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颛 -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后世称张衡为 木圣（科圣）。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
张衡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
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登基后张堪受荐拜官。曾被任为蜀郡太守随大
司马吴汉讨伐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
阳(今北京附近)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
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所
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伐蜀时他是首
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蜀郡号称天府，
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很有文采。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
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这一地区壮丽的
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首
都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一位青年学者崔瑗，
与他结为挚友。崔瑗是当时的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也精通天文、历法、
数学等学问。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
主簿，掌管文书工作。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
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他在
这些方面的名声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
拜为郎中。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迁尚书郎。次年，迁太史令。以后曾调任他职，但5年
后复为太史令。总计前后任此职达14年之久，张衡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
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但不久受到宦官排
挤中伤，于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调到京外，任河间王刘政的相。刘政是个骄横
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地方许多豪强与他共为不法。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
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3年后，他向顺帝上表请求退休，但朝廷却征拜他为
尚书。此事颇有蹊跷，因尚书的官秩远低于侍中或相，他是否应征，史载不彰。
就在这一年(永和四年，即公元139年)他即告逝世。
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
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1．天文学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著《灵宪》，作浑天仪。此外，
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关于《灵宪》
《灵宪》是张衡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
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
要点如下：
(1)宇宙的起源。《灵宪》认为，宇宙最初是一派无形无色的阴的精气，幽
清寂寞。这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称为“溟滓”。这一阶段乃是道之根。从道根产
生道干，气也有了颜色。但是，“浑沌不分”，看不出任何形状，也量不出它的
运动速度。这种气叫做“太素”。这又是个很长的阶段，称为“庞鸿”。有了道
干以后，开始产生物体。这时，“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
地定于内”。天地配合，产生万物。这一阶段叫做“太玄”，也就是道之实。
《灵宪》把宇宙演化三阶段称之为道根、道干、道实。在解释有浑沌不分的太素
气时引了《道德经》里的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些都说明了《灵宪》
的宇宙起源思想，其渊源是老子的道家哲学。《灵宪》的宇宙起源学说和《淮南
子·天文训》的思想十分相像，不过《淮南子》认为在气分清浊之后“清阳者薄
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上地下，这是盖天说。而《灵宪》主张清气
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这是浑天说。
总之，张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认为宇宙并非生来就是如此，
而是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张衡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代认为宇宙结构亘
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有所相通。
(2)关于宇宙的无限性。战国时代的《尸子》定义说，“上下四方曰宇，往
古来今曰宙”。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把空间和时间联系
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和西方古代把二者看成是两个互相割裂的概念大不相同。但
是，中国和西方一样，在二者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上历来也有争论。《庄子》
一书中就有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说法。而西汉末年的扬雄却认为“阖
天为宇，辟宇为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张衡虽然长期
研究扬雄的《太玄经》，并受到扬雄较深的影响，但在宇宙的无限性上却不愿遵
循扬雄。《灵宪》认为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
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宇
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扬雄的思想和目前天文学界最负盛名
