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贫困学生

2005年，全国贫困大学生的数量是405万。这还不包括民办学校、独立学院、分校以及高职高专。现在大家只看到部属高校，因为那些学校的学生都已

经“脱贫”了，可全国部属高校才70多所，“985”、“211”工程的院校34所，只看到这几所，能代表中国1600多所高校吗？

8月20日，是天津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天津工大)教职工“开学”的日子。一大早，天津工大学生处分管贫困生借贷工作的李志鹏就来到办公室，开始了新学年第一天的工作。

尽管学生还未正式开学，李志鹏的工作仍然很忙。今年天津工大计划招生4000人，而贫困生就占到15%，也就是600人，如何安置好这些学生，让他们能够顺利入学，并能够在学校期间有足够的生活费，是李志鹏的工作重点。

进入8月以来，为贫困生资助的呼声“一路高歌”，从8月5日教育部“首曲”自今年起将设立针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贫困学生的总额

为1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助学奖学金，受益学生人数每年将达到53.3万余人。各地政府、高校纷纷表态，要拿出多少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并对全社会保证

“不让一名考入公办高校的大学生因经济问题而辍学”。

在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爱下，贫困生的问题目前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存在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与贫困生贷款相关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专家，发现在如何关爱贫困生上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

困惑一：资助贫困生都“一刀切”？

天津工大今年在对贫困生的资助投入是200万元，“我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好这笔钱”。李志鹏说这话时，记者能感到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天津工大对“这笔钱”的分配是有一套自己的做法的，李志鹏说，学校首先会对贫困生进行“身份”确认。

关于是否是贫困生这点，大多数高校会以学生家庭所在地开的村、乡、镇三级证明；学校到学生家庭所在地做调查，了解学生家庭人年均收入多少，是否低于当地的生活保障线；还会在校内设立一个最低生活线，如果学生在校的生活费低于150元就视为贫困生。

在2004年以前，天津工大和其他学校的做法一样，但在操作过程中发现“有时候会很难把握”。除了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特困生以外，还有比较困难学生和一般困难学生两种，在发放借贷款时的额度就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资助贫困生不能“一刀切”。

“在审核学生所开贫困证明的有效性、学生在校园里消费的真实水平问题上，以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得信息”，李志鹏说比较困难。

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工大从2003级和2004级的学生开始试行“经济困难学生民主评议表”，以打分的形式，让各班班主任组织班

委会、团支部以及若干普通学生组成的评议小组，从“待定”贫困生的学习态度、品德修养、勤劳俭朴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定。最后，由学生处对每名申请学生的综合

情况进行分析，并形成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意见分值，做成数据库，学校每年依此结果将对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中的二、三、四年级学生进行调整。“2005届的

新生再做认定，那么全校就有3/4的学生经过认定了”。李志鹏告诉记者。

经过认定，天津工大在对贫困生提供助学借贷款、提供助学岗位的时候，就可以依据这些数据来认定哪些学生优先，李志鹏说，另外，助学岗位的报酬也不一样，特别困难的学生每小时8元，一般困难学生则4元1小时。

目前，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奖、贷、助、补、减并行的国家助学体系，其中学校是奖、助、补、减多条腿走路，最大限度解决贫困生经济问题。

李志鹏说，学校的助学体系一般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生活补贴和减免学费。并且，减免学费和临时性困难补助，从500到3000元不等，勤工助学则一般每月150元左右。

天津工大的学费一般每年3200～8000元不等，住宿费800～1200元，李志鹏说，正常学生入学时所交费用在5600元左

右，如果生活费按每月150元算，一个大学生一年大致需要7100元的费用，这成了衡量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标准。去年天津工大来了一个极特殊困难的学生，

她不仅来自贵州贫困山区，而且还患有小儿麻痹。了解到情况后，学校为她减免了所有的费用，还组织全校捐款，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在学校书报亭工作的勤工助学岗

