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

结构性减税是指“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套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改革措施1、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以及以后条件具备时推出遗产税与赠予税的改革，都是可以发挥类似作用的改革事项。加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力度，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结合消除国有企业过度垄断的配套改革，加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上缴力度，可以降低企业部门收入，减少国有企业过高的垄断利润和特许权收入对于市场秩序的干扰；直接提高政府部门收入，集中更多的国有资本利润，用于提高对住户部门的经常性转移，更多地运用国有资本收益改进民生。其措施就是要在2007年已启动运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框架下，较大幅度地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收缴力度和统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使用。2、提高收入收缴力度首先可在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层面执行。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一是在促进垄断行业、部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对于现行的征收比例做出调整，二是扩大征收范围，应当逐步向金融类以及部门所属的国有企业扩展。鉴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特点，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因此对于地方层面，应鼓励支持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对国有资本收益的管理。

　　结构性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那么你对结构性减税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我整理关于什么是结构性减税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结构性减税的简介 　　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而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在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 　　结构性减税的时机 　　1、减税呼声不断。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释出的一份“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虽然不能断定这个排名的科学性，但是我国公众对税负过高一直呼吁不断。根据中国税负现状，顺应全球性减税趋势，选择“完善税制、适度减税”的税改政策必将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2、税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税收对经济的 *** 作用是辅助的，如果总量太小、占比太低，对 *** 经济所起的作用就更小。中国税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22%，减税会对 *** 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力。所以，正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好时机。 　　3、优化税制结构的需要。中国现行的税负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执行中，流转税收入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约70%，所得税的比重却仅为20%左右，“双主体”税制实际上是“跛足税制”。因此，实行结构性减税也是优化现行税制结构的需要。 　　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意义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装置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装置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为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8月1日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11月1日起调高服装、纺织品、塑料制品、日用及艺术陶瓷制品、家俱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等3770项出口商品的退税率;1月1日起，又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将航空惯性导航仪、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14%提高到17%;将摩托车、缝纫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1%、13%提高到14%。上述调整，是我国主动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企业困难，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 　　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则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此次取消和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案涉及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流动、执业资格、工程建设、外贸出口、药品生产、家禽养殖、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总的减免金额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 　　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操作 　　增值税转型将成结构性减税重头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将是落实增值税转型。增值税转型不仅可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可以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符合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中国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认为，增值税转型对2009年要投资的企业，特别是要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优惠很大。这一政策的推出一定会有效 *** 企业的投资欲望，对克服经济下滑的作用将非常显著。 　　个人所得税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对于广受社会关注的“调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表示，中国有60%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调高所得税起征点主要会对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产生效应，但这些家庭边际消费率很低，因此很难起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作用。高培勇也认为，单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所牵动的只不过是个人所得税11个收入专案中的一个专案——工薪所得，除此之外其他专案都没有触动，因此不能有效发挥减税 *** 消费的作用。真正有意义的是实施综合计征的所得税，即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收制度。 　　出口退税“有增有减”。贾康认为，国家支援出口的产品，出口退税率将明显提高，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出口退税率不会再提高，甚至是降低。提高出口退税幅度也是结构性问题，对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要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制调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服务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夏杰长指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在税率上已经没有多大的调整空间，可从其他三个方面调整：一是出口退税政策;二是企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三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标准的调整。 结构性减税的意义

意义：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值税转型将成结构性减税重头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将是落实增值税转型。增值税转型不仅可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可以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符合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

结构性减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调结构：调整税收收入结构，改变我国税收收入结构中流转税占比过大的局面，近一步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同时调整成品油价格结构，有利于国内成品油价格实现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的间接接轨，也有利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近一步完善；2、促投资：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进项税额，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尤其是促进缴纳增值税的装备制造业、电力、采矿、化工等行业的投资力度；3、保出口：为了保出口，我国大幅度地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取消和降低了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减税的原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是在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集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背景下开展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周期性总量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显然难以奏效，收缩供给侧也只能作为基础，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减税，提高供给质量，才能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忽视和结构性矛盾近期难以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就必须通过减税的政策实现“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既推进结构改革，又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2）减税的经济效应 ①企业：减税直接减少企业的负担，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有利于改善企业的预期，稳定企业家的信心，从微观上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热情，增强经济的供给能力。 ②家庭：减少个人所得税，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激励家庭扩大消费，从而增加社会总支出，促进经济增长。 ③社会：减税或是意味着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导致某些公众的福利水平下降，或是带来财政赤字的增长，引发税收负担的代际传递。 从根本上来说，减税政策是以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激发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动力和创造激情，以此恢复经济的动力。

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目的： 实行结构性减税工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三种方式： 1、增值税转型改革。2、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3、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项意义： 1、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 3、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意义 实行结构性减税目的是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根本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意义： 1、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 3、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意义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8月1日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11月1日起调高服装、纺织品、塑料制品、日用及艺术陶瓷制品、家俱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等3770项出口商品的退税率；1月1日起，又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将航空惯性导航仪、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14%提高到17%；将摩托车、缝纫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1%、13%提高到14%。上述调整，是我国主动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企业困难，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则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此次取消和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涉及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流动、执业资格、工程建设、外贸出口、药品生产、家禽养殖、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总的减免金额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 结构结构性减税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很直接。就是给国家鼓励的企业减税；不给希望淘汰的产业减税。达到供给结构改变的目的。 结构性减税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结构性减税应该包括哪些含义 完善结构性减税实际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完善现行税制，尽量保持税制的中性，减少税制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扭曲。 企业的目标是盈利，但不同的企业获取同样的利润水平会采取不同的商业模式。如果我们的税制仅因为人家商业模式不同（即方式的不同），就对同样的结果征收不同的税收，则这样的税制就不太中性。就好比现在大家总喜欢搞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筹划一样，同样的两个人，每年都拿50000万的工资，但仅因为一个人是按月平均拿的，一个是每月拿一部分，最后拿年终奖的，结果他们的税后收入就因为税制的原因而差异，这样的税制就并不好。社会为这些问题进行筹划发生的成本实际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比如国家启动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相对于营业税而言，增值税的确具有中性税制的特征。不管企业采用什么商业模式，只要增值额一样，理论上讲征收的增值税就是一样的。这一点，总额征税的营业税是不具备的。再比如，如果我们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征收，按年计算的话，则能很好的避免一年内工资发放不平均导致的税负差异问题。 但总体来看，我们在提高税制中性上做的还不够。现在似乎理论界也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了。但是，一个好的税制不仅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减少资源浪费。也能和谐征纳关系，提高征收效率。 因此，在结构性减税的大背景下，对于现行税制的完善和改良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甚至远比降低一点税率、给一点免税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有更大的益处。

今年最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式发布。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明确，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公告所称制造业企业，是指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享受优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的企业。公告还明确，企业预缴申报当年第3季度（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行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此次公告发布是落实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部署。3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今年1月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相当于企业每投入100万元研发费用，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200万元。这一制度性安排，也是今年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实施这项政策，预计可在去年减税超过3600亿元基础上，今年再为企业新增减税800亿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和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等，对于促进企业创新给予了“真金白银”的支持。表示，此举有利于节省企业的研发成本并鼓励其开展创新活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助力，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有助于促进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而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扩展资料：重要意义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 1、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所牵涉的税种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减。 2、结构性减税也有别于税负水平维持不变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尽管在税收政策上同样会有增有减，但结构性减税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不是维持实质税负水平大致不变条件下，不同纳税人群体之间税负水平的此增彼减。 3、结构性减税还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消减，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水平，因此是“有限度而不是大量”的减税。 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当前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在财政上可以实施的基本举措无非有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两个线索。供参考，谢谢！