的大爆炸宇宙学说在终极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张衡的结论却和当代的辩证唯物主
义哲学相合。看来，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还得长期争论下去。
(3)关于天地的结构。《灵宪》把天描述成是恒星所在的地方，它是一个偏
心率极小的椭球：“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
则增广千里。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天上有一个北极，枢星正好在这个位置上。
日、月、五星都绕它旋转。天还有个南极，是在地底下，人不可见。人目所见的
地表面是平的，正在天的中央，“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可
见，张衡心目中的地是个半球。在地面上来说，如以8尺高的表在同一天正午测
量日影长度，则南北相距千里的两个地点所量得的表影长度相差1寸。
为什么把天地要设想成是个椭球结构？我们已无法了解，或许，一种可能是
囿于传统。早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就提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
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东西比南北长了二千里。《淮南子·坠形训》中也引了
这两个数值。可见古人大概相当相信天、地的东西要比南北来得长。
地平说和“表影千里差1寸”的理论，过去人们曾以为是盖天说的内容。但
若据此即认为《灵宪》的天地结构模形是盖天说，那就不当了。浑天模型和盖天
模型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浑天的天是球状的，天可以转到地下去。天不仅有出于
地上的北极，还有隐于地下的南极。盖天的天则或像一个盖子笼罩着平地(近人
称之为第一次盖天说)，或者和地构成二片平行的曲面(近人称之为第二次盖天
说)。总之，天永远在地之上。天只有北极而不可能有南极。因此，从对天的结
构认识来看，《灵宪》只能划入浑天说而不能视之为盖天说。关于地的问题，必
须指出，历史上的浑盖之争，主要在于天而不在于地。直到唐代一行彻底否定了
日影千里差1寸的旧说之前，水平大地的观念还一直存在于浑天说中。就是在一
行之后，直到西方天文学传入之前，我国仍然未能建立起明确的球形大地的数理
模型。反倒是《灵宪》中的那种“天圆地平”说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4)关于日、月的角直径。《灵宪》记载，日、月角直径为整个天周的“七
百三十六分之一”。化成现代通用角度单位即为29′21〃，[根据钱宝琮的研究，
认为《灵宪》的“(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
一”当校改为“(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
如此则日、月的角直径当为 29′35.3〃]。这和近代天文测量所得的日和月的平
均角直径值31′59〃和31′5〃相比，误差都只有2′左右。以二千年前的观测条
件而论，张衡测值可谓精确。
在张衡之前的《周髀算经》中也介绍过一个观测：用一根8尺高的竿子垂直
立于地面，每当太阳过子午线时量竿影长度。当影长正为6尺时，用一根8尺长、
孔径1寸的竹管观看太阳。《周髀算经》认为此时太阳视圆面正好充满竹管。由
此，《周髀算经》按照“千里差1寸”的比例关系，求得此时太阳距人目为10万
里，进而求得太阳的线直径为1250里。由于“千里差1寸”等基本出发点都是错
误的，因而《周髀算经》所得极为荒谬(太阳的线直径实际为139.1万公里)。就
观测本身而论，《周髀算经》的结果也是相当粗疏的。按竹管长8尺，孔径1寸计
算，太阳角直径为42′58〃。误差比《灵宪》所载大多了。
(5)关于月食原因。在张衡之前，人们已对日食的原因有所认识。西汉的刘
向就说过：“日蚀者，月往蔽之”(见《开元占经》卷九所引)。东汉王充在《论
衡·说日篇》中引述过别人的一种更明确的说法：“或说，日食者月掩之也。日
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而对于月食原因，则在张衡之前尚无明晰的解
释。大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张衡在《灵宪》中就未及日食原因，而是专门论述
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
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
在星星微，月过则食。”
这段话中说到，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光月。月亮
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
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这
样一种月相理论，在《周髀算经》中已有大概：“日兆(按：通照)月，月光乃生，
故成明月。”西汉京房说得更为明确：“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
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开元占经》卷一引)。张衡的月相理
论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所突出的是张衡强调了月相与日、月相对位置的关系。
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要问，既然“当日则光盈”，那么何以有时候当日时会有月
食呢？对此，张衡回答说：“蔽于地也”，即大地挡住了日光，使日光照不到月
亮上去了。张衡把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起个名字叫“■虚”。月亮进入■虚时
就发生月食。《灵宪》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不过，再仔细思考一下■虚，人们又会提出问题。按照《灵宪》所说的天地
结构，地是其下部与天球相密合的半椭球。那么：(i)要使日、月能没入地平且
能在地下运动，日、月就只能是两个无厚的圆面，这就和上面说的月相理论相矛
盾。(ii)太阳没入地平后光线就会被地半球完全挡住，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投射
上月亮。这样，晚上的月亮应该总是看不见的，这也就根本谈不上月食的问题了。
要解释这两个矛盾，只能认为《灵宪》中的地有二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
相对天来说的地，那是个半椭球。第二层含义是相对日、月来说的，那是孤悬在
天球中央的一个较小的固体物。或者，可以把这二层含义统一起来说：孤悬在天
内的是一片陆地，此外的地则全是水，故能与天球下半相密合。这样理解之下，
则日、月仍可是个圆球；而日到水下之后日光仍能穿透水而照射到月亮上，只有
那块相对较小的陆地才能产生一块■虚。当然，在这样推测的时候还得再补充一
点，即应该认为在张衡看来，水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物质，所以深入地下之后的
日光仍能穿透厚厚的水层而射到月亮，产生皓然明月。
(6)关于五星的运动。《灵宪》中提出了4点极有价值的见解。第一，日、月、
五星并非是在天球球壳上，它们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地的远近各有不同。第二，