位，每月150元，这样她一年的所有费用都解决了。李志鹏表示，学校会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学上，同时吃饱穿暖。

困惑二：贫困生的心理是否健全？

从天津工大的做法中不难看出，一个高校对贫困大学生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帮助。而李志鹏认为，天津工大与其他高校一样，是根据教育部、其他部委及地方政府的配套文件来做的。

就在全国上下为贫困生捐钱、捐物热火朝天的一片热闹之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以下简称新长城)主任李利发出冷静的声音：“贫困大学生除了钱，还需要什么？”

李利说：“现在很多贫困生都能够通过绿色通道、助学贷款入学。但并不是说入学之后就万事大吉了。”谁来关注这些贫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就业”问题。

一般来说，贫困生都生长在山区或农村，上大学也是他们第一次出门，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红绿灯，有地铁，而地铁是可以左右两边

开门的。李利说，这就叫“视野贫困”。这些都会造成和同学在交往过程当中无法有共同的语言。新长城在21所高校设立了“自强社”，这个社团成员全部是贫困

生，新长城经常会组织“自强社”走出校园，参观企业，也会请很多在社会很成功的人，为“自强社”的贫困生演讲。李利说，这些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

他们曾经贫穷。李利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贫困生，贫困并不可怕，而贫困的经历对于大学生树立如何直面人生，直面贫困，帮助他们战胜、克服困难的

信心，尤其帮助他们树立“贫困是笔财富”的理念。也是开扩成长的视野。让大家明白“原来贫困的人也可以成功”。

对于来自山区的贫困大学生英语口语不好的问题，李利说，新长城有个“国际义工”的项目，招募了很多国际义工，这些人都是外企白领和海归，他们愿意在晚上或周末时和贫困生沟通、交流，教贫困生英语、计算机。

另外，为了使贫困生在将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新长城还准备建立社会实践基地，让李利高兴的是，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正在响应。

困惑三：贫困生与捐助人是什么关系？

新长城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个专门针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项目，完全由社会捐款来维持机构的运作。记者看到，在新长城

《2005·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的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2000元，帮助一名特困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20万元，帮助一所高校100名特困大学

生。”

新长城项目成立以来，一直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单位每年都会定期捐10万～20万元。所以如

何做到公信、透明、科学是新长城最重要的工作。李利说，做慈善扶贫的工作，不仅仅是要道义和情感，更需要科学、技术，不是凭着一番热情，就能把事情做好。

记者了解到，新长城在选择捐助对象时，首先尊重捐赠人的愿望，其次是西部高校优先。李利说：“西部高校贫困生多，而西部农林师范类院校的贫困生更多，并且他们最难得到帮助。”

很多人认为，把钱直接交到学生手里，对贫困生是最好的帮助。李利说：“这是非常错误的。” 当捐助人把钱直接交到贫困生手里的时

候，两者之间就会有感恩、报恩的心理，而受资助的学生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一段时间后，学生承受不了压力，开始躲着捐助人，捐助人就会很失落，会觉得“凭

什么，怎么大学生都是白眼狼，我们给他们钱，怎么他们连打个招呼、联系一下都不愿意，甚至还躲着我们”。李利说，这就是在个人资助过程中方法的失败。

更不用说，很多人同时去资助一个学生，当这个学生拿到很多的钱，这个学生就会成为一个“贫困生贵族”。因此，新长城会说服捐赠人尊重基金会的指向，把钱集中起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困惑四：对贫困生的资助能普及吗？

“1996年，全国有100万的贫困大学生，2001年，是300万，教育部最新统计，2005年8月以前，是405万。这还不

包括民办学校、独立学院、分校以及高职高专。现在大家只看到部属高校，因为那些学校的学生都已经“脱贫”了，可全国部属高校才70多所，‘985"、

‘211"工程的院校34所，只看到这几所，能代表中国1600多所高校吗？”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周洪宇向记者出示了这样一组数

