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投笔记 -
可以，你和先聊聊他/她聊聊家常，你的布料不错啊什么的，然后再切入主题
n投哥 -
一、创业前后
天津人常说“元隆孙”，指的是元隆绸布店是孙家的买卖。其实，元隆并不是孙家独资开设的买卖，只不过因为孙家善于搜刮与经营，财富越聚越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合伙人，名声也就传开了。
孙家的堂名，叫“庆修堂”。 “庆修堂孙”与“元隆孙”并称，都是我祖父孙烺轩打响的。孙烺轩出生在一个中落的封建家庭，年轻时以贩卖布匹为生，后经人介绍到芮辅庭自东自掌的益泰昌棉布店当一名小伙计。孙烺轩和另一伙计胡树屏很受芮的赏识，先吃股后升为领东经理。芮辅庭年老财足之后，坐享其成，柜上业务全交孙、胡二人，但又怕孙、胡萌生异志，从中营私，因而严加防范，嘱令随时报告经营情况，偶有差错，便当面申斥。这时，孙、胡二人不但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而且也积累了一些资财，因此不愿再寄人篱下，遂向芮提出辞职，另树一帜，合伙开了元隆绸布店。
元隆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店址初设在针市街义兴栈内，资本定为白银两万两。传说出资人分为四股，即庆修堂孙(烺轩)、荫余堂胡(树屏)、胡子彬(胡树屏族弟)及一郑姓，每股五千两，业务经营由孙、胡主持。胡子彬和郑某系隐名入股，郑某是钱业经营者，因其业务亏损，债权人都向元隆追讨，为此，胡树屏曾多次应诉出庭，事情过后，即把郑某股份清出，后胡子彬也因故退出。从此，元隆才归孙烺轩和胡树屏两家所有。
早期的元隆只经营内局批发，专从上海进货，称为“下南家”，用职工二十余人。但因南北差价不大，税率高，开支重，一年多就将资本蚀光。孙烺轩主张收摊，胡树屏坚持说：“你不想干，是因有饭吃；我不干，没办法，你不干，我自己也得干。”于是，两人重新计议，袭用兵法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增添门市部，讳言亏累，硬说赚一倍成数开分。这一招果然生效，街面上都哄传元隆赚了大钱，引来不少钱庄争先交往。据说，仅堂名存款就达二十四万两，于是租到估衣街新址，经过修葺后，前门做门市，后边作批发，元隆从此“起死回生”。
二、大发展的诀窍
孙烺轩和胡树屏都是经商“能手”，孙长于经营，胡善于钻营。在门市打响后，他们看到天津货行家与上海交往频繁，元隆便兼办申汇；仅此一项收入，就能解决大部分开支，但这并不能满足孙、胡的发财欲望。经过一段时期，绞尽脑汁，又找到一些生财的窍门，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一)承包军活：孙、胡知道当年益泰昌棉布店承包军装活很有油水，他俩开办元隆后也钻营结纳官府，招揽军装生意，竟把天津镇守使范云经、提督聂土成之子聂宪藩(曾任北京九门提督)、多伦镇守使黄公爷(名子不详)等拉为元隆的军装活主顾。他们领到制军装公款，总是无息存在元隆柜上，给元隆的资金运营增添了很大力量。但做军装活也要担一定风险，贻误期日，就要受罚。孙、胡毕竟有应付办法，对上层军头只要多多“孝敬”，已可免灾一半，再对承做作坊勤加督促，则可完全保险。曾有一批军活眼看就要误期，孙烺轩急中生智，把糖色装在大烟盒内伪装大烟，携往承做的作坊，对工人说：“诸位如不能如期完活，军方即要我的脑袋，如能帮忙救我一命，应加班完成，否则我即自杀。”言罢伪装要吞服“鸦片”，工人们哪知他是鬼计，在孙的胁迫下，星夜加班，如期完成。那年元隆净赚四、五万两银子。
元隆承包军装的办法比益泰昌“高明”，叫做“撒散工”，即委托工头把活计转发给许多作坊及散工(家庭妇女)，完活领钱。这个办法资本家很省心，一不用添工具， 二不用租厂房，三不用人管理，有活招之来，无活挥之去，转手之劳，便大发其财。但到民国(1912年)以后，政局不稳，军头杂乱，再承包军装，元隆恐有损失，便把目标转向铁路方面，承包津浦、京奉(即今京沈线)两条干线的员工制服，赚利颇多。
(二)发战争财：一九00年庚子之役，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天津，到处焚杀掳掠，独元隆的仓库因在侯家后德厚里一住家院内，未受损失。社会秩序恢复后，市面货物奇缺，元隆即乘机复业，并独出心裁地做了一个大横幕，写上“慰问主顾大减价”几个字，招来顾客人山人海。元隆乘机利市三倍，捞回战时的损失，又创出名声。