这7个天体的运动速度也不同，离地近的速度快，离地远的速度就慢。第三，
《灵宪》用天的力量来说明行星之所以有留、逆、迟、速等运动变化现象(“天
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
于天也”)。第四，按照五星离地远近及其运行的快慢，可以将它们分成两类。
一类附于月，属阴，包括水星和金星。另一类附于日，属阳，包括火星、木星和
土星。
《灵宪》上述这4点都很有意思。其中第一点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
实际情况要比这种概括复杂得多。第二点则与古希腊人的思想完全相合。而在中
国，则在张衡之前还没有人提起过，并且在他之后也未对此点给予重视，这就使
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点虽然说得非常含混难解，而
且完全不正确，但它却显然是在寻求说明行星运动之所以有顺逆迟速的力学原因。
这种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个天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500多年之后，王锡阐在《五
星行度解》里提到了类似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对日、月、五星有一种类似
磁石吸针的力量。王锡阐的思想的力学性就更明确了。虽然张衡、王锡阐的思想
都并不正确，但是行星和它们的卫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地球是一颗行星)的运
动，的确都是受到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这些天体运动中的力学原
因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西方，对于这种力学原因的探讨在张衡之后的1000
多年里仍然是没有的。许多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都只有对日、月、五星的运动作
精细的运动学描述，而从未想到过解释其力学原因。力学原因的探讨要直到16世
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后才被提出来。第四点也很有意思。《灵宪》的行星分类正好
是太阳系中内行星与外行星的分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
球，都是绕太阳转的，而月亮则是绕地球转的。所以，“附于月”的说法当然是
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张衡和其他古人一样，把月亮作为阴的
代表。不过，从金、水两内行星的运动来说，人目所见的鲜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
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只能从晨出于东方开始一个会合周期。而内行星则在
一个会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于东方，而且还可以像月亮一样，昏出于西方。正是
由于这种昏出于西方的相似性，《灵宪》才提出“附于月”的说法。
(7)关于星官。满天繁星，古人将它们组合成一个个星组，以便于对它们进
行辨认和观测。这些星组少则一星，多则数十星。这样的星组古人称之为星官。
由于各个天文学家的取舍、组合方法并不都相同，因此形成了许多家不同的星官
体系。直到张衡时代，流传于世的星官体系有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体系，
有石氏、甘氏、黄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体系。对这些各有特色的体系，张
衡作了一番比较、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发展出了一整套收罗恒星最多的新体系。
《灵宪》记载，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
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张衡的这一星官体系整理工作比(三国吴)天文学家
陈卓总结甘、石、巫咸三家星官的时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数
比陈卓要多得多(陈卓所总结的有283官1464星)，成就当然要比陈卓大。可惜张
衡星官体系已经失传，这是我国恒星观测史上的重大损失。
与恒星星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灵宪》中提出了星空里还存在一种“微星”
即很暗弱的星，其数有11520颗。这个数字并非严格得自实测，而是来自《易经》
中神秘的“万物之数”。数字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张衡认为有微星存在，且星数
比亮星多得多，这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8)流星和陨星。天空中除了日、月、星(古称三光。星包括行星和恒星)这
些常见成员外，还不时见到流星之类的天体。《灵宪》认为“及其(按：指三光)
衰也，神歇精■，于是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这里，张衡继
承了前人“星坠至地则石也”(《史记·天官书》)的思想，对陨石的来源予以较
正确的解释。同时，张衡还探讨了陨星产生的原因，认为是与日、月、星的衰败
有关。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太阳系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星体，当它们在运行
中与地球相遇，进入大气层后因摩擦而燃烧，便成为流星；较大的流星体在大气
层中未及烧尽而坠落地面，便成为陨星，或称陨石)，但是，每个天体都有发展
到“衰”败死亡的阶段，这却是非常科学的结论。张衡的这个思想非常合乎辩证
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缺乏的。
与陨石相联系，《灵宪》中对恒星的产生也有一种解释：“地有山岳，以宣
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种星生于地的见解当然是
完全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几百年的天地相应的思想的反映。《灵宪》说道：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
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些所谓天地之间的
对应，纯粹出于人的主观附会，毫无内涵上的科学联系。例如，所谓天的九位
(即古人所谓九天)和地的九域(即所谓九州)全都是中国古人的人为划分。所以，
这种相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张衡之所以会有山岳之精气上升为星的想法，原
因即在于他见到的陨星至地都是石头，而山岳则正是最多石头的地方。石头又怎
能上天？所以必然会想到这是山岳的精气，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为星。这些反
映了陨石来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纪，还有天文学家认为陨石并非