结构性减税是指“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2009年减免的税种有：继续执行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落实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的政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统一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税时机结构性减税1、减税呼声不断。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发布的一份“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虽然不能断定这个排名的科学性，但是我国公众对税负过高一直呼吁不断。根据中国税负现状，顺应全球性减税趋势，选择“完善税制、适度减税”的税改政策必将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税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税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辅助的，如果总量太小、占比太低，对刺激经济所起的作用就更小。中国税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22%，减税会对刺激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力。所以，正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好时机。3、优化税制结构的需要。中国现行的税负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流转税收入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约70%，所得税的比重却仅为20%左右，“双主体”税制实际上是“跛足税制”。因此，实行结构性减税也是优化现行税制结构的需要。

法律分析：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各地要把减税政策及时落实到位，确保市场主体应享尽享。法律依据：《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 第一条 是围绕市场主体的急需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盘。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立足国情实际，既及时果断又保持定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科学把握规模性政策的平衡点。注重用改革和创新办法，助企纾困和激发活力并举，帮助受冲击最直接且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难关。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1.7万亿元。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对新增2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建立直达机制，省级财政加大资金下沉力度，共同为市县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及时补充财力。支持银行定向增加贷款并降低利率水平，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50%以上，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对大企业复工复产加强“点对点”服务。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宏观调控积累了新的经验，以合理代价取得较大成效。

虽然始自2004年的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减税，但“结构性减税”一词却是首次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表示，结构性减税的核心内容固然是减税，但将“结构性”与“减税”联系在一起，提法相对较新，其背后有特殊含义。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所牵涉的税种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减。结构性减税还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消减，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水平，因此是“有限度”的减税。此外，结构性减税也有别于税负水平维持不变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尽管在税收政策上同样会有增有减，但结构性减税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可见，结构性减税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水平，主要是从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着手，其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增值税改革从东北试点到逐步完善准备推向全国、出口退税适时调整、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等。从效果看，这些政策都起到了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因此，在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值得期待。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8月1日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11月1日起调高服装、纺织品、塑料制品、日用及艺术陶瓷制品、家具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等3770项出口商品的退税率；1月1日起，又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将航空惯性导航仪、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14%提高到17%；将摩托车、缝纫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1%、13%提高到14%。上述调整，是我国主动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企业困难，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则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此次取消和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涉及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流动、执业资格、工程建设、外贸出口、药品生产、家禽养殖、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总的减免金额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

①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完善分配制度，增加个人收入，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 ②对农产品减税有利于稳定物价，发挥财政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 ③通过对基础产业和行业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发挥财政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的作用 ④结构性减税切实降低个人和企业负担，扩大内需，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结构性减税，已然成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的一大亮点。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助理郑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结构性减税这种提法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多年，主要是对某些行业、某些税种的税率降低，而不是全面的降低。“如个税调整、增值税的转型等，这些都是属于结构性调整。”　　自今年1月1日起，增值税转型在我国全面展开。生产型的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不能抵扣，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之后，可以抵扣，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危机期就是调整期，企业要加快淘汰落后的设备，进行设备更新。　　不过，郑榕同时表示，结构性减税对企业减轻负担还是有针对性的，“如增值税转型，如果企业没有购买相关的设备，也就没什么影响了。”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始于2004年，根据国务院部署，从2004年7月1日起，增值税转型试点先在东北三省进行，以后陆续在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和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等部分地区的部分行业进行。　　作为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一项改革的增值税转型，这项改革对企业而言，除了税赋减轻之外，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可通过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浙江一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增值税改革全面铺开对企业影响很大，将大大减少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成本。他举例说，现在他的企业每年小规模投资项目在2000万到3000万元，增值税转型后可以减税200万到300万元，而对于超过1亿元的大项目来说，则可减税1千万元左右，对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企业扩大投资提供了可能。　　既然要实施结构性减税，那么，所涉及税种的理所当然是最受关注的。据悉，今年减免的税种有：继续执行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落实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的政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统一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而增税的税种则包括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研究环境税及相关税种的改革方案。　　据财政部测算，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改革预计将减少财政收入1200亿元。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税率也是为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重要途径。而在个人税负方面，个税起征点也有望进一步提高。如果这几大税种同时减税，国家财政收入必然相应减少。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比去年同月减少1265.03亿元，下降17.1%，而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639.01亿元，同比下降16.7%。其中，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2.8%。至于财政收入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如减免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转型改革减税等。　　中国财政协会副会长、知名税务专家安体富教授认为，税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如果总量太小、占比例太低，对刺激经济所起的作用就小。而实施结构性减少，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减轻企业负担。而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下滑也是比较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原理1：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意识阻碍发展。所以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发挥精神的作用。政策属于正确的意识，促进社会的发展。 原理2：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实行政策性减税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根据实际制定并实施充分考虑现阶段的经济形势而做出的决策。 原理3，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客观规律为基础。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结构性减税与政策的确立符合价值规律和当前经济运行形势。

1、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 3、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增加政府支出。一、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因从国内外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破解发展主要难题来看，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看，巩固我国经济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也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二、减税降费的内容减税降费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也是一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改革，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今年减税降费政策以减税为主，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作为国民经济骨干支撑的制造业和吸纳就业主力军的小微企业税负，主要包括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降低社保缴费等。三、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应成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制度、兜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

　　从2009年的保增长到2012年的稳增长，我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微妙的阶段。 　　2012年经济放缓，实体经济疲软是目前的现实情况。要刺激经济、调整结构，除了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的缓解都伴随着华盛顿当局上千亿美元的减税措施，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帮助美国走出了当时的经济危机，民主党籍的肯尼迪总统、克林顿总统都是大力减税的总统。而美国另一位总统罗斯福由于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提高税率，从而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可见走出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与总统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关，减税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减税措施。给予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虽然让境外资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但其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向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各级经济开发区、经济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税收优惠、出口退税，行业性、地域性的减免税政策，都对我国经济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刺激作用。 　　2012年上海率先试点的营改增就是结构性减税的重拳之一，8万多户试点行业中年服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成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从原来缴纳5%的营业税改为缴纳3%的增值税，税率下降40%。年服务收入超过500万元的试点企业，成为一般纳税人后，成本中承担的增值税可以抵扣，降低了重复交税，对行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虽然由于行业特点，导致一些交通运输业企业的税负率上升，但是随着下一步试点行业的扩大，扩大成本中可抵扣的范围，企业的税负率会进一步下降。 　　上海市营改增试点尚不足半年，但已经有五省、五市提出申请希望能在2012年内开始试点营改增，看上去，地方政府给试点行业的企业减税，比给自己争取试点房产税后增加税收收入的心情，要迫切得多。 　　同时，财政部发文上调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对于符合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延长到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给予向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一定的税收优惠，等等。这一系列具体的税收减免措施的出台，对于左边是经济下滑、右边是通货膨胀，前面是成本压力，背后是内需疲软，资金普遍紧张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点光明。同时上调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使大批中低收入者税负明显下降，给了众多普通百姓喘息的机会。 　　结构性减税并不是一味减税，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就享受不到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2011年初在上海和重庆试点的房产税，在2012年倾向于采取“上海模式”扩大试点范围，这无疑代表了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决心。虽然这部分房产税的收入很少，但这对于建立我国不动产税收体制、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一种积极措施。 　　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开始是按照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单位、乘以适用税率缴纳。当时的目的是，从量征收的资源税收入不受资源价格的影响，能够稳定税收收入，同时有利于促进资源开采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了资源日益紧缺、价格涨幅迅猛的今天，资源税从量征收明显不合时宜。从新疆开始的试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将资源销售价格纳入征税考虑的范围。下一步还将扩大改革范围，将其他的资源类产品纳入征税范围。 　　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环境保护税不同，前二者是已经开征的税种，只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对这两个已有税种的征税范围、税基、税率做适当的调整。自然资源的保护、清洁的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继单纯发展经济之后，我国公众追求的新目标，因此在未来，无论从保护环境的角度，还是从完善我国税制的角度，抑或是弥补结构性减税中政府因给企业和个人降低税负而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的角度，环境保护税都会成为未来我国税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些新行业、新经济业态成为我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行业和业态的税负应该适当降低。而那些高污染、高能耗、重复建设集中的行业，以及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的税负应该增加，笔者认为，这才符合结构性减税的初衷。 　　无论是美国的历史，还是我国的历史，都可以证明，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企业和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政府尤其应该削减开支，出台减税措施以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帮助企业尽快渡过难关，这才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道。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①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对物流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减税，有利于降低流通成本，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发展。（4分②财政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结构性减税切实降低企业负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稳定物价和扩大内需，从而拉动经济增长。(4分)③结构性减税减轻了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贯彻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分)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本题为意义型试题，并且指定了知识范围，即财政的作用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知识。通过材料“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的成本”可以联系财政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及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对中小企业的作用可以联系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等角度加以阐释。回答本题关键是要弄清知识范围。

