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头疯子 -
太平天国以宗教发起，并以拜上帝信仰作为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太平天国起义者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横加挞伐，特别是对对立面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教，更是加以猛烈冲击。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存在着一条儒家化政治的轨迹。由于这条线索被淹没在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环境中，加之后世对太平天国激进的反孔排儒思潮倍加推崇，所以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仅仅依稀隐显出它的印迹。其实，真正能够符合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恰恰是这一儒家化倾向的政治实践。
儒家学说自诞生于春秋时期起，在不断与各种政治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的斗争和融合过程中，逐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政治思想就已经具有了“礼”治和“法”治兼备的特征，为后世统治者儒家化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中国政治儒家化方向的确立受益于西汉初期统治集团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重新整合。在秦朝法家政治实践失败的废墟上兴起的西汉王朝，为他们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法律思想，有意识地融入了儒家的中庸色彩。西汉统治集团对儒学的倡导使儒家化最终成为西汉政治实践的主流。从此儒家化政治方向的强势地位不可逆转，即便是历史上对儒家学说最表示怀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制原则也仍然不背离儒家化轨道。政治法律思想如此，地方行政实践亦然。儒家的“无讼”思想在西汉地方行政中得到确立后，便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因此，如果太平天国起义者提不出可替代的更优越的政治思想，那他们以单纯反孔排儒为外在表现的对儒家化政治方向的背离，便属于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政治逆流。于是，重新认识太平天国政治实践过程中儒家化的政治轨迹，无疑具有学术上的迫切性。笔者发现，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
一、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
1856年天京事变前，由于东王杨秀清行僭主政治，临朝而不理政、失去天国政务决策权力的天王洪秀全，便把主要精力专注于宗教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他领导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思潮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这种过激行为极大破坏了天国统治区民众的信仰体系，对社会稳定以及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心理认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而主持朝政的东王杨秀清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需要，对洪秀全文化政策的过激倾向做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他曾借东王府簿书傅善祥口阐述到：“夫英雄之人，是蒙我天父将一点真灵，授之其身。故主而循齐，长而效敏，入则尽孝尽悌，出则真忠报国，至性不移，顶起纲常，维持风化。盖其生也有自来，其升也有所往。魂归天堂，名留人间。虽千古万年不能泯灭。故我天父鸿恩，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又有圣旨，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达，总要留下也。”又通过问答形式以天父圣旨名义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平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友，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牍，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影?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万古，留为后人效法。”
在这篇充斥着宗教语言的政纲里，杨秀清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即“正是英雄效命之秋”，试图重新树立“英雄”的标准，对洪秀全的激进文化政策做出“儒家化”倾向的纠正。这也正是“文革”肘期史学界在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描述中国历史时，把没有文化的杨秀清定性为儒家，而把具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的洪秀全定性为法家的原因。因为较之洪秀全，杨秀清的确是以儒教的话语阐述着自己的施政理念，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具有儒家化倾向的政治思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一直以崇拜上帝教的资历作为衡量“英雄”的标准。这些客家籍拜上帝会成员在团营时期被天父天兄“超升”灵魂的经历，是他们日后要求“小天堂”物质享受与政治待遇的前提。杨秀清作为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者当然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定都天京后，他通过贵族化的官制确认了这些早期起义者的政治特权与地位。但这种以一个区域性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强加于广大占领区民众之上的做法，并无助于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杨秀清重新确立英雄标准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作为一位理性务实的政治家，他认识到仅靠为数不多且日益减少的以广西客家人为主体的早期拜上帝会众集团是不足以夺取王朝战争胜利的，因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吸收能忠于天国、忠于他本人的人才进入统治集团，特别是尽可能争取原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支持。