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投 -
从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来看，周恩来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那些发挥了巨大潜能的性格，多少孕育于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四处漂泊的生涯以及温馨的母爱。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年轻守寡，从不外出，于是也不许童年的周恩来外出，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念书。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则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周恩来小时经常在生母跟前观看她如何处理家族事务，学得一些办事方法和能力。家庭败落后，迫使十岁左右的周恩来开始扮演“当家人”的角色。熟悉中国民俗风情，明了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在近代中国，维系一个大家庭的生存与主持国务活动似乎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至少在对“当家人”的性格素质上的要求上是这样。好面子的封建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也丝毫不可忽视这位少年把亲戚的生日、死期一一记下来，贴在墙上，到时候便去借钱送礼，磕头应酬。这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周恩来从两个已经去世的母亲那里，自然地继承下来的两种性格能力，是他能够扮演好当家人角色的重要因素。对于未来的政治活动家，这或许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他自幼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一个才具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正是这种复杂而精明的性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漫长并丰富多采。 辗转漂泊清江、淮安、东北、天津、日本，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对其人格个性的影响，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丰富阅历，开拓胸怀。从《周恩来传》的记叙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传主这样一种心理历程：从对家族的伦理情感的渴求，走向对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的探索。 自幼漂泊的周恩来，则始终承受着浓烈痛苦的怀乡思亲之情的折磨。与怀乡思亲相伴而生的，是对和睦的群体关系的寻求。这或许是一种情感转换吧。但是，传统有志之士的激励，对山河离乱的国家命运的忧患,以及自幼养成的责任心，毕竟使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达到了这样的人生观：一个人不能脱离公众“象草木禽兽那样靠自己生活”，因而为集体“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为朋友，为集体办事，赢得老师和同学的高度评价。《同学录》中有关他的评语是：“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可贵的是，周恩来这种急人好公的利他行为，很少有外在的功利色彩，不是眼下人们爱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诚实地表达过这样一种心情：“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则觉得“倍有乐趣存于中”。好一个“乐趣”，他的“服役”，全然是一种品行本色，是那包裹不住的道德情感的自然流泄。正是从重道德情感的周恩来中自自然然地走出了一个重群体义务的周恩来。这就注定了他在一生风雨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割不断自己和社会、和朋友、和事业、和使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年轻时在自己的精神几近崩溃的关头，他也会因情感和义务的召唤，从痛苦绝望中挣脱出来。上述出于性情本色的集体主义义务感，日后便十分自然地溶合入这位后来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人格基础。在革命的队伍里，虽然都有一致的信仰，并肯为它献身，但有这种人格基础，和没有这种人格基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乏骄躁、浮华、虚荣、盲动，而周恩来却总是显得那样的真诚、平实和坚韧。而且他给人的印象也不是那种缺少人情味的干巴巴的共产党员。在后来他已经成熟和伟大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从他口中听到那句本来属于宗教教义的道德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破不了“情关”，断不了“有缘”，正是他在党的事业遭遇多大挫折，也会勇往直前，在个人名誉受到多大误解，也不会拂袖而去的心理基础。 他在南开上中学时，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公益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绝少有令人敬而远之的领袖欲权力欲。他认为，“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应该去做的，就拚命去做，不计利害；……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能涵养虚心的英雄观，不计个人利害的功名观，确实有他高雅脱俗的地方。 由此，从青少年开始，周恩来就很看不惯那些虽然不乏才干作为，但却内怀邀名之心，爱出风头的人。他也不是完全不重视个人的“名”，在一篇《论名誉》的作文中，他甚至把它视为“人生的第二生命”。但他心目中的“名”，更多的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名誉”，而主要不是反映个人利益的“名位”。显赫的名位，并不必然带来高尚的名誉。在他看来，若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靠虚声盗世，眩世眩目来获取名位，即使有了某种功业，也实在是名誉的罪人。协调二者的关键，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重名誉而不能重名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古往今来，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的功名利益的关系。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中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奋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如果要从人格境界上找原因的话，或许与在实践中未能摆脱“私于个人”的困扰有关。这就在“道德”上先自降了几等，最终连自己尽力创造的某些“文章”也受到损害。周恩来能获得举世赞誉，与他青少年起就注重不私于个人的人格设计，并一生遵奉，不能没有联系。 二 从个性、才干和品德诸方面，读解了《周恩来传》记叙的周恩来这座人格丰碑上的一些文字以后，我获得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周恩来是现代中国革命家中，无论是道德品质还是政治品质都给后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影响的人格典型。这个典型说明，在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天平上流芳千古的伟人，除才干和贡献以外，还必须留下点别的“财富”，譬如怎样做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度里，似乎更不应该忽视。 不错，周恩来是一个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但他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员。他虽然不象毛泽东那样有足够的机会和明显的兴趣，乐此不疲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格养分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途径，但是，儒家的入世、忧患，追求道德的自律与完善；道家对外在的功名利益的相对超脱和达观；墨家的勤苦和为群体的事业近乎宗教的献身精神；纵横家审时度势的机敏才智；以及法家的严谨与务实，似乎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一些影子。于是，我常常想起尼克松的一个回忆：一次有新闻记者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事实上，无论属于哪种传统的伟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周恩来同样如此。上面列举的那些传统的理想人格，既造就了他的伟大，也形成了他的局限。周恩来也深深地明白自己的局限，，他遇事不走极端或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采取调和的中庸态度(毛泽东曾对此提出过批评)，固然有其民主、宽容和求实这样一些积极意义，但是，也应看到，它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的暖昧态度有其不积极的效应。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想象力是拓展新局面作出划时代的独创成就的不可忽视的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宁务其大，不务其小”的周恩来，主要以策略的灵活性和战略的原则性为特征。让自己的情感想象在决策中驰骋，能非常敏感地预测事物发展总趋势的毛泽东，则以战略的灵活性为特征。虽然这两个伟人都从传统中获益甚深，但毛泽东偏于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周恩来则偏于主体人格的构成秩序和人格的理想境界。由此使毛泽东在接受传统的同时又大胆地背叛传统，在建立革命秩序之后又往往无顾忌地打破这种秩序。这种政治品格使他具有开创时代的超凡魅力，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又使他借用这种魅力在建国后把国家当作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终于走向一个伟人的悲剧。周恩来的政治品格则主要体现在善于完善革命的秩序，实施革命的战略，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周密、可靠、信赖、稳定和协调。他不属于那种极度张扬个性意志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因此，尽管他的才干、贡献、地位和机会，都有可能使他成为“舵手”，但他始终没有，也不愿意成为“舵手”——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确实存在着那个需要超凡魅力的革命年代难以使他成为“舵手”的局限。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包含着关于革命领袖人格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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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