来自地外的说法。
《灵宪》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当然仍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除
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点外，比如文中还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当作事实记载在内，甚
至说嫦娥入月后化成了蟾蜍。至于文中流露的种种星占术思想，那是当时整个时
代的风气，倒也不必去苛求张衡。总之，尽管《灵宪》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
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
其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灵宪》这篇杰出的著作。
制做浑天仪
张衡所做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用的表演仪器。它的外部轮廓有
球的形象，合于张衡所主张的浑天说，故名之为浑天仪。这架浑天仪在《晋书·
天文志》中有三处记载。
一处是在“天体”节中，其中引到晋代科学家葛洪的话说：“张平子既作铜
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
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在“仪象”
一节中又有一段更具体的细节描写：“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
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
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
落。”这里又称为浑象，这是早期对仪器定名不规范的反映，并不表示与浑天仪
是两件不同的仪器。第三处则在“仪象”体之末，说到张衡浑天仪的大小：“古
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也。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
丈四尺六寸一分。”
从这三段记载可知，张衡的浑天仪，其主体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不过张衡
的天球上画的是他所定名的444官2500颗星。浑天仪的黄、赤道上都画上了二十
四气。贯穿浑天仪的南、北极，有一根可转动的极轴。在天球外围正中，应当有
一条水平的环，表示地平。还应有一对夹着南、北极轴而又与水平环相垂直的子
午双环，双环正中就是观测地的子午线。天球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
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过子午线，就是星中，而没入地平环之下的星就是星没。
天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环上转动而不会落入其下。这部分天区的极限是
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当时称之为内规。仿此，有一以南
极为中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外规。外规以内的天区永远不会升到
地平之上。
张衡天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7个天体除了有和天球一道东升西落的周
日转动之外，还有各自在恒星星空背景上复杂的运动。要模拟出这些复杂的运动
远不是古代的机械技术所能做到的。因此，应该认为它们只是一种缀附在天球上
而又随时可以用手加以移动的一种附加物。移动的目的就是使日、月、五星在星
空背景上的位置和真正的位置相适应。
张衡的瑞轮■荚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机械装置。所谓■荚是一种神话中的植
物。据说长在尧帝的居室阶下。随着新月的出现，1天长1个荚，到满月时长到15
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就一天掉1个荚。这样，数一数■荚的荚数就可以知道今
天是在一个朔望月中的哪一天和这天的月相了。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
文历法的进步。张衡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
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遗憾的是关于张衡浑天仪中的动力和传动装置的具体情况史书没有留下记载。
张衡写的有关浑天仪的文章也只留存片断。这片断中也没有提及动力和传动装置
问题。近几十年来，人们曾运用现代机械科技知识对这个装置作了一些探讨。最
初，人们曾认为是由一个水轮带动一组齿轮系统构成。但因有记载明言浑天仪是
“以漏水转之”，而又有记载明言这漏水又是流入一把承水壶中以计量时间的。因
此，就不能把这漏水再用来推动原动水轮。所以，原动水轮加齿轮传动系统的方
案近年来受到了怀疑。最近有人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他们把漏壶中的浮
子用绳索绕过天球极轴，和一个平衡重锤相连。当漏壶受水时壶中水量增加，浮
子上升，绳索另一头的平衡锤下降。这时绳索牵动天球极轴，产生转动。此种结
构比水轮带动齿轮系的结构较为合理。因为(i)张衡时代的齿轮构造尚相当粗糙，
难以满足张衡浑天仪的精度要求。(ii)这个齿轮系必含有相当数量的齿轮，而齿
轮越多，带动齿轮旋转的动力就必须越大。漏壶细小缓慢的水流量就越难以驱动
这个系统。(iii)更关键的是前面已提到的漏壶流水无法既推动仪器，又用于显
示时刻。而浮子控制的绳索传动就可避开上述三大困难。人们已就此设想做过小
型的模拟实验。用一个直径为6.5厘米，高3.5厘米的圆柱形浮子和一块27克重的
平衡重锤，就可通过绳索带动质量为1040克的旋转轴体作比较均匀的转动。其不
均匀的跃动在一昼夜中不过数次，且跃动范围多在2°以下，这种误差在古代的
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因此，看来浮子- 平衡重锤- 绳索系统比原动水轮- 齿轮
系统的合理性要大一些。不过，张衡的仪器是个直径达1米以上的铜制大物。目
前的小型实验尚不足以保证在张衡的仪器情况下也能成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条
件极相近的模拟实验才能作出更可信的结论。
不管张衡的动力和传动系统的实情究竟如何，总之，他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
实现一种与自然界的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种作法本身在中国是史无前
例的。由此开始，我们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它力图用机械运动来精
确地反映天球的周日转动。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一切机
械钟表都是以地球自转，亦即天球的周日转动为基础的。所以，中国的水运仪象
传统乃是后世机械钟表的肇始。诚然，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化时