杨秀清所说“天父所遣降忠良俊友，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的人，正是包括历代知识阶层在内的治国平天下所需的人才。他们“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完全是儒家孔孟之道所要求的君子行为。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规律。在重视人文关怀的中国古代社会，神权政治可以动员与发动群众，但决不可能用于统治乃至改造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以宗教名义发动的运动最终必将回到世俗化、儒家化的轨道上来。朱元璋正是及时把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宗教抛弃，强调政治精神的儒家化，并张扬民族主义旗帜，才得以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开创大明王朝。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政治上的成功，他们也必须牺牲全部或部分自己的原始宗教，而大张孔孟之道，至少也要融合中原文化的精髓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中。总之，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是不可能被任何神权政治取代的。太平天国领导层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实际上从1852年太平天国政权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开始，他们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考虑。在武昌期间杨秀清曾亲自谒孔，“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于是，在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作为主持全局的最终仲裁者，他认识到通过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以争取与补充军政人才便顺理成章。所以杨秀清勇敢地对洪秀全“防妖太甚，毁尽古书”的偏执行为做出纠正。他以“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的名义，建议以“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的标准保 护古今文化典籍，最大限度地克服洪秀全激进文化政策对社会心理的冲击。
在确立英雄标准的基础上，杨秀清试图改变部分太平军军政人员在民众心目中的恐怖形象，有意改变太平天国政权由团营时期沿袭而来的严刑峻法，呼吁各级军政人员改变粗暴简单的工作作风，尽力取信于民，努力减轻国家暴力的负面影响。他以身作则，借启奏洪秀全虚心内省道：“其犯人固属死有余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误。弟大胆，凡属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恳求二兄格外开恩，交付弟等细心严查，究问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即恳二兄开恩赦；若实犯死罪至极，无可宽者，启奏二兄御照处决。如此庶无不白之冤，而我二兄之恩威并行，赏罚更为周密矣。”19J他还要求各级文武官员检讨自身施政得失，自觉改变工作作风，虚心听取下属意见，保证施政的公正，尽力减少行政误差：“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既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不然恐他自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
诚然，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特别是“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的人才观，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拜上帝宗教有一定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杨秀清的高瞻远瞩。因为失去社会精英绅士阶层的拥护而导致的军事政治人才的缺乏，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
太平天国前期从1853年到1858年，主要在安徽、江西实施的农村政治，是以“照旧交粮纳税”为原则的。但太平天国地方当局的实际施政与既定原则距离很大，因为太平天国政权贡役制的社会权力结构，使他们更习惯于用征贡办法与农村社会发生联系。而如果充分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必须建立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乡官制度，所任用的乡官也最好应该具有操作传统地方行政事务的经验。但太平天国当局除了在安徽艰难推行了传统的田赋征收外，江西几乎没有推行。任命乡官的情况也不乐观。他们无法获得行政经验丰富的绅士与胥役的合作。总之，前期天国农村政治，基本上没有贯彻“交粮纳税政策”，当然更无从谈及触及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太平天国当局面临着对地方行政和农村政治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同时，以广西客家人拜上帝会众为特权贵族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也面临着深刻危机。定都天京标志着太平天国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正是太平军习惯的以征贡方式驾驭农村社会的政治土壤。但是天京事变和惨烈的战争使客家人贵族，特别是富有政治热情和初具行政及军事才干的干练之才损失惨重。加之清朝方面也利用太平天国贡役制的社会结构大做文章，试图进一步分化新老兄弟的团结，这加剧了太平天国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危机。同时天京事变造成的信仰危机，也使广西客家人贵族继续通过精神控制支配普通民众的统治手法难以为继。太平天国领导层很自然地将特权贵族的范围扩大。许多新兄弟甚至地方人士都获得了贵族身份。李秀成部下的许多高级将领就是由“新兄弟”提拔而来，如安徽人陈炳文、钱桂仁，湖南人邓光明、郜永宽，江西人周文嘉等。这种社会结构由原来僵硬的由广西客家人严格控制的刚性结构，不可避免地走向等级界限的模糊化，尽管贡役制的社会组织原则并未放弃。这为太平天国后期农村政治的质变提供了社会基础。