据，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周洪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高校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在贷款方面，教育部部属院校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学校的声誉好，学生的素

质也比较好，尽管也有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考进去了，但用人单位或者社会方面对这些学生的期望比较高。因此，银行认为这些贫困生能够还得起，所以愿意贷款。

最困难的是一些省属高校里，特别是不在省会城市的高校。周洪宇举了一个例子，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湖北师范学院、荆州市的长江大学、恩施市的湖北民族学院，

特别是恩施市的学校，这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个地方的贫困家庭，更是非常困难。

所以非省会城市的省属院校贷款非常的困难，银行看到学生的家庭太差，没有能力还贷，而学生所在的学校的就业率也不可能很高，就不愿贷给这些学生。

周洪宇也表示不能责备银行，过去学生也存在“欠贷”问题。细分析学生欠贷，原因有两个，其一，有些学生的确是家庭贫困，家里为了供一个大学生会欠很多的债，这些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首先想到的是先帮家里还钱，因此就拖了下来；其二，这部分的学生就是恶意欠贷。

针对这些问题，周洪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周洪宇说，政府现在每年给贫困生拨款10亿元，思路很正确，但是应该把“这块饼做大，做薄”，将奖优这部分减弱，金额减少，使之成为助学奖学金。尽可能地使更多的贫困生享受到“阳光普照”。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国联网的高校学生征信系统”。在这点上，周洪宇建议记载学生的个人信息的档案，并对贷款、还款情况进行跟踪

管理，将档案一起交给用人单位。对于恶意欠贷的学生，利用高等教育学历查询系统发布他的个人信息，“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找不到好工作，将来也不能买房

子”。

周洪宇认为，大学生在借了钱之后要还贷，压力很大。建议“建立一个有差别的还贷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来自山区贫困地区的

学生如果用国家助学贷款读的书，那么在这个学生毕业后，可以让他回到家乡去。如果他愿意回去，那么国家减免他所贷款的学费。另外，为了使贫困生能安心留在

家乡工作，建议国家和当地的政府，在他的工资基础上，再补贴100～200元钱”。

周洪宇说，这实际上是一举三得，首先，在当地就业，减轻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其次，贫困生找到了工作；最后是，给当地提供了人才。

贫困生持续增加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贫困大学生的？

周洪宇：我是从2002年底开始关注的。农村地区多数为贫困地区，相对城市是个弱势的地方，在这个人群里有个相当大的弱势群体，那就是贫困大学生，他们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但这些非义务教育的贫困学生的学费、杂费及其他的费用怎么办，谁来关心他们？

记者：您是否捐助过贫困大学生？

周洪宇：我捐助过大学生，有时是学校组织，到农村去调研时我也捐过。但不是定期的。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困生，并且在不断的增加？

周洪宇：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从根源上说，还是经济发展不够，地区发展严重失衡。

还有一些因素，像天灾，如1998年特大洪水，使得在农村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遇到这样一场灾难马上使这个家庭从贫困跌入赤

贫，那他们的孩子就成了特困生，这样就加剧了贫困生的出现。而在城市，有些是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父母下岗或者去世，也会使这个家庭变成赤贫。

另外，这与我国从1998年高校扩招有关系，本来1996年贫困生的数量是100万。自从1998年到2001年突然就增加了2

倍，这个数字实际是从1998、1999年开始突出的，分析原因就是，1996年以前上大学的费用是由国家承担的，而1996年高校收费并轨后，贫困生的

问题开始突现。

所以与高校扩招、降低入学门槛有关，特别是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和分校扩招，很多的学生可以进高校。因此，高校扩招得越来越快，贫困生也就增加得越来越多。而到了今天，405万贫困大学生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记者：您认为贫困生仅仅是需要钱的帮助吗？

周洪宇：贫困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另一种是心理贫困。经济贫困好解决，给钱就行，而很多学生是心理贫困，因为贫困会产生自卑、不自信，同时也不愿别人知道家里比较穷。