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主要应该研究营改增。增值税的主要特点是以销项税额减除进项税额的差额为应纳税额；而营业税通常按照营业收入总额和适用税率直接计算应纳税额，不能减除进项税额。也就是说，增值税与营业税之间，营业税与营业税之间不能相互抵扣；只有增值税与增值税之间可以抵扣。很多文化创意企业卖的是创意、设计，但是创意设计不可能仅靠大脑思维，还要借助技术设备。比如动漫制作企业，除了人力资本投入以外，还需要购置不少软件和电脑、图像设备等。购置设备时需要缴纳增值税，而在销售创意产品时需要缴纳营业税。把它们缴纳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以后，“头”和“尾”缴的都是增值税，两者之间就能够抵扣，从而只要对产品增值的部分缴税。就征税范围而言，我国现行增值税与营业税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对货物征收的，而后者是对劳务征收的。这样一来，增值税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就会造成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之间不能抵扣，从而导致重复征税，不利于简化税制和改善管理。推进增值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逐步实现对于货物和劳务征收统一的间接税，使增值税覆盖绝大多数货物和劳物。增值税的“链条”完整了，就可以避免“两头”征税，纳税人的税负自然就会减轻，也有利于简化税制和改善管理。消除重复征税，利于企业细分服务，降低产品价格。营业税的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税现象越严重。比如在物流行业，如果运输和仓储业务分开，分属不同的法人，运输和仓储环节就都要征收营业税。由于营业税的弊端，很多企业为了减少重复征税，就会尽量减少流转环节，容易形成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除了重复征税，企业就可以放下包袱、放开手脚向专业化细分和升级换代迈进。同时，企业和流通领域的税收成本降低，有利于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而市场上衍生更多专业化细分服务，可以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消费者的选择，使百姓得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对进一步提振消费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减税的实惠，也将对经济运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相对而言，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更强一些，改革将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合理，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严格意义上来讲，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属于 经济活动中的 （再分配 ）行为。非要放在分配大类里也不算错就是了。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减税降费具体措施减税降费具体措施是什么呢？很多用户不清楚这个问题。下面小编就来简单介绍。营改增已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的“触媒”。营改增后，建筑业积极探索装配式、工厂化模式，房地产业剥离施工、园林、物业等实行专业化、产业化，金融行业向资产管理、金融产品等现代金融服务延伸，餐饮业等服务业专业外包迅速发展、创新意愿强烈。营改增成为撬动财税改革的典型杠杆。全面推进营改增优化了税制结构，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培育壮大了新动能，于是引起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给予的专业认可：营改增使中国的制度处于地位，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16年5月1日起，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过渡方案确保地方既有财力不变，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务院次比较系统提出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这一改革将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事权。2018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规模达1.1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此后又出台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措施，使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达到1.3万亿元以上。2018年9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对减税降费作出重要部署，确定了落实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配套措施，决定完善政策确保创投基金税负总体不增，并明确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超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此后又“加码”出台了新的举措。一系列政策已密集实施，特别是深化改革和个税法修订，被视为税制改革的重大跨越，减税效果明显。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把已定减税降费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同时抓紧研究提出降低社保费率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2018年9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好简政减税降负措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再度强调要不折不扣、不拖不延地落实好各项简政减税降负措施，更好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税收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2018年9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了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2018年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的措施。此前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规模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从现实可能性看，减税降费确有一定的空间。2018年1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7号第四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情况听取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举行。减税降费成为关键词。会议提出，2019年将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落实好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

法律分析：增值税减半征收政策：1、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2、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各地要把减税政策及时落实到位，确保市场主体应享尽享。纳税人销售旧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所称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简易办法依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包括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工疗机构和其他单位)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并经有关部门的认定后，可享受按实际安置的残疾人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税收优惠。限额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确定，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3.5万元。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扣缴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1、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2、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注意：意味着小规模纳税人只要月销售额不超过15万、季度销售不超过45万、年销售额不超过180万的，都将不再缴纳增值税以及附加税了。在现行的政策下，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按应纳税所得额分为两段计算：一是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二是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本次优惠针对的是第一段，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一百万元企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是5%，再减半就是2.5万元。3、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自 2021年4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万元(以 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自2022年4月1日至今 2022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税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4、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5、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部分税费2022年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不包括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以及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的全部税费，延缓期限为6 个月。6、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按一定比例一次性扣除中小微企业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 新购置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500万元以上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7、阶段性减免房租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的，2022年减免6个月租金，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对出租人减免租金的，税务部门根据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鼓励国有银行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非国有房屋减免租金的，除同等享受上述政策优惠外鼓励各地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优惠。通过转租、分租形式出租房屋的，要确保租金减免优惠政策惠及最终承租人，不得在转租、分租环节哄抬租金。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享受主体】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优惠内容】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享受条件】1.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结果为准。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的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两个条件的，可在首次办理汇算清缴前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 第一条规定的优惠政策。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0号) 第一条规定的优惠政策。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一条，国家实行有利于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按照规定实行缓征、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等措施，简化税收征管程序，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收负担。第十二条， 国家对小型微型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等优惠政策，减轻小型微型企业负担。