一九一四年欧战前夕，英、俄货在天津市占主要地位。最受欢迎的是俄国的“不落色花布”和英国的“十八子市布”。元隆估计到一旦大战爆发，货源必断，因此马上从英商怡和、太古等洋行订到大量英货。果如所料，大战爆发后结汇时，英磅贬值，获得好处。又因战时洋货奇缺，价格飞腾，元隆捞到很大利润。据说，吃一厘股的小头目就可分到几千两银子，当然孙、胡两家更是腰缠万贯。从此，孙烺轩便与胡树屏又约有金、潘两家，合伙开了晋丰银号、元聚棉布庄、元裕棉布庄，专门经营英、日洋货。不但元隆声势加大，孙家名气也随着提高。
(三)发投机财：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实行法币制，开征所得税。在这一经济变动情况下，南方丝织工业一落千丈，福字牌股批洋绉由七两五一匹落到二两五。 当时，元隆派营业主任萧耀章驻上海采购，萧见硬币改纸币，认为物价应涨不应落，便作主买进五十万元的丝绸北运，并坚嘱总号只可零售，万勿批出。时孙烺轩、胡树屏早已去世。继任的经理胡翼轩恐有所失，便电萧停止进货，萧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翼轩不予汇款，而萧不但不听，反由沪借十万元外债买上丝货，再电胡说：“诸葛亮一生谨慎，我如有失，愿解职以谢。”果然不久，在新币制和恶税摧残下，南方丝厂全停，上海市面买不到成匹丝绸，原价八毛二分一尺的丝绸，到天津就可另卖三元八毛。元隆这一水买卖，又发了大财。
四)发“礼券”财：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元隆已进入“黄金时代”，在当时的法租界四号路(现滨江道)设立分店，在英租界小白楼设有售货处，营业额日达八千元。其所以能这样发展，除有以上发财诀窍外，还自一九一九年开始发行一种吸收无息存款的所谓“红帖”，等于变相发行钞票。在红纸上写明某种衣料一件，下盖元隆号章，凭帖到店取货。此种“红帖”现卖现开，颇有销路。以后又改成铅印，附有五彩图案，名为“礼券”。为争取多销，又在礼券背面加印数格，主顾只要按券面价格付款开出，购货时零买整买均可。这样一来，不仅吸收了很多预付货款，充实了资金，而“礼券”如有遗失损毁，不能挂失，预收的贷款便由元隆吞没。
(五)发剥削财：从孙烺轩、胡树屏一直延续到继任的各经理人，对职工始终耍弄一套骗人把戏，他们仿牧师宣教办法，天天对职工喊“号内赚钱，肉肥汤也肥”，可是，职工们在饱尝他们的剥削后，愤然说：“肉肥汤掺水”。事实确是如此。元隆利润分配共分十七股，孙、胡两东家占去八股，四个经理占去五股，浮股头目占去三股，总计这少数人占去十六股，剩下一股分给职工。这种分法的不合理，姑且不谈，单说年底盘货，根本就没个定规。有时用三厘大秤压低盘货数，有时把十块钱一匹的“大五福”打成两扣，有时把七、八角一尺的罗纺也竟盘个毛八，七的，做大了厚成，剥削了职工。总之，号内赚多少钱，只有东家、经理明白，职工一概不准过问。可是．每当年终打馈送(赠送职工的一滴余沥)时，还要举行大典，设下香案，排列成队，听候点呼，每赠一人，经理总要说：“天赐福利，财源辐辏”，受赠人必须长揖一拜，口称“谢！谢！”。就在这样情况下，元隆东家们脑满肠肥，而职工们却是仅能糊口。
三、狡黠的竞争手法
元隆开业后，就遇到敦庆隆、谦祥益、瑞蚨祥、瑞林祥以及后起之秀华竹绸布店等劲敌与它栉比为邻，互相倾轧，都想扼死对方，发展自己。所以在经营作风上和竞争方法上各有巧妙不同，单就元隆说，就曾采用过以下方法：
(一)认钱不认人：敦庆隆东家纪卫瞻 (我大哥岳父家)，他看到当时市面上棉纱庄获利优厚，也开设了个锦隆棉纱庄。但由于本小利薄，经营不善，不几年就亏累垮台，负债三万元。锦隆与敦庆隆是联号，外债不清，如债权人逼索，势必牵连敦庆隆声誉。纪决定求援于亲家孙仲凯，以便保住敦庆隆。可是，孙仲凯认钱不认人，纪卫瞻只好以北门东自有房契作抵向孙借款，这样一来，无异是敦庆隆向元隆认了输。不久，敦庆隆的生意更伤了元气，纪卫瞻被迫卖房，然而把房卖给他人又难得善价，寻思再三，只得覥颜再求孙家“杜绝留买” (即由接受以房契作押的孙家把房买下)，这就更中了孙仲凯的下怀，因为他早想买纪家的房子。经过几番磋商，孙仲凯还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以借款数作为购价立了契，申请登记过户。正当此时，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大办皇会(抬天后宫娘娘像出巡)，北马路恰是冲要干线，很多富商大贾、 中外富绅，都麇集于此观光。孙仲凯认为这又是打击敦隆庆、抬高元隆的好机会。便把新买房前脸所有敦隆庆的宣传广告全部摘下，换上元隆崭新招牌。纪卫瞻不甘心如此受欺压，认为房虽卖出，但过户手续尚未办完。于是，又派人把元隆招牌揭下。两方“短兵相接”，以至动武，最后经双方商谈，决定两家都不贴广告，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可是，当孙家取得正式房契后，随即给敦庆隆一个极大难堪，巧妙地在新买的纪家的房子临街整面墙上贴出招租广告，把“招租”二字写得很小， 把“请到元隆接洽”六字写得特别大，意思是说，敦庆隆的房子已卖给元隆，欲租者请找它的新主人，借此奚落敦庆隆。
