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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诉讼制度特点：
1、皇帝进一步控制最高司法权
明代时，皇帝握有一切死刑和重案的最后裁决权，各类会审均须由刑部“拟律以奏”，然后依旨执行。皇帝亲自审案，任意用刑，如朱元璋凡“有大狱必面视”，“重案多亲切（审理），不委法司”。成祖时又令“重罪必五复奏”。明初太祖滥刑及作为常制的廷杖姑且不论，仅成祖诛戮建文帝旧臣，其酷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其他还有先去齿、断手、再断颈；有用油煎；有先割耳鼻再凌迟等等，致使明代法律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加速了明王朝的衰朽。
2、厂卫特务性机关干预司法
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太监组成的特务机关，专管“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重案。卫，即锦衣卫，原来是皇帝亲军“上十二卫”中最亲信的一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太祖开始，锦农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它几乎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一，被授予种种司法特权。
（1）侦查缉捕之权：其侦缉范围主要是涉及国家政权的大要案，对一般刑事案不干预。如民间有人在密室酒后大骂魏忠贤，声未落即被厂卫特务捕到魏府凌迟处死。
（2）监督审判之权：厂卫有讯问权，无判决权。
（3）法外施刑之权：厂卫自设特别法庭，任意刑讯问罪，假造证据、严刑逼供之事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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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诉讼制度简述
原则上，遇有一切人命，盗窃，户婚，田土等不公不法之事，明代的百姓都有起诉的权利，俗称告状。
1.1 诉讼当事人的资格
告状必须本人亲自出面，这是指80岁以下，10岁以上健康男子，即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其余老幼废疾妇女则须由壮丁家属代告。如果事关重大，如谋逆，人命，强盗重事，或如老人告子孙不孝等，则不管老幼废疾尽皆鼓励告官。妇女夫死无子，又无人代告，也允许本人告状。此外，卑幼不得告尊长，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奴婢告家长等，均入《大明律》“干名犯义”罪名之列。即便所告属实，也要被处以一定刑法。
1.2 书状格式
告状一般要求有书状，衙门设有代书人，若是口告，可以由衙门代书人当场写状。但是大部分状纸还是由专门的诉师写成。其中原因，明人说的明白：“小民有冤抑不申者，借词以达之，原无取浮言巧语，故官府每下令禁止无情之词，选代书人为之陈其情。然其词质而不文，不能耸观，多置不理，民乃不得不谋之讼师”。
官府为了审理的便利，为了防止捏词虚告等弊病，对于状式多有规定。状纸首先要求格式规范，告状人的姓名，地址，所告事由必须写明，内容要求简单明了，有些官员甚至规定内容不得超过3行，每行不超过50个字。明代中期以后，各地逐渐出现由地方统一制定的状式，百姓告状只需填写相关内容即可。
1.3 严禁诬告
《明律》严惩诬告。诬告人要按所诬罪情的二至三等定罪，若果诬“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被诬告人的一切损失皆由诬告人赔偿。如果诬告人罪至配役，而致其随行有服亲属一人死者，诬告人要被处以绞刑，并将财产一半断付被诬告之人。定罪明显较之《唐律》为重。司法实践中，还有诬告者被处以凌迟极刑的。
1.4 词讼的陈告与接收
《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原则上，民户百姓的词状应递交在基层的府州县衙门，军人的状词应先在百户所呈交，并进行初审。按察司以及布按两司的分守道和分巡道，都察院下派的巡抚，巡按，京畿地区的通政司等，虽然可以接受词状，但如果是一般的刑名案件，仍要求下拨到相关的基层衙门进行初审。当然根据具体的罪情和地区的不同，在接受词状上，官府也有特殊的规定，比如罪情重至谋反叛逆的，各处军民都可以直接赴京奉告，也可以向维护一方军政的镇守总兵，参军，守备等官呈告。为了镇守边防的需要，“大小词讼干碍守边旗军人等”，直接由巡关御史问理；临清地方因地处要冲，镇守临清的太监也可以接受词状，然后分发到相关衙门问理，等等。
严禁越诉，一般自诉案件必须逐级呈控。除法律规定的越级上诉以外，不经本管官司上诉的百姓有“越诉”之罪。“越诉”之罪主要惩治的是入京告状，至于两院两司出巡时遇到告状，或直接向府或司告状，这似不在惩治之列，一般只是批回基层衙门了事。对于不应受理诉状而受理的官员，有“不应受理而受理”罪，这是为了防止滥受词讼，妨碍本职，同时杜绝司法舞弊。
1.5 管辖制度的完善
明朝在唐宋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管辖制度：原被告在统一地的，由双方所在地管辖；原告与被告不在一地的，“原告就被告”，既由被告所在地管辖；数人犯一罪又不在一地的，“轻囚就重囚”，和“少囚就多囚”；一案涉及两地的，由先行受理的地方管辖，后受理的地方应在三日内将案件移交到先受理地司法机关。
1.6 诉讼的时限
明朝的诉讼，除了人命，盗窃等刑事案件可以不拘时间，随时告状外，诸如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的起诉是有时间限制的。相比之元朝，明代接受民事诉讼的时间，既告期更为分散和均匀，基本上每月都“放告”。放告的具体日期各地似乎还有区别，大致是以每月的三，六，九日，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作为放告的日期为多。
1.7 诉讼的审理
官吏在“放告”日期集中收受词状。首先审查词状是否符合规定，所诉事由是否有明显的捏词虚告的痕迹。或是当堂初看等。很多官员在官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出一些审察的依据：（1）牵告多人不准；（2）牵告妇女不准；（3）牵告乡绅不准；（4）告年久事不准；（5）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与廒经不对不准；（6）状中无写状人歇家姓名不准。词状如果不准则将告人训斥，赶出衙门；或在其状纸上批写不准的理由，令其安心。词状获准的要当堂宣布，并告诉原告明日当堂审理，所有词状，原则上官府都要设立文簿，登记明白。