历史的发展对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需要他们总结前一阶段农村政治与地方建设的经验，适应江苏、浙江农村社会的特点，推行新的农村政治。太平天国苏南、浙江地区的最高领导者李秀成经过长时期对农村政治经验的总结，经过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逐渐形成他的地方建设新思维，从而形成天国后期政治观念领域的一次质变飞跃。
李秀成的早期经历并不显赫，后因其“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得到上司的喜爱而步步提升。特别是在“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之后他又随胡以晃北征庐州，“破郡之后，来之往庐郡守把安民”，得到了基层行政工作的锤炼。但看似平庸的早期经历其实并不平凡。与他的同乡陈玉成相比，他因为在朝中没有显赫的宗族关系做靠山，自然只能一步步从基层苦干。但李秀成因为不仅从军，而且有机会做“安民”、“巡查民务”这样的地方行政事务，所以他便比陈玉成这样的显贵更有机会直接体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在农村的具体实施情况，并时常思考其经验得失。从他自述中“各上司故而见爱”，就连杨秀清都亲自保举他做太平门新营军帅来看，李秀成地方行政方面的才干很早就得到了认可。更可贵的是，李秀成并不像大多数广西客家籍太平军贵族那样留恋征贡习惯，相反他善于独立思考，对地方行政有着自己的见解。天京事变后的严峻形势给了李秀成充分展示军事才华的广阔舞台，天京权力中枢的真空也使他得到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他谈到：石达开出走后被“朝中议举我与陈玉成带兵外战”，后又“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进入中央决策核心集体。然而，李秀成不是被动的政治受益者，相反，他大胆地向洪秀全提出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改革内政的方略。他自述：“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职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审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
李秀成的这一改革建议因为涉及天国立政诸多原则问题，必然招致与天王的冲突。特别是李秀成以“依古制而惠四方”作为“本章”的主要精神，客观上挑战了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拜上帝信仰的权威地位。太平天国以广西客家人贵族为特权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是依赖拜上帝信仰维护的。广西客家人贵族凭借拜上帝信仰和早期团营经历，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支配社会其他族群的天然权利。虽然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洪秀全仍然试图通过重新组建上帝家庭等宗教领域的建设，配合他强化自己君主专制制度的努力。这说明洪秀全绝对不会放弃拜上帝信仰，因为这是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李秀成大胆提出“依古制而惠四方”，间接质疑拜上帝信仰的精神指导和洪秀全的宗教建设，或许是因为他感性地认识到在拜上帝信仰影响下的太平天国贵族阶层，更可能习惯使用倨傲而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农村社会。李秀成具备一定的地方行政履历和经验，又勤于思考。他本为广西客家人，且正冉冉升起为天朝显贵，不但不迎合洪秀全重建以上帝家庭为核心的君主权力的努力，反而反其道而行，提出“依古制”，这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李秀成总结天朝前期地方行政经验的结果。天国前期虽然制定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但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差强人意，原因正是部分太平军将领们习惯于以军兴时期的征贡方式处理行政问题，而这种习惯定势也正是拜上帝信仰形成的社会心理和依靠拜上帝信仰强化的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反映。因此李秀成充分认识到，只有“依古制”才能真正做到“惠四方”，即改善太平天国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可以推想，深受李秀成崇拜的杨秀清理应给他许多启发。杨秀清的一些 诸如重新确立“英雄”标准的具有儒家化倾向的言论都被收入太平天国官书，这或多或少会对正在实践地方行政工作且勤于思考的李秀成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李秀成的“依古制”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方面是李秀成对自己以及太平天国前期地方行政的经验思考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承。
李秀成在“依古制而惠四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太平天国政治的具体改革设想。其中涉及农村政治者颇多。所谓“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等各项建议，无不具有现实针对性，对天朝前期地方建设经验有所感悟，不仅是对天国贡役制社会结构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合理状况的反动，也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续。李秀成所谓“择才而用”，其“才”的标准，既然是对洪秀全出于维护其绝对君主权威、重用佞臣的否定，那就应该是对杨秀清“人则尽孝悌，出则真忠报国”的英雄标准的肯定。推广到地方建设领域，就是对受抚于太平天国政权的地方名流社会声望和行政素质的肯定。而李秀成在“本章”中所涉及“定制恤民”以及“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则对地方建设有直接针对性。他希望太平天国军政人员改变倨傲粗暴的工作态度，主动寻求地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绅士名流的合作。特别是“宽刑”、“轻粮”二款更是对地方建设和农村政治几年来实践的具体总结和反思。太平天国在安徽和江西的施政，由于部分太平军将领行事方式简单粗暴，为求得一时物欲满足，不惜采取“打先锋”手段，甚至纵容乡官中不肖之徒横征暴敛，使“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执行十分有限，农村社会的负担有时甚至因为肆无忌惮的征贡而有所加重。因此李秀成呼吁当政者“宽刑”、“轻粮”，正是以他为代表的部分太平军将领，在长期地方行政经验的量变积累基础上的一次思想质变。