(二)巧妙宣传：元隆的宣传术，比别家高一筹。 天津《益世报》重要版面常被元隆包下， “天津元隆号，货全价公道”十个大字横贯全版。从天津到北京铁路沿线各站全涂有元隆广告。一出北京东站，最冲要的正阳门东西两面也全被元隆广告占据。元隆知道各大戏院是人群汇集的地方，便不惜重资对戏院赠送绣花“守旧” (戏台使用的幔帐、桌围、椅靠等)，图案花样是元隆的广告。每届春夏两季，元隆的三个门市部照例搞两次“大减价”、“大甩卖”。每次“减价”之外，还要兼施赠扇子、肥皂等小惠。如买大衣，另赠刷子。每逢旧历年关，专制一种随货赠送的红绫小灯笼，绘有“恭贺新禧”金字，题“元隆号敬赠”字样，颇为儿童们所喜爱。因此，许多顾客为了得盏小灯笼，都去元隆买布匹，从而扩大了年关的营业额。
(三)专用商标：元隆在其经营的色布中，专备一种印有“园龙”商标的所谓“本牌”色布。这种布的底子布较好，由德元成染厂专门用人工缸染加工，颜色真，不拉长，耐穿用，深受城乡劳动人民欢迎，但售价却高出一般色布甚多。
(四)招待分等级： 元隆大门外经常站着一个招待员，殷勤接待顾客。进了店门，迎面挂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块招牌。第一柜是棉布，在这里买货的都是一般顾客，采用一般招待办法，不过“请坐”、 “喝茶”。再向里走，就是另一个情况，玻璃柜橱，呢绒绸缎，琳啷满目。这里的照料员的眼光特别犀利，顾客一到，便能测知其购买力大小。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招待等级，有的沏好茶，敬“炮台” (英国烟)，有的给“大前门”，最次也是“红锡包”。真是大量购货者，还可能飨以精细糕点或挽留用餐。
(五)特殊手段：元隆为作有钱人家的生意，专门培养一批“走街”。他们熟悉富商、巨贾、官僚、政客、军阀、寓公的家底：谁家分几支，每支有多少房头，几位小姐，几个少爷，家庭主要人员的生日，小孩的满月，以及婚、丧、嫁、娶都了如指掌，准时送货上门。元隆为了兜揽这些大户生意，一是立“摺子”，三节算帐，二是适应季节送上货样。据估计，当时立“摺子”的大户约有一千二百多户，这些大户的婚丧喜庆大事，所需布匹绸缎，大多由元隆包揽。元隆对这些大公馆的帐房也都加意应酬，用年节送礼、买货抹零、来号时留饭等办法进行贿赂，以便从内部给予照应。对大公馆的看门人、佣人也要年节送使费，遇有大宗生意时，另给回佣。
(六)扩大经营：一九二七年以后，元隆进入极盛时期，在绸布之外，又增添百货柜，举凡毯子、袜子、绒衣、汗衫以至日常生活用品等等，无不俱备。为了多做生意，将妇女旗袍沿边用的各色斜软缎以及裱字画用的绫绻开另出售，这便招来了更多的主顾。那时，天津富有人家男婚女嫁，不用元隆的东西就不够“排场”。
(七)弄虚作假： 元隆经营初期，在日本大阪设有驻庄， 日货恒占进货额70％。“五四”运动后，国人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元隆不但不积极参与，反而乘势投机，将日货藏起不卖，或把日本牌号改成西洋牌号，有时则把日本白布染成各种色布，混淆国人视线，藉保本身利润。一九二九年， 日本帝国主义阻挠北伐，造成济南惨案，全国抵制日货声浪又起，元隆即乘机钻空子，打出“提倡国货”的招牌，宣传“做丝绸大褂不要工钱”，并为此独出心裁地在门前建起一座高一丈三尺的寒暑表大模型，把销售大褂的件数做为度数，每天按数填升。其实那些丝绸都是滞销品，长期积压了资金，这一来，既做了宣传，又做了生意，赚了钱。
四、结上压下，两套手法
元降在解放前，几经改朝换代，但总能保持平静无事，原因得力于对外能勾结拉拢，对内善于统治职工。
(一)勾结官府：在清朝包做军活，有各大军头撑腰。进入民国后，孙烺轩和胡树屏又结识下不少新权贵。我家与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结为亲戚，依仗杨的势力，气焰嚣张。如天津刚有无线电广播时，元隆首先在门前装上扩音器，从早到晚广播，吸引无数听众，拥挤不堪。左近瑞蚨祥感到干扰营业，报请警局制上，可是警察厅长不仅不制止，反而亲临现场代元隆维持秩序，瑞蚨祥只好忍气吞声。
孙烺轩、胡树屏死后，对外联络由孙仲凯接替。他为了拉拢应酬各界，不惜一掷千金，把妓院桂花班作为交际大本营，又在英租界达文里设有小公馆，请客宴会，酒食争逐，连法领事馆人员都是他的座上客。因此，遇到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日本占领期间，天津用煤紧张，元隆竟能通过私人偷买了北宁铁路局的用煤。孙仲凯与北京伪税署张少姜、天津伪税务局长范兴伯拉上关系，凡纳税查帐都对元隆有特殊关照。有一次，伪税署派员到津查几家帐目，别家都是诚惶诚恐，独元隆泰然自若，提出几本帐，略事应付，即告完事。