我国的出口货物税收政策分为哪三种形式？ （一）出口免税并退税 出口免税是指对货物在出口环节不征增值税、消费税。 出口退税是指对货物在出口前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按规定的退税率计算后予以退还。 “免、抵、退”和“先征后退”则属于出口退（免）税的两种计算方法。 “免”是指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的货物，免征企业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 “抵”是指生产企业将出口货物应予免征或退还的所耗用原材料等已纳税税款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 “退”是指符合外销比例条件下，生产企业当期要抵顶的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税务机关可将未抵顶完的各额予以退回。 先征后退”则是指对出口企业一律先按照增值税的规定征税，然后再由税务机关按照不同产品的退税率退税。 （二）出口免税不退税 即所谓的“不征不退”，是指对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的货物在出口环节不征税，也不退税。 1993年12月31日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自产的货物或委托代理出口货物，在2000年底之前出适用这个政策。 （三）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 出口不免税是指对国家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某些货物的出口环节视同内销环节，照常征税。 出口不退税是指对这些货物出口不退还出口前其所负担的税款。 我国出口货物退税政策的形式有哪些 国家主要是通过调整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出口货物税额计算 将单位“元”换算为“万元”。 出口货物有哪些免税政策, 出口货物的税收规定有哪些 行内6年回复仅供参考 大部分出口货物本身都是免税的 甚至是退税的这是国家鼓励出口的 有些是交税的但是也要看货物的具体HS 海关编码来确认。 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包括我国的房地产税、出口退税等 ，一定要是2011年 财政货币政策转向一松一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为稳健，是应对新形势下通胀预期和压力所必需的总量调控措施，财政政策方面应予以必要的配合，2011年，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一松一紧”的搭配体现了政策组合中的一系列具体考虑和综合性的理性追求。具体来看，当前应强调财政政策在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积极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但从财政政策总的演变趋势来看，把眼光放到“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色彩将逐步淡化，宏观政策在“一紧一松”之后也将会回归财政的稳健。 在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大框架下，今后一个时期，旨在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结构性减税仍将进一步推进。 二是逐步实行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个税改革既要降低低端的税负，又要强化对高端的征收调节，达此目标，不应仅限于提高个税减除费用标准，而需通盘配套设计。要坚持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方向，设计科学合理的税收减免与扣除项目，以及更简化、得当的累进税率，真正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而适当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 三是健全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税收应注重发挥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企业研发创新、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中小企业减税看，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的政策已经展开：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2月发布的《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业将获得1年期所得税优惠，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结构性减税的同时，还应指出，财税方面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增税也是必要的，而且有利于在总量调控方面与货币政策的收缩取向相呼应。可取措施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推进资源税改革。201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99.60,-0.50,-0.50%)、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启动了在全国实施资源税改革的第一步。今后的改革方向是应充分发挥资源税与初级产品价格联动的杠杆调节功能，使价格水平及其形成机制更好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更好地反映市场上资源产品供求关系和应有的完全成本，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社会公众低碳生活。在尽快将资源税改革推广到整个西部乃至中部和全国的同时，应适时扩大征税范围，将煤炭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进一步发挥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作用。新疆实行的5%的资源税从价税率，较之以前，税负有了明显提高，但与英国12.5%、俄罗斯16.5%、美国境内外平均14.6%的税率相比，可以再作筹谋，动态优化。 二是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我国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仍存在“缺位”现象，一些高档消费品和环境污染大的物品(如一次性包装物、含氯汞电池等)没有征税，不能很好地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因此，应考虑逐步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要完善计征方法，增强税收调控的有效性，具体可考虑将部分应税消费品由生产环节纳税改为零售环节纳税，将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产品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此外，要调整消费税税率，如提高不可再生资源汽油、柴油等的消费税负，以及卷烟、鞭炮等危害身体健康和环境的消费税率。 三是积极推进房地产税改革，逐步强化直接税中财产税的再分配作用。房地产税改革在我国研究论证已久，并已进行了多年的“物业税”模拟评税空转试验，目前结合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新政，推出改革试点的时机已经成熟，重庆、上海已进入试点的实际操作。从降低间接税比重、提升直接税比重的需求来看，房地产税改革的必要性也就更加突出。房地产税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中的意义在于： *** 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强化主要针对富裕阶层的直接税，增加地方 *** 收入并打造与地方 *** 职能合理化内在契合的支柱财源；逐步将纳税重心从生产环节更多地转移、后置到财产环节，为地方 *** 提供稳定、大宗的地方税种，使地方税体系建设得到重大推进，并为其他改革和全局配套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该税还是房地产调控中至关重要的制度建设内容，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四是研究开征环境税。环境税在我国应构建的环境税收制度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应研究构建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税种及有效的制约机制，实现现行财政收入格局的结构调整，并顺应国际社会税收“绿化”的趋势。“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开征环境税并加快现有税种可能的“绿化”，逐步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符合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税制与税收政策体系。 出口货物税收函调系统v1.2.04如何二次复函 （国税函[2010]65号）规定，对于税务总局对出口货物税收函调系统中的异常复函进行了梳理，并将部分异常复函涉及的供货企业生成了出口退税审核特别关注信息。 进出口货物税金怎么算？ 你想知道进口货物的什么税，关税，消费税，增值税？ 什么是启运港退税政策的出口货物 就是你出口的这个商品 可以享受到国家的退税政策 有的贸易公司 就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比较低 利润都是在退税上面了 收到税务局关于协查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函

1，答案：B、减税 2，解析： 税收对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减税政策实现。 结构性减税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结构性减税应持续进行。减税既有增加供给的功能，也有促进消费的功能。对过剩行业和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消耗大的行业应增税，对供给不足的行业如高科技、低能耗、低污染行业应减税，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所得大幅度降低税负。减税应该既有利于调整供给结构，又有利于直接增加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当前要做的是全面清理城乡居民征收的各种税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减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减税。对于税收手段的运用，不应仅仅限于减税，还应该考虑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税制，形成良好的税收环境。减税应考虑与长期税制改革相衔接，使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保持良好的比例关系，通过建立长期税制改革的稳定机制，使得税制改革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政策性减税和税制改革相结合，促进以拉动国内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将公共支出的重点从“硬件”转向“软件”上来，将财政投资的重点从增加资本存量转向拉动民间消费的项目上来，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