对于应受理的词状而不予受理的，明律专设“告状不受理”一条，据所告事情轻重对于官吏予以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果所告为谋反叛逆罪不受理的，要杖100徒3年；如果后果严重到聚众作乱，攻陷城池及劫掠人民的，有关官员要受到斩刑。海瑞巡抚应天时，曾发布类似禁约，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说明受理词讼的重要性，“凡争斗户婚，虽是小节，当为剖分，衣食等项，当为处理。……….不能执我严法，使诬者惧之不来，乃并实者弃之，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为民父母哉！”
1.8 诉讼费用
若词状被官府批准，原告则须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诉讼费。曾有人批评明代官员：“止知准状为取钱之媒，故只以多准为讳”。诉讼费一般八分入官，二分公用。“其入官之数申达类解，其公用之数务要支销明白”。
1.9 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辅助作用
明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基层官府中，官员与所管辖百姓之比日渐悬殊，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诉讼压力，国家一面提倡以礼约束民众，同时要求书状人开导小民，些许小事不要尽诉于官，由此化解诉讼。主要的手段是把乡族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鼓励甚至
规定他们在司法中成为政府的辅助力量。
“乡”是指县以下的乡里组织，明代在乡里设里甲制度，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从洪武年间开始，乡里普遍推选老年德高之人，设立老人这一乡职，在洪武年间的一段时间里，里老人对于司法中的“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钱债，赌博，子孙违反教令”等须先经过本里老人及里甲断绝。百姓未经里老人而直接告官的，以越诉论处，接诉的官员也要治罪。至人命，奸盗诈伪重事，方可告官。关于老人剖决的具体事务及在乡里的诸如教化等职能，朱元璋也多有规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里甲老人是在强大的皇权扶持下实现其司法职能，具有县以下一级司法机构的性格，可以独立审判。其审判只受皇权本身的监督，地方官府不仅对老人少有监督权和控制权，老人反而有为皇帝监督地方官府的特征。
但这样的审判 格局在理论与实践中都缺乏长久广泛的依据。洪武以后，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由独立审判逐渐转变为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以“便益官府”为最高目的。这些辅助司法的作用包括：调停讼事，地方有刑事案件及时报告官府，官府调查案件时作证与“保勘”。尤其是作证与保勘，因为事关重大，官府对里甲老人的行为多有约束和规范。明中期，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讼事压力，也从明除太祖的榜文中找出依据，希望发挥里甲老人的司法作用，但他们的主张是在官府统一收状后，将一部分轻罪的状纸盖印，“定限俱发该管老人剖理明白”，再带原状及原被告到官府完销。里甲老人虽然有审判的机会，但显然只是地方官府的司法辅助手段，与明初里甲老人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同。
明代中期以后，乡约保甲在很多地方盛行起来，“乡约原为劝民，保甲原为安民”。乡约对约中成员具有约束力，实际化解了部分如户婚田土等轻罪；如果发现重罪则须报官，由官府审理，既是“乡甲之约，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
“族”指家族，宋代以来，聚族而居，累世同居共财为特征的家族渐渐发展起来。到明代，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至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甚至每一甲为一姓所据。家族为了自身的发展，都有族规，族规对族内成员的作用如同乡约对约内成员的作用，户婚田土等轻罪可以在族内化解，重罪才由官府审理。为了达到简讼的目的，如果族内成员为些须小事告官，族长调停无方，官府甚至有责罚族长的情况。
2 结束语
明代诉讼法中贯串了儒家精神，是法与礼结合的产物，明律儒家化的过程不仅早已完成，而且在唐以后历代的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所以明代诉讼法中贯串的贵贱有别、尊卑不同、重视孝弟伦常的精神，比历代都鲜明突出。明代诉讼制度中虽有若干合理因素，但其实效不显著。
比如明代禁越诉，要求把词讼尽量放在基层解决，这办法既不切断越诉的途径，又可防止滥诉和越诉的泛滥；既因官方和当事人活动范围相近，较易于掌握情况正确审理调处，又减少了词讼人因长途奔波告状而耗费资财、延误劳作的损失；还有利于司法机构体系的完整，使较高层的衙署能集中力量解决大案，这些都有合理性，明代严惩诬告，其指导思想固然只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而且这种把责任全部归于诬告者，不追究有关部门责任的规定，亦反映了封建的刑法报复主义。尽管明代对诉讼有种种限制，但如果所告的是叛逆谋反时，则一切限制都可以逾越，只求把这讯息以最直捷的途径直达御前，特务机关“厂”、“卫”干预司法，“廷杖”“诏狱”等酷刑充分体现了皇权高于一切，法律只是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这个根本的原则，明法律加深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酱缸，标志着我国绝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