(二)统治职工：元隆从来没有成文的店规制度，却有一套巧妙统治手法，大致可分为驾驭和监督两个方面。在孙烺轩、胡树屏共同管理时，孙充好人，胡当坏人，采用两面手法驾驭职工。孙烺轩死后，胡树屏请了两个领东经理李子滨与王子坡。这两个人很会演双簧，李当前睑，王当后脸，挖尽心思欺骗、统治职工。李子滨一向主张“职工管得顺不顺，关系到买卖好不好。”当职工们被李子滨骂一顿或职工对他的欺压有所反抗时，王子坡就出头转圜，一面假惺惺地指责李子滨不对，一面散布“找个事不容易，携家带口吃饭要紧”，用以威胁职工，俯首贴耳。对年老多病的职工则从不多费唇舌，借口解雇就是。
元隆的资本家用严酷的考勤手段统治职工。每天朦朦亮，头目人就吆喝着“叫起儿”，老少职工统统起床。在绸布业中，以元隆开门最早，因估衣街一带早市很盛，元隆要作这水买卖，就让职工牺牲休息时间。特别是学徒工更得早起，整天不许坐下，直到顾客散尽才能休息。他们唯一偷休办法，就是到厕所蹲一会儿。可是马少臣当领东经理时，连这点偷闲都不许，他警告说：“我是门里出身，眼里揉不进沙子。”他有时直接去厕所抓人，有时故意在厕所外面咳嗽，把人赶走。另外，元隆规定除学徒外，职工每人每月有四十八小时公假，超过公假即算请假。请假要写请假单，经头目人核批，登入考勤簿。业务忙时，中午请一小时假按两小时计算，中午以前较闲，就一顶一，夜间则一小时算半小时。凡超过公假，不论病假、事假均要按时扣工资，故职工们只好小病不休，大病挺着干。业务上的监督更为严厉，顾客进了门，就不能叫他空着手走；如发现这种情况，售货员即须检查原因。售货员卖货，哪怕是一寸布，也得经头目人验货、核单、盖章放行。
五、分崩离析的结局
元隆底子厚、牌子老，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营业始终未衰。但“七七”事变后，日寇占了天津，便逐步走向下坡，原因是时局不稳，币值日荒，工商凋敝，物品卖出易，买进难，眼见库存量日减，买卖不大好作。元隆为策安全，便大买不动产，在上海买妥丰盛里、瑞华坊、花园村三大片房产。在津买了永安饭店(今新闻图片社址)、恒和西里和吉祥里全部房产，共花一百五十余万元(伪联币)，这对营业资金周转不无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几次“强化治安”，对棉布业的统治更加残暴，天津各大纱厂产销几乎全被控制，敌伪棉布组合加强掠夺和统制，纱厂停工，货源中断。朝限价、夕查货，库存大减，物价暴涨。孙、胡两家见此情形，也都大伸其手，竞相从元隆赊货，其结果更促使元隆变成一个空壳。过去货资充沛时，元隆的货架布匹都是竖摆，此时为勉强装璜门面，多占面积，只好横摆。原来的绸缎，每简 (卷在圆筒上)非常厚实，此时仅在筒外面附上一层外皮，特别是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连这层薄皮都被抢购一空。业务一落千丈，有坐吃山空之虞，不得不把职工由三百多人减少到八十来人，依靠银钱业贷款苦撑局面。三个门市部只剩下估衣街一个门市部，苟延残喘维持到天津解放。
“庆修堂孙”的结局也酷似元隆。孙熄轩在世时，虽发了大财，持家还很严谨，他始终住在北马路毛家胡同旧式四合瓦房里。在他死后，后辈便以庆修堂名义，前后开了许多买卖，如钱业就有晋丰、祥生、庆益三个银号；棉纱棉布庄计有元聚、元裕、庆生等号；另外对瓷器店、面粉厂、织布厂方面也有投资，利润滚滚而来，生活上便都大肆挥霍。我叔孙仲凯到处蓄妓纳妾。我哥孙诚哉好讲排场，一九三三年买进的楼房本有八成新(现和平区委所在地)，他嫌不够局面，又重新拆盖，客厅、厨房都中西两套。在中式客厅里，力求古色古香，特从北京搜买了几件清宫里的家俱，做为陈设。我看他们都那样阔绰，也不甘示弱，在二十多岁就买上流线型汽车，弟兄们也争着花钱，百般铺张浪费。全家总共四十口人，竟占房三百余间。上下男女佣人比我全家人还多。更为豪华浪费的是婚丧大事，单就丧事说，我祖母、父亲死时，杠要分大小，先用三十二人小杠把灵柩从内宅抬出，再用六十四人大杠抬往自设茔地“逸安别墅”暂厝。所有棺罩、旗罗伞扇都由上海定制苏绣，送灵执事达一千余人。大部分冥用器俱，多用绫绢制成，认为这样才够“排场。”
大约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我家进行搜查，硬说藏有黄金。当时日寇实行“强化治安”，存储硬币均属犯法。我母亲慑于日寇暴力威胁，承认在澡盆下埋有白银，被日寇宪兵起走一万五千元现洋，但白银下边还有百两黄金未被发现。我想失财事小，“违法”事大，当即请我叔孙仲凯通过伪警局特高科长徐树强的关系，把全部现洋作为向“皇军”献礼，还得了一纸奖状，了结此事。
到一九四八年，“庆修堂孙”很象一局残棋，空撑着架子。大厨房开不出饭来，一天蒸两顿玉米面枣窝头，私蓄厚的便去下馆。最后实在无法维持，于一九四八年年底，析居分灶。从此，“庆修堂孙”便宣告解体。