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律是客观的，要求我们要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中国　　一、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　　（一） 合理的税收政策能使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为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增添巨大助力　　“九五”期间，我国采取了完善分税制、积极稳妥地推进税费改革、健全税收制度、强化税收征管等一系列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因而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九五”收入计划。“九五”计划规定，我国税收年均增长速度为10%，收入总量在2000年底要达到8200亿元。实际上，1997年税收收入总规模就已达到8234亿元，1999年税收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682亿元，2000年底达到12630亿元，是“八五”期间的2倍多，年均增长速度达15%，绝对额年均增长1200亿元之巨。“九五”税收收入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壮大了国家财力和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　　（二）良好的税收政策是政府成功地对经济实施间接调控的保证　　首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外贸出口大幅下滑，为此我国于1998年10月调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而后鉴于促进出口的力度还不够充足，于1999年1月和7月又先后两次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综合退税率达到15%以上。经过这三次出口税收政策的调整，有力地增强了出口能力，1999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比1998年增长了6.1%，据海关总署统计，2000年1~10月份，外贸出口总额达到20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2%。　　其次，为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包括为拉动投资增长，先后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和暂停征收的政策措施；为推动房地产业发展，对与房地产流通有关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实施了减税免税政策；为促进结构调整，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创新等相应调整了税收政策，实施了企业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给予按40%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等，实施免征营业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税收扶持等等。这些税收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各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的能力和积极性。　　（三）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利息税，并将其收入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　　有关资料表明，自1999年11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来，国内消费需求有明显提升，200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比上年同期增幅高出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也推动了民间投资，2000年上半年股市成交额和入市投资者都大幅度增加，成交额同比增加了18000亿元，沪深两市股指连创新高。之所以增税却能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扩大了所得税征税范围，减少了纳税人收入，是一种紧缩需求的措施，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征收储蓄利息个人所得税主要收的是中高收入者的收入，这样不仅不会紧缩需求，相反由于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反而会扩大需求，同时由于储蓄利息收入的降低，还刺激了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热情。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成功的。　　二、国外运用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经验　　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一国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环境下，在货币政策失效时，选择税收政策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一） 美国的经验　　在通货紧缩环境下，美国采取了比较恰当的税收政策，并以此为主进行宏观政策组合操作，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滞胀”和1979~1981年的经济衰退后，里根政府对美国旧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制定了“经济复兴税法” ，其税收主张就是大幅度减税。因此里根政府运用“拉弗曲线”理论，认为降低“禁区”内的税率，是政府刺激生产、鼓励投资，从而增加税收的唯一可行政策，并于1981年全面推行了这一减税政策。结果，不仅遏制住了经济衰退，而且给美国创造了从1982年底开始连续25个月持续增长的奇迹，到1984年经过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还高达6.8%，是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最有力的增长。　　在经济高涨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仍然注重了税收政策有效运用。特别是克林顿执政后，在税收政策上仍然保持80年代税制改革“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的主要特征，并继续实行对资本收益和对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强调并用减税与增税政策，“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一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实行，使低税轻税成为趋势，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01年2月8日，布什政府向国会正式提交了关于10年内大幅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以兑现自己在竞选总统时向选民许下的诺言。。虽然布什的减税政策以其规模大、范围广而引起了来自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诸多争论，但笔者以为，布什政府减税的出发点是好的，减税计划也有较科学的计算依据。　　（二）欧洲各国的经验　　近年来，欧洲在促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更重视税收政策的合理使用，以此来刺激经济的有效增长。从1999年上半年开始，欧洲各国在税收上相继采取降低税收总体负担的政策。同时，对增值税进行改革，将增值税由选择性征收向普遍征收转变，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减少了减免税优惠，并采用“消费型”、目的地征税、扣税法和3档税率的增值税模式，使之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针对个人所得税在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原有税制基础上进行完善，寻找合理的税基，选择合理的税率；并提出以支出税代替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公司所得税的改革中，将公司所得税税率平均降低了10个百分点，并拓宽了税基，主要是限制或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特定区域和部门的优惠政策、投资抵免和与财产有关的豁免，税收规定的折旧期限也更加接近经济性折旧的期限。　　此外，还采取了诸如普遍开征社会保险税、支持征收财产税、利用税收优惠、快速折旧和投资税额抵扣等方法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运用税式支出管理税收优惠等措施，以更有效地运用税收手段刺激经济增长。　　（三）日本的教训　　当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时，日本政府则在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之下，推出了不合适宜的增税方案，从1997年开始执行日本财政重建计划，其长期目标是到2003年之前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与GDP之比降到3%以下，并停止发行特别赤字国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日本政府在1997年提高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增加了社会保险费，终止了所得税特别减税并削减了政府的各项开支。此举导致了1997年日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由1996年的2.9%和4.3%下降到1997年的1.1%和 -5.6%。仅这两项增长速度的下降便使1997年的日本GDP的增长速度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虽然1997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对GDP之比有所下降，但经济形势却大大恶化，GDP的增长速度仅为0.8%。日本政府的增税政策使1997年日本经济由回升转入经济停滞，实际利率上升，投资风险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加剧了通货紧缩趋势，并留下较为严重的后患。　　三、拉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宜逐步采取的税收政策　　（一）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所谓结构性减税，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减税不是见者有份，更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有选择、有侧重点；二是减税是在优化税制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优化税制结构肯定包括增税因素。因此，减税和增税二者是相辅相成和相互联系的。当前，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策略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国有企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设备落后，技改能力差。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属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占20%，属于应当淘汰的占55%--60%，陈旧但仍在使用的占20%--50%。而我国现行 “生产型”增值税，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和严重。首先，它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影响企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其次，对于出口产品中固定资产所含税款未进行抵扣，使得出口商品退税不彻底，这必然会提高价格水平，从而降低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设备有免税规定，而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得不到抵扣，从而使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建立“消费型”增值税体系，以消除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尤其是资本密集和附加值较高项目的税负。　　2、为企业和个人减负，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鼓励科技创新，拓宽消费领域。对高新技术产业要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和某些地方性税收优惠，允许推行加速折旧，允许其科研开发费在税前作一定的“虚拟扣除”。二是对再投资实施税收抵免政策，刺激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笔者建议对企业和个人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给予退还其再投资额已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的照顾；或者实行再投资额抵免当期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政策。 三是实施特定消费品支出抵免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政策。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对购买商品房、汽车等特定消费品的个人，实施支出额抵免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政策，为激活房地产市场和汽车消费的早日升温创造条件。　　3、运用税收政策，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我国有近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目前全部消费的70%是靠30%的城市人口来实现，如果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扩大内需的方针就不可能真正落实。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应当是增收与减负同时并举，这方面可以选择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其一，坚持依法征税，严禁按人口、田亩摊派税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其二，对农民贩运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其三，可以考虑通过“虚拟扣除”的方式把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税负降下来。农产品深加工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从农业产值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的比例看，当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是1: 3，美国达1: 5，而我国仅为1: 0.5。因此，有必要对农产品加工业给予增值税扶持。　　4、实现彻底退税，扩大外贸出口。真正意义上的出口退税应该是出口销项免税，按购入额计算退税，从合理退税方法考虑，应将依据外销额计算退税改为依据购入额计算退税。建议将报关出口的货物全部实行零税率；对生产性自营出口企业，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免抵退”政策，纠正各地普遍存在的“先征后退”的变通做法；适当扩大“以产顶进”的范围，除钢材外，可再选择一部分需要支持的工业品，如成套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技术含量高的高科技产品等，纳入“以产顶进”范围给予出口退税。据统计分析，外贸出口增长10%，可推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因此，扩大外贸出口，是应对通货紧缩的关键一着。　　（二）调整现行税收政策，带动经济稳步增长　　1、健全个人所得税制，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合理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标。就目前我国的经济现状来看，个人所得税应重视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减轻一般收入阶层的税负，以利于刺激消费。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并实行累进税率；在征收方法上应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收入等经常性所得实行综合申报征收，对其他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对不同纳税人还应考虑其婚姻状况、赡养人口、年龄、教育子女费用、医疗支出及社会保障费用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确定不同的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　　2、完善财产税制，降低当前消费成本。完善财产税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为健全财产税的税种体系，建议对个人开征房产税或物业税等税种；二是适当提高财产在不同阶段的税收负担，增加社会财富集中的成本，降低当前消费的价格，提高消费在社会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三是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刺激即期消费。通过征税调节个体财富存量，进而降低人们进行储蓄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增加即期消费；并将所集中的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消费需求。四是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评估制度，严格财产税的征管。　　3、开征燃油税，优化汽车消费环境。我国应尽早建立、健全以燃油税为核心、车辆购置税和道路使用税为补充的汽车消费税收制度，以规范燃油税、车辆购置税和道路使用税取代现行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提高汽车消费税负担的透明度，从而使广大消费者能够放心大胆地购车。这是全面启动汽车消费市场，并使之尽快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的关键。考虑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可以将燃油税等汽车消费税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管理。　　4、加速“费改税”进程，完善税制结构。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已于1999年10月31日起正式生效，这标志着“费改税”进程的加快，废止乱收费，整顿正常收费项目，化费为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温床，维护了健康的财经秩序。同时增加了国家的可支配财力，拓宽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　　5、建立社会保障税制，从制度上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是征收社会保障税。我国也应根据“贡献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稳定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扩大社会保障的受益范围，从制度上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目前，可以先将在城镇范围内收取的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等改为社会保障税。然后再逐步推广到广大农村。

