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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对劳动力的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唐朝寺院由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放免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为了保存佛经和弘扬佛法，手抄佛经、雕刻、石窟寺、造像、壁画等佛教建筑及艺术品大量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及窟内的绘画、彩塑和出土文书，北京房山石经等，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
从汉王朝在黄巾起义浪潮冲击下覆亡开始，中国大地从三国、两晋而南北朝，从北到南实际上经历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分裂，直到隋的建立才暂归统一。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紊乱不定而礼教崩坏的时代，人们无奈于苦难的现实人生，往往难以预料自己的命运，于是由西域传来的佛教找到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各君主显贵希冀从佛教王国得到庇护与慰藉，均崇信佛法，保护倡导佛教。例如宋文帝令沙门参与机政；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曾赴大庄严寺，久乃还宫；魏孝文帝七次下诏兴隆佛法，大兴佛寺。虽然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佛教经历了短时期（446-452）的打击，但在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又得到恢复。后来北周武帝灭佛，时隔不久，佛教又卷土重来。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思想体系，佛经流布，伽蓝栉比，浮屠林立。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佛教书画也乘势兴起，很快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实际上佛教东来之初曾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经过百余年到了汉末，佛陀虽然不再与黄老并提，但与道教的区分仍不很明确。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促成了佛教书画的第一次大繁荣。在魏晋南北时期，佛教绘画成为时代绘画的中心和主体，凡会作画者几乎都能作佛画，而且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等画坛高手首先是由于其精妙的佛画而声名远播的。中国画史有关中国佛教艺术的记载始自魏晋，佛教画成为中国绘画当中一个主要科目也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这一历史时期佛教绘画的主要部分则是寺庙壁画和石窟壁画，宣传苦行的佛本生故事，崇扬佛法无边的降魔变，以智慧超常的维摩诘居士为主体的维摩诘经变等等，都是一画再画的题材。魏晋南北朝佛教绘画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中国传统绘画的伦理意义为佛教教义所充实，绘画技术技巧渐趋成熟，而书法审美的自觉和研究的热情又促进了绘画技法的自觉和精研，这样，即使在佛教绘画中，绘画也不单是阐释佛理教义的工具，而同时是创造美的行为。
以六朝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佛教绘画，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一是绘画形象借鉴、摹仿的痕迹和民族化的努力。中国的佛画一开始自然是以西域天竺传来范本为师的临摹，甚至最早的佛画家也是外国僧人，例如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等人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图画于保福院。经过必要的学习、摹仿阶段，中土佛教画家逐渐成长起来，在研求、吸收外来艺术的同时，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融而为一，到晋的卫协、顾恺之的时候，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二是绘画表现技法的进步。域外佛画的裸袒或薄衣式造型，明暗晕染技法，和以人物尺寸大小区别其社会地位从而突显主体的构图方式，影响了中国画家，被一些画家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张僧繇用天竺法画凹凸花便是例子。三是现实生活因素的杂入。六朝壁画情节复杂、场面壮观、气势宏大，大多是以大乘经典为根据的，在图画中常常可以见到现实生活片断的描绘，尤其在南北朝与隋之交的佛教壁画中，人物造型动作、环境背景的描绘都显示出较有写实性的表现水平，折射出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四是绘画主体的变化。由于绘制佛寺石窟壁画之需，大批民间画工加入了绘制行列，士大夫画家也因时尚而纷纷参与佛画绘制。绘画主体由六朝以前绘画内容、风格有别的宫廷画工和文人画家，变成为以佛教为共同题材的士大夫画家、民间画工、沙门释子的联合队伍，他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也相互影响。五是南北画风的差异。大略来看，南方（后来是南朝）的佛教绘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卷轴次之，画风绮丽精巧，颇多新意，中国味较北方佛画多。北方（后来是北朝）的佛教绘画以石窟壁画为主，寺观壁画次之，画风雄浑富丽，较之南方佛画多摹仿，多西域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兴盛时期（另一个兴盛期为隋唐），正是佛教隆兴之时。佛门中高僧大德以书艺为佛事服务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书林高手写经书碑亦大有人在。魏晋南北朝翻译出的佛经典籍有几千部之多，其对书法艺术的传播和促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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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追慕高远的境界。我们试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导致社会风气的颓丧，举如：外族的侵凌和思想的转变等等，无处不在刺激人心而使走向积极或消极的道路。正当北朝石勒称王，嗜杀好货，野蛮成性时，而印度名僧佛图澄，便在此时进入中国，在后赵石勒的区域，宣扬佛教的慈悲教化。佛图澄除了宣扬教理以外，唯一特点，就是曾显示了许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减少杀机，同时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并且他又传授佛学的修证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静、调息、守意入定）的禅定法门，使人们在相信佛教学理之外，又有确实修持方法可循，与中国道家的养生方术，可谓相得益彰，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佛学谈空说有的口头理论以外，确有神通、禅定的实证方法和事实可凭，这也是佛教由佛图澄而大肆开展的最大原因。后来他的中国弟子道安法师，又是学问博洽，兼通世务，德重当时的学者，而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也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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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一)。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经籍志·道经》，《隋书》卷三十五)。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此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是存疑的，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 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 “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
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