肖振 -
一、创业前后
天津人常说“元隆孙”，指的是元隆绸布店是孙家的买卖。其实，元隆并不是孙家独资开设的买卖，只不过因为孙家善于搜刮与经营，财富越聚越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合伙人，名声也就传开了。
孙家的堂名，叫“庆修堂”。 “庆修堂孙”与“元隆孙”并称，都是我祖父孙烺轩打响的。孙烺轩出生在一个中落的封建家庭，年轻时以贩卖布匹为生，后经人介绍到芮辅庭自东自掌的益泰昌棉布店当一名小伙计。孙烺轩和另一伙计胡树屏很受芮的赏识，先吃股后升为领东经理。芮辅庭年老财足之后，坐享其成，柜上业务全交孙、胡二人，但又怕孙、胡萌生异志，从中营私，因而严加防范，嘱令随时报告经营情况，偶有差错，便当面申斥。这时，孙、胡二人不但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而且也积累了一些资财，因此不愿再寄人篱下，遂向芮提出辞职，另树一帜，合伙开了元隆绸布店。
元隆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店址初设在针市街义兴栈内，资本定为白银两万两。传说出资人分为四股，即庆修堂孙(烺轩)、荫余堂胡(树屏)、胡子彬(胡树屏族弟)及一郑姓，每股五千两，业务经营由孙、胡主持。胡子彬和郑某系隐名入股，郑某是钱业经营者，因其业务亏损，债权人都向元隆追讨，为此，胡树屏曾多次应诉出庭，事情过后，即把郑某股份清出，后胡子彬也因故退出。从此，元隆才归孙烺轩和胡树屏两家所有。
早期的元隆只经营内局批发，专从上海进货，称为“下南家”，用职工二十余人。但因南北差价不大，税率高，开支重，一年多就将资本蚀光。孙烺轩主张收摊，胡树屏坚持说：“你不想干，是因有饭吃；我不干，没办法，你不干，我自己也得干。”于是，两人重新计议，袭用兵法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增添门市部，讳言亏累，硬说赚一倍成数开分。这一招果然生效，街面上都哄传元隆赚了大钱，引来不少钱庄争先交往。据说，仅堂名存款就达二十四万两，于是租到估衣街新址，经过修葺后，前门做门市，后边作批发，元隆从此“起死回生”。
二、大发展的诀窍
孙烺轩和胡树屏都是经商“能手”，孙长于经营，胡善于钻营。在门市打响后，他们看到天津货行家与上海交往频繁，元隆便兼办申汇；仅此一项收入，就能解决大部分开支，但这并不能满足孙、胡的发财欲望。经过一段时期，绞尽脑汁，又找到一些生财的窍门，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一)承包军活：孙、胡知道当年益泰昌棉布店承包军装活很有油水，他俩开办元隆后也钻营结纳官府，招揽军装生意，竟把天津镇守使范云经、提督聂土成之子聂宪藩(曾任北京九门提督)、多伦镇守使黄公爷(名子不详)等拉为元隆的军装活主顾。他们领到制军装公款，总是无息存在元隆柜上，给元隆的资金运营增添了很大力量。但做军装活也要担一定风险，贻误期日，就要受罚。孙、胡毕竟有应付办法，对上层军头只要多多“孝敬”，已可免灾一半，再对承做作坊勤加督促，则可完全保险。曾有一批军活眼看就要误期，孙烺轩急中生智，把糖色装在大烟盒内伪装大烟，携往承做的作坊，对工人说：“诸位如不能如期完活，军方即要我的脑袋，如能帮忙救我一命，应加班完成，否则我即自杀。”言罢伪装要吞服“鸦片”，工人们哪知他是鬼计，在孙的胁迫下，星夜加班，如期完成。那年元隆净赚四、五万两银子。
元隆承包军装的办法比益泰昌“高明”，叫做“撒散工”，即委托工头把活计转发给许多作坊及散工(家庭妇女)，完活领钱。这个办法资本家很省心，一不用添工具， 二不用租厂房，三不用人管理，有活招之来，无活挥之去，转手之劳，便大发其财。但到民国(1912年)以后，政局不稳，军头杂乱，再承包军装，元隆恐有损失，便把目标转向铁路方面，承包津浦、京奉(即今京沈线)两条干线的员工制服，赚利颇多。
(二)发战争财：一九00年庚子之役，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天津，到处焚杀掳掠，独元隆的仓库因在侯家后德厚里一住家院内，未受损失。社会秩序恢复后，市面货物奇缺，元隆即乘机复业，并独出心裁地做了一个大横幕，写上“慰问主顾大减价”几个字，招来顾客人山人海。元隆乘机利市三倍，捞回战时的损失，又创出名声。
一九一四年欧战前夕，英、俄货在天津市占主要地位。最受欢迎的是俄国的“不落色花布”和英国的“十八子市布”。元隆估计到一旦大战爆发，货源必断，因此马上从英商怡和、太古等洋行订到大量英货。果如所料，大战爆发后结汇时，英磅贬值，获得好处。又因战时洋货奇缺，价格飞腾，元隆捞到很大利润。据说，吃一厘股的小头目就可分到几千两银子，当然孙、胡两家更是腰缠万贯。从此，孙烺轩便与胡树屏又约有金、潘两家，合伙开了晋丰银号、元聚棉布庄、元裕棉布庄，专门经营英、日洋货。不但元隆声势加大，孙家名气也随着提高。