法律主观 2011年11月1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增值税改革试点的文件，财税[2011]110号和财税[2011]111号，规定自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市开始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那么增值税如何改革呢？为什么说上海增值税扩围改革是“结构性减税”?目前，经常听到一种观点，上海税改后，可能对于试点行业的税负不一定降低，何谈减税一说。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其实是错误的。案例：上海市某交通运输企业A公司为生产企业B公司提供运输劳务，取得收入1000万元，其中耗用油品等花费727.27万元。B公司当年确认销项税额500万元，进项税额300万元(不包括运费进项)。(一)假设业务发生在2010年，按照现行政策计算。1、A公司按照3%的税率缴纳营业税，缴纳30万元营业税。2、B公司按照7%的进项抵扣，抵扣运费进项70万元。3、B公司应缴增值税=500-300-70=130(万元)(二)假设该业务发生在2011年，按照上海扩围政策计算。1、A公司应缴增值税=1000×11%-470.6×17%=30万元，即A公司税负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2、B公司按照11%的进项抵扣，抵扣运费进项税110万元。3、B公司应缴增值税=500-300-110万=90(万元)两种方案比较，增值税扩围后，A公司税负持平，而B公司减少增值税款支出40万元，整个社会减少税款40万元，达到了结构性减税的目的。因此，所谓结构性减税，不是着眼于试点行业，其本质是针对下游企业，减少重复纳税的目的。通过对下游环节减税，反过来会扩大经营业务，从而达到促进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目的。增值税扩围项目的税率设计问题上海试点方案中，将有形动产租赁税率设定为17%、交通运输业设定为11%，而其他现代服务业设定为6%。之所以这样设定税率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试点行业税负不会增加。上述行业的成本构成不同，导致可抵扣项目不同，从而税率设计有高有低。(一)有形动产租赁。1、出租企业的有形动产为外购的情形。案例：2012年1月，上海市A公司外购设备价款为1000万元(不含税)，已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进项税额170万元，当月A公司和B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该设备以每年租金300万元，租赁期4年租给B公司。A公司4年应缴增值税=1200万×17%-1000×17%=34(万元)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A公司所有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抵扣，而销项税额却是分四年实现，因此税法对有形动产租赁税率采取了17%的高线。2、出租企业的有形动产为自产的情形。案例：2012年1月，上海市A公司将自产的设备一台租赁给B公司，设备耗费的进项税为60万元，市场公允价值为1000万元。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四年，每年租金300万元，四年共1200万元。假设该业务发生在2011年，则首先A公司自产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行为应该缴纳一道增值税110万元，同时4年的租赁费再缴纳5%的营业税60万元，重复纳税的因素明显。增值税扩围改革后，A公司60万元的进项仍然可以抵扣，即A公司只需要缴纳一道增值税110万元即可，避免了重复征税，且其主要进项均可以得到抵扣，其抵扣的范围同其他工业企业相同，因此税率采取17%也是合适的。3、融资租赁业务案例：上海A融资租赁公司购进设备价值为1000万元，并将该设备租赁给B公司，合同约定租赁期为3年，每年租金500万元，3年租金合计1500万元。(1)如果该事项发生在2011年，A融资租赁公司的进项不能抵扣，但是根据财税[2003]16号文件的规定，A公司享受差额征收营业税的政策，即：A公司缴纳营业税25万元。但是由于下游企业融资租赁的设备不能得到抵扣，而外购设备可以得到抵扣，大大压缩了A公司的经营空间。(2)如果该事项发生在2012年，A融资租赁公司的进项税可以抵扣，租金收入按照17%计提销项，即：A公司的税负由2011年的差额500万元乘以5%变为了差额500万乘以17%，A公司的税负提高了12个点，但是由于下游企业的进项可以得到抵扣，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空间大为扩展，如果政策如此规定，就是以“税款换业务”，两相比较，还是业务范围最重要。对融资租赁企业更为有利的是，《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款中规定：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这样，融资租赁企业税负减少，且由于下游企业得到抵扣，其业务范围扩大，因此得到了双重的利益。(二)交通运输业1、交通运输业的耗费中，占很大比例的是车辆的购进、维修费用、油品消耗费用，而上述耗费均可以取得进项，但是交通运输业中过路费、过桥费等无法取得进项，因此其进项取得不如有形动产租赁行业比例高，经过测算按照11%的税率，交通运输业在抵扣进项税额后，税负不会提高。2、交通运输业中一项特殊的业务，即：管道运输，又具有特殊性，管道运输不耗用油品，且其维修费用属于不动产维修，也不能取得进项发票，因此如果按照11%的税率，其税负明显提高，因此《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管道运输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从而，解决了该特殊问题。(三)其他现代服务业其他现代服务业，如会计师鉴证等行业取得进项税额的比例很小，因此试点方案采取了6%的税率，比较起原来5%的营业税税率，税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由于其设备、费用等能够得到一定的抵扣，其税负不会提高。虽然其他现代服务业的税负不一定降低，但是由于下游环节支付的税款可以得到抵扣，从而可能会大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四)小规模纳税人众所周知，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全部纳入防伪税控系统，缴纳增值税会有一定的购买微机等必要成本，对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为了减少其负担，上海方案中规定，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执行，而营业税种交通运输业税率为3%，服务业为5%，按照3%的征收率与原税率持平或由降低，因此也不会加重其税收负担。上海增值税扩围改革后须警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抬头增值税固然有税不重征等优点，但是由于采取凭票扣税的方式，虚开与接收虚开发票一直是增值税制度的恶疾，增值税扩围改革后要大力加强征管，以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的发生。(一)目前在虚开发票案件检查中，税务机关基本上是按照“票、货、款、运输”四流来进行检查，而劳务具有来无踪去无影，看不见实物，且价值难以准确计量的特点，因此将使得虚开案件更加难以检查。(二)目前交通运输业由于“低征高抵”的特点，一直是虚开发票的高危领域，上海增值税扩围后，“低征高抵”的漏洞得到遏制，但预计随之而来的是虚开发票问题的前移。例如，上海扩围之前，为了少缴税款，采取运输企业多开发票，征收3%的营业税，而生产企业多抵扣的虚开行为，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后，犯罪手法会改为运输企业去多取得柴油发票作为进项税额，从而对生产企业二次虚开的方法。(三)面对上海扩围后可能的虚开案件抬头现象，稽查部门要研究检查方式，将过去检查虚开案件重视“物流”的检查方法，由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没有“物流”存在，因此检查方法要转变为特别重视“资金流”检查方式。

