孝，所以便唤他“孝生”。后来父亲按家族谱序，给他取学名刘明昭，字伯承。刘伯承祖上靠开荒种地和打铁为生，生活非常贫困，到了祖父刘正富时生活才稍有好转。5岁时，刘伯承被送往私塾求学，成绩优异。可在他14岁时，父亲便病逝了，他被迫辍学，种田割草，挑
煤织席，以他稚嫩的双肩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然而全家仍要靠借债度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潮此起彼伏。刘伯承毅然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曾有人劝他经商发财，他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理应仗剑拯民于水火，岂能只顾一身之富贵，缠恋于家中老小?”1921年，刘伯承满怀壮志考入重庆将校学堂，年底，即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毕业，被分配到熊克武的四川陆军第5师，第二年以排长身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战斗。由于缺乏经验，这次战斗失败了。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刘伯承坦率地说：“当时我有勇无谋，这一仗没有打好。”刘伯承并不是天生的军事家，他天才般的指挥艺术和赫赫战功都是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一次次实战拼打摸索出来的。1913年，刘伯承参加了熊克武等发动的四川讨袁战争，因表现突出在火线上升任连长。
1916年刘伯承回到四川，与王伯常、康云程等组织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并担任军事指挥。在攻打丰都的战役中，刘伯承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他来到重庆治疗眼伤，在三个多小时割除腐肉、理顺血管的手术中，刘伯承拒用麻药，医生一刀一刀割着，刘伯承端坐在椅子上，满头大汗，一声不吭，连一向傲慢的德国医生都佩服地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还连连赞叹“你真是军神!”不久，刘伯承担任了熊克武所部的第9旅参谋长。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处在军阀混战中，刘伯承率众讨伐北洋军阀，打了不少胜仗。他严谨大胆的军事谋略，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使他的名声在四川广泛传播。他的部队常使敌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有人说刘伯承是天上的一条龙下凡，有人说他是刘伯温再世。
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杨公、刘伯承、朱德等人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组织领导了沪顺起义。沪顺起义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武装暴动，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27年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和周恩来、贺龙等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刘伯承赴苏联留学，三年后归国，先后担任中共长江局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军委编译科科长、中央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1932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参谋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参与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成为蒋介石的“最大的耻辱”。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红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来到了中央根据地。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站在一起，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4年5月的一天，刘伯承严肃地对李德说：“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听了，恼羞成怒，大发脾气，还嘲笑刘伯承：“你连一个参谋的水平都不如，亏你还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因此被撤消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被贬到红5军团任参谋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惨重，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刘伯承所在的红5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蒋介石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想消灭红军，而红军将士则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忍受着疲惫、风雨，拖着沉重的行李辎重，去面对异常严峻的敌情。负责殿后的红5军团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尽管敌军前堵后追，刘伯承总能在处境危恶的时候沉着地指挥官兵作战，化险为夷，保卫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1934年12月14日，黎平会议作出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并调刘伯承任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创造性地用竹排架设浮桥，使全部红军顺利飞跃乌江天险，并迅速攻克猪场、团溪，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取遵义，强夺娄山关。刘伯承率部靠智谋夺取遵义，大快人心，使红军战士看到了希望，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遵义会议以后，刘伯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和组织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战役。每次渡河架桥，刘伯承都亲自拄着拐杖，指挥工兵架桥、护桥。四渡赤水后，红军开始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金沙江水深江阔，水流湍急，敌军飞机天天在江面上低飞侦察，局势非常严峻。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渡江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都因江阔水急，渡江未能成功，皎平渡成了红军唯一的生路。刘伯承率部昼夜兼程，来到皎平渡附近的一个村子，很快缴获了两艘木船，并且出其不意全歼国民党一个连和保安队，完全控制了皎平渡。接着，刘伯承亲自视察渡口，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为寻找船只，二为防止敌人从两侧进攻，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到4艘木船。刘伯承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只6艘，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河。”军委急令红1、3军团速到皎平渡渡江。部队渡江之前，刘伯承组织了渡江委员会，并雇请内行船家帮助摆渡，还派第3营翻山抢占通安镇，以消除敌军的威胁。刘伯承站在江边亲自指挥渡江。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过了江，他们称赞刘伯承在渡江战斗中指挥有方，组织巧妙。毛泽东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大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经过九天九夜，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红军渡江后，刘伯承下令：“把船全部烧掉!让蒋介石望江兴叹吧。”第二天，当敌军大部队赶来时，江水浩淼，连红军的影子也没看见。渡江以后，刘伯承任司令，带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民区，留下了和彝人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佳话。
刘伯承小传(2)
(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129师师长。
1937年9月30日，刘伯承率部队东渡黄河，推进到太行山地区，开始创建太行山根据地。
刘伯承来到太原以后，先后带领部队取得了夜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战斗等一连串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1937年底，抗战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这一时期，刘伯承进行了大量的军事理论研究，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作了充分具体的总结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游击战的斗士。