(三)发投机财：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实行法币制，开征所得税。在这一经济变动情况下，南方丝织工业一落千丈，福字牌股批洋绉由七两五一匹落到二两五。 当时，元隆派营业主任萧耀章驻上海采购，萧见硬币改纸币，认为物价应涨不应落，便作主买进五十万元的丝绸北运，并坚嘱总号只可零售，万勿批出。时孙烺轩、胡树屏早已去世。继任的经理胡翼轩恐有所失，便电萧停止进货，萧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翼轩不予汇款，而萧不但不听，反由沪借十万元外债买上丝货，再电胡说：“诸葛亮一生谨慎，我如有失，愿解职以谢。”果然不久，在新币制和恶税摧残下，南方丝厂全停，上海市面买不到成匹丝绸，原价八毛二分一尺的丝绸，到天津就可另卖三元八毛。元隆这一水买卖，又发了大财。
四)发“礼券”财：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元隆已进入“黄金时代”，在当时的法租界四号路(现滨江道)设立分店，在英租界小白楼设有售货处，营业额日达八千元。其所以能这样发展，除有以上发财诀窍外，还自一九一九年开始发行一种吸收无息存款的所谓“红帖”，等于变相发行钞票。在红纸上写明某种衣料一件，下盖元隆号章，凭帖到店取货。此种“红帖”现卖现开，颇有销路。以后又改成铅印，附有五彩图案，名为“礼券”。为争取多销，又在礼券背面加印数格，主顾只要按券面价格付款开出，购货时零买整买均可。这样一来，不仅吸收了很多预付货款，充实了资金，而“礼券”如有遗失损毁，不能挂失，预收的贷款便由元隆吞没。
(五)发剥削财：从孙烺轩、胡树屏一直延续到继任的各经理人，对职工始终耍弄一套骗人把戏，他们仿牧师宣教办法，天天对职工喊“号内赚钱，肉肥汤也肥”，可是，职工们在饱尝他们的剥削后，愤然说：“肉肥汤掺水”。事实确是如此。元隆利润分配共分十七股，孙、胡两东家占去八股，四个经理占去五股，浮股头目占去三股，总计这少数人占去十六股，剩下一股分给职工。这种分法的不合理，姑且不谈，单说年底盘货，根本就没个定规。有时用三厘大秤压低盘货数，有时把十块钱一匹的“大五福”打成两扣，有时把七、八角一尺的罗纺也竟盘个毛八，七的，做大了厚成，剥削了职工。总之，号内赚多少钱，只有东家、经理明白，职工一概不准过问。可是．每当年终打馈送(赠送职工的一滴余沥)时，还要举行大典，设下香案，排列成队，听候点呼，每赠一人，经理总要说：“天赐福利，财源辐辏”，受赠人必须长揖一拜，口称“谢！谢！”。就在这样情况下，元隆东家们脑满肠肥，而职工们却是仅能糊口。
三、狡黠的竞争手法
元隆开业后，就遇到敦庆隆、谦祥益、瑞蚨祥、瑞林祥以及后起之秀华竹绸布店等劲敌与它栉比为邻，互相倾轧，都想扼死对方，发展自己。所以在经营作风上和竞争方法上各有巧妙不同，单就元隆说，就曾采用过以下方法：
(一)认钱不认人：敦庆隆东家纪卫瞻 (我大哥岳父家)，他看到当时市面上棉纱庄获利优厚，也开设了个锦隆棉纱庄。但由于本小利薄，经营不善，不几年就亏累垮台，负债三万元。锦隆与敦庆隆是联号，外债不清，如债权人逼索，势必牵连敦庆隆声誉。纪决定求援于亲家孙仲凯，以便保住敦庆隆。可是，孙仲凯认钱不认人，纪卫瞻只好以北门东自有房契作抵向孙借款，这样一来，无异是敦庆隆向元隆认了输。不久，敦庆隆的生意更伤了元气，纪卫瞻被迫卖房，然而把房卖给他人又难得善价，寻思再三，只得覥颜再求孙家“杜绝留买” (即由接受以房契作押的孙家把房买下)，这就更中了孙仲凯的下怀，因为他早想买纪家的房子。经过几番磋商，孙仲凯还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以借款数作为购价立了契，申请登记过户。正当此时，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大办皇会(抬天后宫娘娘像出巡)，北马路恰是冲要干线，很多富商大贾、 中外富绅，都麇集于此观光。孙仲凯认为这又是打击敦隆庆、抬高元隆的好机会。便把新买房前脸所有敦隆庆的宣传广告全部摘下，换上元隆崭新招牌。纪卫瞻不甘心如此受欺压，认为房虽卖出，但过户手续尚未办完。于是，又派人把元隆招牌揭下。两方“短兵相接”，以至动武，最后经双方商谈，决定两家都不贴广告，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可是，当孙家取得正式房契后，随即给敦庆隆一个极大难堪，巧妙地在新买的纪家的房子临街整面墙上贴出招租广告，把“招租”二字写得很小， 把“请到元隆接洽”六字写得特别大，意思是说，敦庆隆的房子已卖给元隆，欲租者请找它的新主人，借此奚落敦庆隆。