首先需要明确，企业所得税2.5%，适用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执行时间为：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规定，自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以内，由实际税负5%降至2.5%。扩展资料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支持企业创新有关举措，会议决定：1.今年1月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相当于企业每投入100万元研发费用，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200万元。实施这项政策，预计可在去年减税超过3600亿元基础上，今年再为企业新增减税800亿元。这一制度性安排，是今年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现在企业的负担很重，税收压力大，怎么才能把税负降下 这个税负是行业的统一税负 除非政策有变啊， 不然就是几年不变的。 谁说企业负担重跟税收有关 “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把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都解开了，才能真正发挥13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2017年开年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用老子这句已经传颂超过两千年的话来诠释改革的无止境。 企业最期待的改革是什么？玻璃大王曹德旺吐槽中国企业税负过重后，这便成为了2016年12月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年开年，权威说法来了。 企业负担重，税收不能“背锅” 就在开年首个常务会议上， *** 明确表了态：“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 *** 易成本太高？” 换一个理解方式，企业负担重，税收不能背锅。紧接着，财政部官网刊发答记者问，主题就是企业税费负担问题。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近十年来我国涉及企业的两大主要税种税制改革，体现了普遍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政策导向，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是哪两大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去年11月为例，当月我国增值税共录得3787亿元，企业所得税为601亿元，而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554亿元，这两大税种占比将近一半，并且绝大数来源都是企业。 从近十年的税收改革来看，为企业减负始终是方向。2008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五条： 一是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二是法定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 三是将原来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体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 四是对国家重点支援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分别给予15%和20%低税率优惠。 五是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执行15%低税率优惠。 “从以上改革措施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按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设计的，同时也重点支援了高新技术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发展。”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道。 增值税也是同样的方向。 仅拿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来说，企业购进服务、不动产等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当年减税就超过5000亿元。 再来横向比一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从税率来看，我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同时还设定了13%、11%、6%三档低税率。 总理发话：制度 *** 易成本太高 税收不背锅怎么办？总理讲的很清楚，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制度 *** 易成本太高。 制度 *** 易成本又称体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 *** 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有些根本没有名目的‘费"，监管者对企业是说罚就罚、说缴就缴，企业的成本怎么能不高？” *** 说。 学者的研究能佐证这一点。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的研究结果，就税收负担而言，我国的真实情况是：以规范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计算的巨集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以 *** 收入计算的巨集观税负水平偏高。 冯俏彬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 收入的多元化所致，在税收之外的各类费、基金、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乃至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收入等占比过大。 以2015年为例，全部 *** 收入共计24.48万亿元，其中税收仅为12.49万亿元，占51%；而税外收入却占到49%的比例。 冯俏彬说，在各项 *** 性基金中，当前企业意见最大之一，是面向绝大多数企业征收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项基金自1992年开始收取，至今已有25年。 刘俊在北京经营一家环保装置企业多年，他告诉记者，企业并不大，属于初创型企业，目前拥有员工30人左右，每年要交5万~6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已经相当于一个员工工资的水平。 按照冯俏彬的说法，与残疾人有关的各类保障是社会福利支出的一部分，应当由公共财政保障，其收入也应来自于一般公共收入。专列名目收取经费的做法，确实陈旧过时，应当及时清理。 *** 各类收费还只是一方面，“许多收费的中介服务是和行政机关暗中连在一起的。企业不经过这些中介服务，就别想拿到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这就给企业造成了直接的负担。”总理严厉说道。 就此，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五险一金”等都是小头，企业最大的制度 *** 易成本在中介费、评估费等领域的支出。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类似于环评的专案评估很多评估是 *** 规章制度中硬性要求做的，企业投资的专案一般比较大，投资规模过亿元，专案评估费一般有一个基数和一定比例，基数一般是要几百万元，上千万元也很正常。这一块只有有限几家做，有些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能谈价的空间有限。 涉企收费还要再清理，“红顶中介”也跑不了 本届 *** 成立以来，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 *** 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措施。 目前保留的中央级 *** 性基金减少到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到92项，其中，涉企收费68项。各地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大大减少。 我国为什么对酒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 酒类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的原因 ，在于国家对酒类产品除增值税以外，还征收了一道消费税。其中白酒、其他酒按比例税率征收，其中白酒按20%加0.5元/500克（或者500毫升）、其他酒按10%，黄酒、啤酒实行定额税率，每吨分别征收240元到220元不等。 消费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主要是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现行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烟，酒，鞭炮，焰火，化妆品，成品油，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摩托车，小汽车，汽车轮胎、成品油等税目，有的税目还进一步划分若干子目。 因为酒类产品属于特定消费品，不是生活必需品，有酒无酒，不影响正常生活，再者，历史上我国就将酒类产品作为重税的课征物件，现在对酒类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收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也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导致企业税负压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儿 根源在于经济下行收入减少了。 我认为这是根本。 还有就是国家的政策了。 越是经济不好，越要减免税负这样才能帮助企业正常执行。 你的负担压力重吗？ 现在学习固然是忙的！但是，也要学会自我调节！ 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尅一避税嘛，现在避税的方法很多 《税法》的题:限额扣除对企业降低税收负担有何启示？ 企业使用本期成本最大化的计价方法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是可行的。 但是，要在执行过程中要注意采取合规的计价方法，如：《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五条对存货计价方法有规定,企业各项存货的使用或者销售,其实际成本的计算方法,可以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方法中选用一种。计价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改变。 若违反了相应的规定，即使会计利润为亏损，企业所得税汇算时也会做纳税调增，说不定会形成应纳税所得额的。 使用本期成本最大化的计价方法有利于企业减少当期利润总额，给汇算调整时保留了弹性空间，避免账面亏损却又形成应纳税所得额的发生。 企业可以用以后年度的盈利来弥补经汇算后得出的税收认定的亏损额，时间为不超过五年... 在重庆企业如何减少税负压力？地方有什么减少税收的优惠政策？ 现在各地都以减少税负压力，地方以减少税收的优惠政策为条件招商引资，出现了好多中介机构（网面）从事这方面的情报工作，但这些政策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实施起来是困难的。 限额扣除对企业降低税收负担有何启示 限额扣除不会降低对于企业税收负担。限额扣除只能是说明保护国家的税基。 造成企业涉税风险及税收负担过重的原因是？ 企业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未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只重视会计核算，不善于运用纳税筹划的方法为企业节约纳税成本，是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的原因。面对这些问题，航天资讯软体公司作为企业税务会计软体引领者，旗下的航天资讯“懂税的ERP”可帮助企业有效进行纳税筹划，优化筹划方案，合理节税避税，并高效处理涉税业务。

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根本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扩展资料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 1、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所牵涉的税种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减。 2、结构性减税也有别于税负水平维持不变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尽管在税收政策上同样会有增有减，但结构性减税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不是维持实质税负水平大致不变条件下，不同纳税人群体之间税负水平的此增彼减。 3、结构性减税还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消减，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水平，因此是“有限度而不是大量”的减税。 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当前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在财政上可以实施的基本举措无非有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两个线索。

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 1、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所牵涉的税种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减.2、结构性减税也有别于税负水平维持不变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尽管在税收政策上同样会有增有减,但结构性减税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不是维持实质税负水平大致不变条件下,不同纳税人群体之间税负水平的此增彼减.3、结构性减税还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消减,意在从量上削减税负水平,因此是“有限度而不是大量”的减税. 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消减,其追求的目标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当前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在财政上可以实施的基本举措无非有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两个线索.