1938年，冀鲁豫根据地初具规模，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129师相继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尤其是神头岭一役，所采取的伏击战术被日本侵华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队战术”、“八路游击战的战术典型”。
1940年，日军广泛修筑铁路、公路，妄图截断我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刘伯承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他针对性地提出进攻的破击战的战略方针，号召晋冀鲁豫军民展开交通斗争，以粉碎日军的“囚笼”战策。
1940年8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第一阶段，刘伯承和邓小平将部队组织成了左、右翼突击队和总预备队、平安、和顺支队，129师的左、右翼突击队分别攻占了芦家庄和桑掌铁炉沟，总预备队14团攻占了正太路的咽喉——狮垴山。敌人向狮垴山发起一轮又一轮反攻，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甚至还施放毒剂，最终却不但毫无进展，反而被我军歼灭400余人，其他部队也遭到我军沉重的打击。十几天之内，日军所吹嘘的“钢铁封锁线”的三分之二以上据点都被我军民破毁，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我刘邓所部的129师的主要任务是收复榆辽公路上的日军据点。刘伯承师长派人作了仔细的侦察和分析，在对作战的敌情和地形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刘伯承制定了严密的战斗部署，指挥部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荡平了日军在该区的全部据点，使日军受到重创。这一阶段，129师和其他各部的战斗使日军的“囚笼”政策遭到致命的打击，也使日军怒而组织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刘伯承又指挥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1942年，129师政治部为刘伯承庆祝50大寿。12月16日(刘伯承的生日实为12月4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贺诗，彭德怀等人还亲自参加了庆祝大会。朱德的祝寿诗写道：“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刘伯承自己谦虚地对将士们说：“如果我一日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经过八年抗战，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终于于1945年8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立即发动内战，阎锡山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进攻上党。妄图破坏我军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军在十日之内就攻占了敌军侵占的五个城镇。在攻打长治时，刘伯承指挥部队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术，即先分别攻下长治以外各城，诱使长治城内的主力出来增援，从而消灭其主力。然而，我军攻占了屯留城、长子城后，敌军却龟缩在长治城中不敢出援，刘伯承和邓小平又根据形势，改变方针，迅速夺取各城，使长治城陷入孤立。这时阎锡山又派大量援军南下，有救援长治的迹象。刘邓决定放弃攻取长治的原计划，而变为围城打援。我军采取机动的战术在老爷山几乎全歼了敌军两万多人，击毙了敌副总司令彭毓斌，俘获了数十名敌高级军官。困守长治等待援兵的史泽波听到这个消息，信心尽失，企图弃城逃跑，我军迅速对敌形成围追堵截之势，几乎全歼逃敌，俘虏了包括军长史泽波在内的的近万名敌军官兵。
(三)
上党战役的伟大胜利，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1945年秋，蒋介石以咄咄逼人的气势，调集了8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妄图抢占平津，夺取东北。10月7日，毛泽东给刘邓发出指示：“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个相当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之外，必须集结冀南、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利，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1948年，中原成为两国共军争夺的关键地区。刘邓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夺取中原的指示后，指挥晋冀鲁豫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与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布成“品”字阵势。5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此后，刘伯承制定了发动钳形攻势、分割包围敌人的基本作战方针，三军会师中原，协同作战，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5月至8月间，刘伯承又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及开封、睢杞等战役，尤其是襄樊战役，朱德称为“小型模范战役”，“在敌后投了一
个篮”。这次战役，我第6纵队以与敌相同兵力一举攻克襄樊，活捉敌首康泽，集中体现了刘伯承“合围钳形攻势”的战术思想。打这之后，蒋军在中原的防御基本被摧毁，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迅速发展，无论在数量、士气和装备上都优于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令邓小平、刘伯承等组成总前委，华野、中野两军联手，以徐州为中心，展开战略大决战——淮海战役。1941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华野、中野以几十万大军向徐州发起进攻，截断徐蚌路，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胜利。蒋介石见局势紧急，急令黄维、李延年率两个兵团驰援徐州。刘伯承等人对黄维兵团采取了追击、侧击和迎击的战术，诱敌深入，很快包围了黄维兵团，蒋介石又急令杜聿明集团及李延年兵团增援黄维，但均被华野部队击退。12月5日，刘伯承下令总攻黄维兵团。6日总攻开始，我军日夜作战，不断压缩敌军阵地。13日，刘伯承又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发起最后攻势，至15日24时全歼黄维兵团，生俘敌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1949年1月10日，华野经昼夜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共歼敌55万余人。淮海战役发起时，中央军委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指挥实施淮海战役，渡江作战。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军队四散溃逃。
南京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令刘伯承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不久，刘伯承、邓小平又担负起解放大西南的重任。11月1日，刘邓指挥二野发起川黔战役，至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历时两个月，刘邓率领的二野与贺龙率领的18兵团等部队共歼敌90万人。刘伯承概括地总结了这次解放大西南的经验：“西南进军，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推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更原有的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其切实可行地执行了本军委布告的八项规定，收获很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8日，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邓主持和领导了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部队的改造工作，并领导组织了艰苦的剿匪作战。不久，刘邓奉中央命令指挥部队进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1950年11月，刘伯承着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0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0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战略小组组长。1982年8月，刘伯承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享年94岁。
http://www.crt.com.cn/wrgs/news/list1.asp?t_id=44
风头疯子 -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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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