(二)巧妙宣传：元隆的宣传术，比别家高一筹。 天津《益世报》重要版面常被元隆包下， “天津元隆号，货全价公道”十个大字横贯全版。从天津到北京铁路沿线各站全涂有元隆广告。一出北京东站，最冲要的正阳门东西两面也全被元隆广告占据。元隆知道各大戏院是人群汇集的地方，便不惜重资对戏院赠送绣花“守旧” (戏台使用的幔帐、桌围、椅靠等)，图案花样是元隆的广告。每届春夏两季，元隆的三个门市部照例搞两次“大减价”、“大甩卖”。每次“减价”之外，还要兼施赠扇子、肥皂等小惠。如买大衣，另赠刷子。每逢旧历年关，专制一种随货赠送的红绫小灯笼，绘有“恭贺新禧”金字，题“元隆号敬赠”字样，颇为儿童们所喜爱。因此，许多顾客为了得盏小灯笼，都去元隆买布匹，从而扩大了年关的营业额。
(三)专用商标：元隆在其经营的色布中，专备一种印有“园龙”商标的所谓“本牌”色布。这种布的底子布较好，由德元成染厂专门用人工缸染加工，颜色真，不拉长，耐穿用，深受城乡劳动人民欢迎，但售价却高出一般色布甚多。
(四)招待分等级： 元隆大门外经常站着一个招待员，殷勤接待顾客。进了店门，迎面挂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块招牌。第一柜是棉布，在这里买货的都是一般顾客，采用一般招待办法，不过“请坐”、 “喝茶”。再向里走，就是另一个情况，玻璃柜橱，呢绒绸缎，琳啷满目。这里的照料员的眼光特别犀利，顾客一到，便能测知其购买力大小。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招待等级，有的沏好茶，敬“炮台” (英国烟)，有的给“大前门”，最次也是“红锡包”。真是大量购货者，还可能飨以精细糕点或挽留用餐。
(五)特殊手段：元隆为作有钱人家的生意，专门培养一批“走街”。他们熟悉富商、巨贾、官僚、政客、军阀、寓公的家底：谁家分几支，每支有多少房头，几位小姐，几个少爷，家庭主要人员的生日，小孩的满月，以及婚、丧、嫁、娶都了如指掌，准时送货上门。元隆为了兜揽这些大户生意，一是立“摺子”，三节算帐，二是适应季节送上货样。据估计，当时立“摺子”的大户约有一千二百多户，这些大户的婚丧喜庆大事，所需布匹绸缎，大多由元隆包揽。元隆对这些大公馆的帐房也都加意应酬，用年节送礼、买货抹零、来号时留饭等办法进行贿赂，以便从内部给予照应。对大公馆的看门人、佣人也要年节送使费，遇有大宗生意时，另给回佣。
(六)扩大经营：一九二七年以后，元隆进入极盛时期，在绸布之外，又增添百货柜，举凡毯子、袜子、绒衣、汗衫以至日常生活用品等等，无不俱备。为了多做生意，将妇女旗袍沿边用的各色斜软缎以及裱字画用的绫绻开另出售，这便招来了更多的主顾。那时，天津富有人家男婚女嫁，不用元隆的东西就不够“排场”。
(七)弄虚作假： 元隆经营初期，在日本大阪设有驻庄， 日货恒占进货额70％。“五四”运动后，国人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元隆不但不积极参与，反而乘势投机，将日货藏起不卖，或把日本牌号改成西洋牌号，有时则把日本白布染成各种色布，混淆国人视线，藉保本身利润。一九二九年， 日本帝国主义阻挠北伐，造成济南惨案，全国抵制日货声浪又起，元隆即乘机钻空子，打出“提倡国货”的招牌，宣传“做丝绸大褂不要工钱”，并为此独出心裁地在门前建起一座高一丈三尺的寒暑表大模型，把销售大褂的件数做为度数，每天按数填升。其实那些丝绸都是滞销品，长期积压了资金，这一来，既做了宣传，又做了生意，赚了钱。
四、结上压下，两套手法
元降在解放前，几经改朝换代，但总能保持平静无事，原因得力于对外能勾结拉拢，对内善于统治职工。
(一)勾结官府：在清朝包做军活，有各大军头撑腰。进入民国后，孙烺轩和胡树屏又结识下不少新权贵。我家与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结为亲戚，依仗杨的势力，气焰嚣张。如天津刚有无线电广播时，元隆首先在门前装上扩音器，从早到晚广播，吸引无数听众，拥挤不堪。左近瑞蚨祥感到干扰营业，报请警局制上，可是警察厅长不仅不制止，反而亲临现场代元隆维持秩序，瑞蚨祥只好忍气吞声。
孙烺轩、胡树屏死后，对外联络由孙仲凯接替。他为了拉拢应酬各界，不惜一掷千金，把妓院桂花班作为交际大本营，又在英租界达文里设有小公馆，请客宴会，酒食争逐，连法领事馆人员都是他的座上客。因此，遇到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日本占领期间，天津用煤紧张，元隆竟能通过私人偷买了北宁铁路局的用煤。孙仲凯与北京伪税署张少姜、天津伪税务局长范兴伯拉上关系，凡纳税查帐都对元隆有特殊关照。有一次，伪税署派员到津查几家帐目，别家都是诚惶诚恐，独元隆泰然自若，提出几本帐，略事应付，即告完事。