这些学生尽管申请了贷款，希望得到这笔钱，但不愿被贴上贫困生的标签。这方面，学校应该采取心理辅导、教育、交流等多种方式。让贫困生认识到贫困是暂时的，可以改变。个人不能选择出生，不能选择父母，所以要承认现实，面对贫困需要正视，迎接这个挑战。

当然，还包括社会各界不能对贫困生歧视。要制定反歧视法。

改善贫困生现状要立足于制度创新

记者：除了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贫困生以外，其他的家庭一般贫困的学生怎么办？

周洪宇：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商业贷款，也可以在校内外勤工俭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看到，在国外实际上困难生很多，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实际上，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都在打工，不管这个学生有钱没钱，这与美国个人至上主义和不依靠大人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而国内的贫困大学生却不能完全做到这点，不可能用打工挣来的钱上大学。而且，打工的机会对于需要打工的人来说，还是太少。打工的费用，还是太低。“机会少，收入低”这是打工学生的两大困难。

很多学生在校内找不到职位，只能到校外去，到外面去打工还要看哪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少的话，情况就要乐观些。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多的话，像北京的大学，学生在校外除了做家教，还有哪些地方会给学生打呢，这个市场对于打工的学生竞争太激烈。

我曾在2004年的人大代表大会上提议，学校要采取各种措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的机会。对于这点，很多的学校还没有发掘够。高校完全可以将原来在社会上请的看门人，及其他的后勤人员的工作交给贫困大学生。只要是非学术性的，后勤的都可以给学生做。

记者：那您认为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完善资助制度？

周洪宇：我想有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应该建立各种基金，同时国家对各种捐献钱的人，给予一种免税的制度，交了多少可以扣除所得税，

主要是针对企业。可以充抵应交的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本来要交100万元的税，有政策可以让企业把这钱充抵捐赠了。企业就认为，反正这钱也是要交的，不如

把钱交给慈善机构。

国家不仅是要出台这个政策，而且还要鼓励。在国外，各种基金会特别多，就是因为实行了良好的奖励制度，像比尔·盖茨每年拿很大一笔所得税出来用于捐款。说起来好听，实际上他也没有吃亏。

另外，在学制上应该改，要有灵活的学制。说具体些，一个贫困生现在没钱，学校可以保留他的学籍，可以缓2～3年上学，而让他在这

段时间内去打工，有钱之后再来上学。如果让学生有退路，有多种选择，那么压力就不会太大。虽然贫困生仍然存在，但是问题就不会那么突出。所以在制度设计上

要给他多一点选择的空间。

但对于延期上学的制度，要尽快研究究竟可以延长多少年。尽快出台政策，让学生明白自己可以保留多长的学籍。还有一个就是学分制，因为晚了几年上学，学生当然想快点上课，把学分都拿到，可以不必读4年，也许只用两三年就读完。

对非重点高校应有政策倾斜

记者：目前实行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是由银行、地方政府、高校三方承担，有的高校认为要学校承担这样的风险不合理，您认为呢？

周洪宇：高校既然是半公共产品，应该施行成本分担。我认为这个制度比较适中。当然各高校的情况也不一样，省属院校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可能压力较大，要看学校的类型。如果是重点高校，特别是“985”高校，对他们而言那就少了。

因此，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应该灵活一些，也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重点高校，像“985”高校，筹款和取得经费的渠道广，所以贴息高也是应该的，省属高校低一点也是应该的。

对高职高专、民办学校更是如此。这些学校本身还在生存的漩涡中挣扎，要他们拿出很多钱来贴息，非常困难。况且，每年要这些学校拿出10%的学费来资助贫困生已经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重点高校本科不会再扩大招生，接下来扩招的将是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分校及高职高专。而这块正好是国家助学贷款、

商业贷款、高校贷款和国家助学金关注甚少，但又急需关注的一个方面，如果不尽快想办法解决，不把“阳光”普照到他们身上，贫困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