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回归的资料

香港的由来

香港，顾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关于这一美丽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则是这里过去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故而远销江浙，饮誉全国。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当地土话答称"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记之,并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又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香港的历史沿革

早在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将之纳入秦朝的版图,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并从中原迁移了50万商人和罪犯到这一地区进行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佗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伐无功,只好再派人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汉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此后,一直沿续到西晋时期。

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

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

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明神宗万历元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属新安县管辖。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屈辱的历史

一、鸦片战争

英国对中国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1773年,英国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是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鸦片贩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顿使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泥潭之中白银从中国滚滚流出,使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白银外流的结果更引起民不聊生。工商业普遍萧条和衰落，鸦片烟毒已在中国泛滥,对此,当时爱国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愤怒地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1839年虎门销烟

由英国对华掠夺而酿成的鸦片浓烟滚滚，直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这时,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禁烟派）挥起中华之剑,对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领导了震撼世界的禁烟运动。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查办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来到广州附近的虎门海滩,下令把已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的壮举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士的支持，如一位英国人在他所撰写的《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书中，就指责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而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工业资本家不甘失败，加紧活动，催促英国政府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6月,由540门大炮装备起来的48艘舰船,乘载着4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于是,这场由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门户，谋取英国在中国的最大得益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7月6日攻克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派出怯弱无能的官僚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议和，并同时把林则徐职查办清政府的惊恐与无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41年1月,英军以武力强占香港岛，2月攻占虎门，5月进犯广州。184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占厦门、定海、宁波、吴淞、镇江。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香港的割让

英国根据《南京条约》占领了我国领土香港岛。英国强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英国的目的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控制中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园明圆。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就这样,英国占领了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于九龙半岛西部的一个大岛屿昂船洲。这使英国所取得的香港这一侵华基地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部后,不久又图谋占领整个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和水域。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总理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该约,清政府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岛屿,租给英国,租期99年。这块租给英国的土地后来被称为香港新界。致此,英国通过刺刀、洋枪与大炮的野蛮征服,实现了对中国香港地区领土的占领。

三、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建立港英政府,是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1843年6月26日,英国利用《南京条约》换文生效的时机宣布香港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派璞鼎查为首届香港总督。港英政府遂告成立。

香港总督,又称港督,是港英政府中担负最高首长职责的人。按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诰》的规定,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香港总督是英皇的全权代表。港督之下设立四个系统,构成港英统治政权:（1）咨询性质的行政局和立法局,（2）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机构,（3）以首席按察司为首的司法机构,（4）受命于英国国防部的驻港英军。此外,还设立一个"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行政局和立法局是辅助港督行使职权的两个重要机构。港英政府中的主要官员,还包括: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等。驻港英军,是英国维护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英国自强占香港以来,在香港一直保持着一支数量相对稳定的军队,约有一万人,包括陆、海、空三个军种。源于英国的法律与司法体制,是英国对香港实施管治的重要手段。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实行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外,还从经济上确保英资财团在香港的特权地位。英资财团是指以香港为基地的英国资本财团,主要有汇丰财团、太古财团、怡和财团等。英资财团大都创业早,长期插足香港经济,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依仗港府的支持,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如英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拥有发行港币的特权；英国大东电报局通过它附属的香港大东电报和香港电话公司,独占了香港对外通讯和全市电话、电讯服务；英资的地产公司拥有香港大批地产物业等。这正如香港民间所说的:"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府。"英国的殖民统治,使整个香港社会充满着殖民主义的色彩。

四、二战时日本占领香港

沦陷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区呈现出和平安闲的气氛。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巴间坐满了客人,舞场里不断传出爵士音乐,年青人成群结队地到新界农村郊游。还不足三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只是在前两、三天香港政府举行过几次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谁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听到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还击声。人们预想不到的香港战役开始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十六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等处。机场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就在同一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在空袭启德机场等地的同时,日本陆军兵分四路,越过深圳河进攻新界。在垃圾湾防线,大部分地段英军略作抵抗就纷纷后撤。仅在城门水塘西南的黄金山阵地战斗比较激烈,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英格兰步兵营营长阵启亡。终因双方力量众寡悬殊,英军司令马尔比少将决定放弃九龙,命令"半岛旅"撤回香港岛。九龙之战只进行了五天到12日夜晚,整个九龙半岛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12日晚,英日双方隔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互相炮轰。第二天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艇上载有日军劝降使者多田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等。英军拒绝了日军的招降。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劝降。香港总督扬慕琦再次拒绝,并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过海,香港将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18日午夜,日军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余艘,对港岛北岸强行正面登陆。他们登陆。他们登陆后,曾在黄泥涌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若松大队长受重伤,英军西部旅司令约翰罗臣（加拿大大人）阵亡。结果英军败退,防守港岛的东部旅与西部旅,联系被切断。日军还占领了黄泥涌贮水池,切断了英军水源。英军曾在局部所剩无几英军司令认为再也无法继续抵抗,在与港督商议后,决定无条件投降。25日晚,东线、西线的英军相继挂起白旗。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香港战役,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地区英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12月25日是圣诞节。当天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开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扬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整个香港地区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所以人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圣诞节"。

暴行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一书曾记述了日军明火执杖进行抢劫的情景:"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他们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个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入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到日本。""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单车行（自行车）门口,呆看了多时,一辆汽车放在门口,几个日本兵指挥着苦力,把簇新的单车,从里面一辆一辆地背出来,搬上了汽车,……又一刻,又是一辆卡车……于是簇新的单车,又从里面一辆一辆的搬出来。""老板也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闲着,似乎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一样,……"（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第95-96页）

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出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在各处。不少妇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轮奸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当时有些妇女说,他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民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妇女身上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信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军开枪杀害。……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三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手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公开的金融掠夺。在日本统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无涨到二百多元,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道,目不忍睹。

日军还随意拆毁古迹、拆迁民房。他们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城墙,炸毁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军想在香港设立慰安所（军妓住所）五百家,地点选在湾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军六十八大队队长中川金光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士兵,突然封锁洛克道,西至军器厂街口起,东至勋宁道止,加上铁丝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户在三天之内,全数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们被迫在风雨之中扶老携幼搬往他处甚至露宿街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实际上慰安所用不了这么多房屋,日军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还设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馆。该处就是后来湾仔的酒巴区。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光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1945年8月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为香港不属于蒙巴顿勋爵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而是属于中国战区,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驻港日军本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但英国以洗雪前耻为托词,坚持要由他们派舰队前往香港受降。为此,中英双方在日本投降前后,曾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后来,蒋介石要求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授权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国政府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得到美国的支持,连这点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绝。在此期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战后发生变化。他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当时却让日军暂时维持秩序,等候英军到来。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领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进维多利亚港,从日军手中接收了香港。那时蒋介石急于派兵北上和共产党夺战略要地,在英国答应他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转运站,并答应交出驻港日军的装备之后就默认了英国接收香港的事实。

1945年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美国代表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悫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驻港日本陆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日本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的投降。香港地区在沦陷三年零八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香港回归，俗称九七回归，有时称为香港主权移交1，中国内地常称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指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期限届满之时），英国将治权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历史事件。同时香港的华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恢复其中国人的身份。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