(二)统治职工：元隆从来没有成文的店规制度，却有一套巧妙统治手法，大致可分为驾驭和监督两个方面。在孙烺轩、胡树屏共同管理时，孙充好人，胡当坏人，采用两面手法驾驭职工。孙烺轩死后，胡树屏请了两个领东经理李子滨与王子坡。这两个人很会演双簧，李当前睑，王当后脸，挖尽心思欺骗、统治职工。李子滨一向主张“职工管得顺不顺，关系到买卖好不好。”当职工们被李子滨骂一顿或职工对他的欺压有所反抗时，王子坡就出头转圜，一面假惺惺地指责李子滨不对，一面散布“找个事不容易，携家带口吃饭要紧”，用以威胁职工，俯首贴耳。对年老多病的职工则从不多费唇舌，借口解雇就是。
元隆的资本家用严酷的考勤手段统治职工。每天朦朦亮，头目人就吆喝着“叫起儿”，老少职工统统起床。在绸布业中，以元隆开门最早，因估衣街一带早市很盛，元隆要作这水买卖，就让职工牺牲休息时间。特别是学徒工更得早起，整天不许坐下，直到顾客散尽才能休息。他们唯一偷休办法，就是到厕所蹲一会儿。可是马少臣当领东经理时，连这点偷闲都不许，他警告说：“我是门里出身，眼里揉不进沙子。”他有时直接去厕所抓人，有时故意在厕所外面咳嗽，把人赶走。另外，元隆规定除学徒外，职工每人每月有四十八小时公假，超过公假即算请假。请假要写请假单，经头目人核批，登入考勤簿。业务忙时，中午请一小时假按两小时计算，中午以前较闲，就一顶一，夜间则一小时算半小时。凡超过公假，不论病假、事假均要按时扣工资，故职工们只好小病不休，大病挺着干。业务上的监督更为严厉，顾客进了门，就不能叫他空着手走；如发现这种情况，售货员即须检查原因。售货员卖货，哪怕是一寸布，也得经头目人验货、核单、盖章放行。
五、分崩离析的结局
元隆底子厚、牌子老，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营业始终未衰。但“七七”事变后，日寇占了天津，便逐步走向下坡，原因是时局不稳，币值日荒，工商凋敝，物品卖出易，买进难，眼见库存量日减，买卖不大好作。元隆为策安全，便大买不动产，在上海买妥丰盛里、瑞华坊、花园村三大片房产。在津买了永安饭店(今新闻图片社址)、恒和西里和吉祥里全部房产，共花一百五十余万元(伪联币)，这对营业资金周转不无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日寇几次“强化治安”，对棉布业的统治更加残暴，天津各大纱厂产销几乎全被控制，敌伪棉布组合加强掠夺和统制，纱厂停工，货源中断。朝限价、夕查货，库存大减，物价暴涨。孙、胡两家见此情形，也都大伸其手，竞相从元隆赊货，其结果更促使元隆变成一个空壳。过去货资充沛时，元隆的货架布匹都是竖摆，此时为勉强装璜门面，多占面积，只好横摆。原来的绸缎，每简 (卷在圆筒上)非常厚实，此时仅在筒外面附上一层外皮，特别是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连这层薄皮都被抢购一空。业务一落千丈，有坐吃山空之虞，不得不把职工由三百多人减少到八十来人，依靠银钱业贷款苦撑局面。三个门市部只剩下估衣街一个门市部，苟延残喘维持到天津解放。
“庆修堂孙”的结局也酷似元隆。孙熄轩在世时，虽发了大财，持家还很严谨，他始终住在北马路毛家胡同旧式四合瓦房里。在他死后，后辈便以庆修堂名义，前后开了许多买卖，如钱业就有晋丰、祥生、庆益三个银号；棉纱棉布庄计有元聚、元裕、庆生等号；另外对瓷器店、面粉厂、织布厂方面也有投资，利润滚滚而来，生活上便都大肆挥霍。我叔孙仲凯到处蓄妓纳妾。我哥孙诚哉好讲排场，一九三三年买进的楼房本有八成新(现和平区委所在地)，他嫌不够局面，又重新拆盖，客厅、厨房都中西两套。在中式客厅里，力求古色古香，特从北京搜买了几件清宫里的家俱，做为陈设。我看他们都那样阔绰，也不甘示弱，在二十多岁就买上流线型汽车，弟兄们也争着花钱，百般铺张浪费。全家总共四十口人，竟占房三百余间。上下男女佣人比我全家人还多。更为豪华浪费的是婚丧大事，单就丧事说，我祖母、父亲死时，杠要分大小，先用三十二人小杠把灵柩从内宅抬出，再用六十四人大杠抬往自设茔地“逸安别墅”暂厝。所有棺罩、旗罗伞扇都由上海定制苏绣，送灵执事达一千余人。大部分冥用器俱，多用绫绢制成，认为这样才够“排场。”
大约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我家进行搜查，硬说藏有黄金。当时日寇实行“强化治安”，存储硬币均属犯法。我母亲慑于日寇暴力威胁，承认在澡盆下埋有白银，被日寇宪兵起走一万五千元现洋，但白银下边还有百两黄金未被发现。我想失财事小，“违法”事大，当即请我叔孙仲凯通过伪警局特高科长徐树强的关系，把全部现洋作为向“皇军”献礼，还得了一纸奖状，了结此事。
到一九四八年，“庆修堂孙”很象一局残棋，空撑着架子。大厨房开不出饭来，一天蒸两顿玉米面枣窝头，私蓄厚的便去下馆。最后实在无法维持，于一九四八年年底，析居分灶。从此，“庆修堂孙”便宣告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