代，西方也出现过一种浮子升降钟(anaphoric clock)，它的结构和最近人们所
设想的浮子- 平衡锤- 绳索系统浑天仪相仿，不过其中所带动的不是一架天球仪，
而是一块平面星图。可是在随后的罗马时代和黑暗的中世纪，浮子升降钟的传统
完全中断而消失。所以，中国的水运仪象传统对后世机械钟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而这个传统的创始者张衡的功绩自然也是不可磨灭的。
从当时人的描述来看，张衡浑天仪能和自然界的天球的转动配合得丝丝入扣，
“皆如合符”，可见浑天仪的转动速度的稳定性相当高。而浑天仪是以刻漏的运
行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知道，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
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
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即浮子)所托着的刻
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
这种刻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滴水速度则与管
口的水压成正比变化。即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越来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
也会越来越慢。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
Ntou123 -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江西、云南乡试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和陕西等省按察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皇帝以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升为东河河道总督，主持修浚黄河、运河等工程。十二年升江苏巡抚，十八年（1838年）任湖广总督，严禁吸食鸦片，成效卓著，十一月，钦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林则徐在广东宣誓旦旦：“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英商义律等慑于林则徐的正气，被迫缴出鸦片2万多箱，即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林则徐因此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侮的第一个民族英雄。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曹雪芹
曹雪芹(1715～1763)是清代小说家。名霑(zha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先世本来是汉人，后来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康熙年间，从曾祖父曹玺起，三代四人世袭江宁织造60年，成了煊赫一时的贵族世家。后因清宫内部斗争激烈，其父被株连，获罪削官，家产被抄，家道日渐衰微。曹雪芹一生恰值曹家由盛极而衰的时期。曹雪芹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贫困。1762年他的小儿子夭亡，曹雪芹悲痛欲绝，一病不起。1763年2月12日终因贫病无医而去世。
翁方纲
字正三、忠叙，号覃溪，又号苏斋。清代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19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始，历充江西、湖北乡试主考官，广东学政。在广东，擢国子监考察金石碑刻，编定《粤东金石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两年后，擢国子监司业，不久晋詹事府司经局洗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江西学政，所著《两汉金石记》在江西问世。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擢内阁学士。次年出任山东学政。未及半年，足迹遍及山东，所到之外，观览名胜古迹，搜求金石碑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任职期满，离开济南。在山东、特别是在济南写下了不少清新自然的诗文，并先后编定《通志堂经解目录》、《小石帆亭著录序目》，完成学术著作《经义考补正》、诗集《小石帆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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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伟人很多 你想知道的是 创造者和发明家吧！
仓颉 创造了汉字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悉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形成了文字。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而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了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恳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但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行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时，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北有云溪 -
贾思勰
生卒年不详，北魏（公元386～543年）时人，汉族，益都（今属今山东省寿光市西南）人，生活于我国北魏末期和东魏（公元六世纪），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
《齐民要术》全书共九十二篇，分成十卷，正文大约七万字，注释四万多字，共十一万多字；此外，书前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引用前人著作有一百五十多种，记载的农谚有三十多条。全书介绍了农作物、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方法，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的防治，以及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至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等，几乎所有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农学方面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