李秀成“依古制”改革方案不仅涉及属于意识形态基础的拜上帝信仰和贡役制社会结构等立国根本方面，也涉及到一些直接针对地方建设的具体细则。因此李秀成“依古制”思想不仅具有理论认识的闪光点，也具有现实操作性。李秀成的改革主张不仅是在维护太平天国运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所能做到的可以解决政治、军事和信仰危机的唯一方案，而且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自然继承。以“依古制”为主导精神的改革建议，是后来他地方建设新思维的理论基础。此后李秀成配合陈玉成，苦战大江南北，终于在1860年迎来了运动的又一次高潮。是年李秀成等太平军主力，乘二破江南大营战役胜利的余威，大举东征，连克江南名城，在苏南和浙江嘉兴开辟了新疆土。之后李秀成联合李世贤夺取了几乎整个浙江，终于得到了可以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广阔舞台。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在政治上关注地方政权的本土化，即与地方名流和拥护太平天国的地方人士的合作。他试图改变太平天国的征服者形象，尽力减轻社会动荡带给民众的苦难和精神创伤，争取地方人士，特别是社会名流缙绅的合作，为太平天国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面对苏州初定时“苏民蛮恶，不服抚恤”的困境，李秀成决心以理服人，“并不回手，将理说由明，民心顺服，各方息手，将器械收”，追求长远的统治效果，主动放弃习惯的镇压手段。李秀成卓越的表现甚至连清朝方面也感到惊讶。时人记载：“贼中称为伪忠王李姓，其渠假作仁义，慈爱军民，约束手下各头目，勿行杀害良民，无故焚掠。叠出伪谕，远近张贴，招徕四民开设店铺，俱各复业。释放男女难民出城。”从中不难看出李秀成作风确实令世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他还改变起义以来固有的把清朝文武官员一概视为“妖”一律诛杀的政策，模仿历史上统治阶级“怀柔”手段，试图为天国尽力争取人心。虽然效果并不如意，但价值取向值得肯定。这是他向洪秀全建议“依古制而惠四方”、通过“宽刑”减轻太平军留给绅民的恐怖形象建议的具体表现。在开拓疆土过程中，他对清朝社会的某些上层人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姿态。先有礼葬清朝江苏巡抚徐有壬，后有礼葬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等顽抗毙命的清朝高级文武，释放高级俘虏米兴朝、林福祥。这种优待清朝官员的态度在太平天国将领中较为罕见。清、太双方均视对方为洪水猛兽，清朝当局对起义者自然要剿杀灭绝，而太平天国也始终对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官府、官员以及代表清朝礼制的顶戴、朝服，极尽毁灭能事。但李秀成一改往日作风，对被俘清朝高级官员充满仁慈之心，礼葬顽抗到死的文官武将，释放俘虏，这些都是以前太平天国当局没有做过的。李秀成此举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关于他叛徒问题的争论中，被作为他最终投降变节前期征兆的重要证据。但从本质上看，恰恰因为李秀成的行为并非普遍现象，才更应该高度肯定他政治思想中的创新意识。即便李秀成的努力对天朝后期局势的崩坏并无补益，但是在李秀成的带动下，在天国苏南浙江占领区的部分太平军将领，特别是非广西客家籍将领中，形成了一股礼贤下士的具有儒家化倾向的政治风气。他们不仅对地方名流垂拱求贤，而且对一些拒不与太平军合作的顽固绅士宽容优恤，不似前期一律斩杀。驻守桐乡石门的归王邓光明主动结交辖区资深名士沈庆余，鼓励他“遇有事端，亦不得畏缩不前”。宁王周文嘉在驻守绍兴期间，也“谦卑恭让，展礼贤下士之风”。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其总的指导精神是通过改良太平天国自身的施政观念，尽可能缓和与占领区民众特别是绅士阶层的矛盾，为太平天国求得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争取广泛的民众支持。这符合杨秀清倡导的用儒家化思路鼓吹社会合作的精神。特别是李秀成主张在继续维护太平天国客家人贵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地方人士的合作，主张任用行政经验丰富的地方人士出任乡官，施行传统的地方行政，也符合杨秀清关于英雄标准的思路。所以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是杨秀清儒家化思路的继承和弘扬。
三、钟良相“濮院仁政”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虽然经过李秀成的亲身垂范和身体力行，其贯彻仍然要依靠各太平军贵族的具体施政表现。在中小军事贵族林立的苏福省和浙江省，农村政治表现最优异者，当属浙江桐乡太平军将领钟良相以濮院为中心实施的农村政治，其堪称“仁政”。
钟良相是湖北汉阳人，“名教束身，屈志降贼，非其本怀”，应该是在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武昌时被卷入运动洪流的，在杨秀清时期属于“新兄弟”。所谓“名教束身”，说明他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受到儒家伦理浸染“束身”颇深。既然是被卷入运动洪流，自然属于“屈志降贼，非其本怀”。到1860年太平军经略浙江嘉兴时，因为在天京事变和多年惨烈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广西客家人贵族，尤其是干练的军事和地方行政人才稀缺，于是钟良相这样的“新兄弟”便有可能补充由原广西客家人垄断的高级贵族职位，并有可能主持新开辟疆土的地方行政事务。当钟良相在嘉兴桐乡担任主将时，他已经拥有了符天福的爵位，成为一位决定地方万千百姓命运的地方军事小贵族。钟良相的儒家化施政是以一系列文告的颁布为先声的。首先为发布于1861年农历七月初一日的“设列规条十三则”：“一、立军师帅，准周礼二十五之制；二，清朝绅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廪禄，听归 林下；三，清朝政事利弊，可伸报因革损益，酌宜定制；四，留须蓄发，复中原本色，其外出经商者，准其剃头；五，编户口，给付门牌，以为安民识认，庶长毛客兵不敢来镇掳掠；六，避难迁徙，流离失所者，速即迁回，各安其所；八，商贾贩卖，平价交易，不准低昂其价；八，里中有强梁无赖子造言恐吓，使迁徙者不敢归宿，而彼从中抢劫者，经军帅禀明立究；九，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缺字)侵占者立究；十，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十一，弟兄放卡，应在三汉路口神庙及空屋借住，其无屋者，准搭芦扉栅，不得谋占民房，其有占夺民屋及强买货物者，经军帅禀明，立斩示众。(后二条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