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意义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企业新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税金准予在计算销项税额时予以抵扣。此举可有效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8月1日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11月1日起调高服装、纺织品、塑料制品、日用及艺术陶瓷制品、家具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等3770项出口商品的退税率;1月1日起，又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将航空惯性导航仪、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14%提高到17%;将摩托车、缝纫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1%、13%提高到14%。上述调整，是我国主动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企业困难，增强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则有利于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此次取消和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涉及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流动、执业资格、工程建设、外贸出口、药品生产、家禽养殖、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总的减免金额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参考资料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415037-5653179.html

1、减税呼声不断。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发布的一份“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虽然不能断定这个排名的科学性，但是近年我国公众对税负过高一直呼吁不断。根据中国税负现状，顺应全球性减税趋势，选择“完善税制、适度减税”的税改政策必将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2、税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税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辅助的，如果总量太小、占比太低，对刺激经济所起的作用就更小。近年来中国税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22%，减税会对刺激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力。所以，现在正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好时机。 　　3、优化税制结构的需要。中国现行的税负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流转税收入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约70%，所得税的比重却仅为20%左右，“双主体”税制实际上是“跛足税制”。因此，实行结构性减税也是优化现行税制结构的需要。

（一）国内原因（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完成，离不了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高供给效率，优化经济结构，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产品有需求方就有供给方，供给方主要就是企业，所以企业经济利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供给质量和效率，而减税是激励企业生产发展的有效方法。“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了企业负担，提高了政府财税服务质量，改善了营商环境，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供给侧改革任务完成和稳定经济增长。（2）经济发展理念发生转变，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性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故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观念也不在是一味追求经济速度，而是注重环境保护，积极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意味着我国政府以后既注重经济高质量增长，又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我国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大规模扩大生产，提高企业利润，而是鼓励企业调整生产结构、降低耗能，朝着绿色、高效、创新方向发展，所以我国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战胜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二零二零年初，我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绝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活动遭到抑制，餐饮、旅游、酒店住宿、交通通行也被限制，这严重冲击了国内的经济，服务业受损严重，小微企业面临破产的边缘。此时，政府需要出手救助，而税收优惠政策是良好的应对工具。所以，在疫情期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是头等大事。故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帮助企业化解疫情冲击。但是疫情期间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短暂的，若想让企业持续恢复生产，提高营业利润，还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现在，新冠病毒并没有从全球消除，企业进出口依然受限，所以，为促进企业发展，减税降费政策应该继续推进。（二）国际原因（1）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比较缓慢，二零二零年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下滑3.5%，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2.3%。二零二一年3月9日，经合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会提高到5.6%，而经济的复苏离不开各国积极财政的支持，而且，我国的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又伴随着多重风险，因此需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风险防控，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运行。所以，我国的减税政策从二零零八起就不断更新完善，减税力度也越来越大，直接刺激了社会经济活力。全球经济虽然增长缓慢，但也是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条件下，我国的民间投资自二零一六年后开始复苏，在减税降费红利持续释放条件下，全社会宏观税负下降，我国企业生产环境不断改善。（2）世界各个国家的减税政策相继出台，引发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从全球角度观察，美国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其目的吸引投资回流、增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在一些欧洲国家如英、法、德等也在计划或正在实施减税政策，其他国家也在陆陆续续加入全球减税浪潮，英国计划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5%以下，法国计划将特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5.3个百分点，而德国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需求。这些国家减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本国企业减轻了负担，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激励了投资者的信心。在全球的减税氛围下，我国因该审时度势、顺应时势，制定适合国情的减税政策。减税降费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如此一来，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就业岗位增加，个人消费能力增强，还能吸引外资流入，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刺激我国经济健康发展。（3）经济全球趋势受阻，中美贸易争端不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所以在过去40年里我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挑战，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在产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经相同，而且，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部分国家受到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影响，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尤其是二零二零年的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趁乱而起，一些国家不但不愿意推进国际合作，反而推出国际组织制造贸易摩擦，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逆全球化趋势。在我国面对逆全球化思潮过程中，又受到了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二零一八年，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为了反击，也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场贸易战持拉锯状态，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中国在面试对这样的国际局势，首先是要稳住国内经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应对外部经济压力，所以，应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稳定国内经济应对贸易争端和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容（一）第一阶段的结构性减税二零零八年，为了缓解我国遭受的经济冲击，“结构性减税”被首次提出。所谓结构性，即在于减税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是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税负调整。此时的减税内容主要是：第一、扩大投资方面。实现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增值税由“生产型”全面转为“消费型”，以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积极创新；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给予一定照顾，对其增值税增收率适当降低，以减轻小企业的经营负担；单边征收印花税并下调其税率，以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第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给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集成电路、软件等相关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提高高科技含量产品出口退税率，希望以此种方式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转变出口方式。第三、改善民生方面。优化个税扣除标准，扩大较低档税率适用范围，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困难群体再就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提高其收入水平。（二）第二阶段的营改增减税二零一二年元月1日，营改增试点工作正式在我国铺展开来，首先地点就是上海市，试点行业是交通运输以及部分现代服务业，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营改增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直到二零一六年5月份，国内全面实施营改增措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建筑、金融和生活服务等领域。（三）第三阶段的更大规模、普惠性减税从二零一八年开始，在减税降费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最主要的就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包括下调增值税税率、重新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一次性退还部分行业的期末留抵税额，以提高纳税人带实际感受得到的减税获得感。二零一九年，增值税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再次降低部分行业的税率、扣除率，调整部分出口退税率，改变不动产抵扣方式和部分行业的加计扣除，降低纳税人税负水平和负担。小微企业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应纳税所得额进一步上调至100万元，加大对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扣除，以提高企业科技投入和创新积极性。同时个税的重大变化更体现出了此次改革的普惠性，提高工资薪金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优化税率结构、增加专项扣除，而且此次个税改革是迈向综合征收的第一步，释放出更强的普惠性信号。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一、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因从国内外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破解发展主要难题来看，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看，巩固我国经济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也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二、减税降费的内容减税降费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也是一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改革，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今年减税降费政策以减税为主，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作为国民经济骨干支撑的制造业和吸纳就业主力军的小微企业税负，主要包括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降低社保缴费等。三、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应成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制度、兜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1. 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财政预算作为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计划，规定了预算年度内政府财政收支工作的范围、方向与重点，预算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否事关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我国预算制度中存在的诸如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预算约束软化、预算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仅导致财政资金没能花在“刀刃上”，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影响政府形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将全部政府性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资经营预算这四大类预算之中，把全部的政府收支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注重财政资金投放的合理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透明度。2. 改变审核预算的重点，关注支出预算和政策目前，我国预算审核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三个方面，并以收支平衡作为审核预算的重点。当经济下行时，为控制赤字、完成预算，财税部门不得根据经济形势适当地减少财政收入，这无疑是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同理，当经济过热时，财税部门也不得通过适当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来抑制经济高涨。政府收支活动的相对固化，带来了政策执行中的“顺周期”问题，阻碍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职能的实现。因而，将审核预算的重点从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使财政收入从任务变为预期，有利于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以发挥宏观调控职能。3. 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保证财政可持续性尽管我国现行的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能较好地保证预算年度之内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但其弊端也日益突显：其一，这种财政收支的短期行为使财政政策无法在更长的年度内有效、灵活地应对经济周期；其二，若审核预算的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以往收支平衡的状态将被打破，并且为进行宏观调控及保障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财政赤字将成为常态，这使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愈发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应改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为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从中长期对财政收支和财政政策进行统筹与规划，避免短期行为的发生。同时，需相应地建立起跨年度弥补超预算赤字的机制，[1]控制财政预算周期内的收支平衡状态和赤字规模，以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4. 重点支出脱钩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增加地方财政支出的自主性目前，我国由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的重点支出事项包括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几乎涵盖了民生领域的各个方面。这种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的方式在保障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带来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活动的过多干预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府支出结构的固化，不利于地方统筹安排本地的财政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钱不能花在“刀刃上”；二是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导致各地区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差距过大，这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违。故应使重点支出脱钩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以增加地方财政支出的自主性。需要注意的是，《决定》提出了“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意味着某些支出事项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二、完善税收制度《决定》）明确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税负”、“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等改革目标，并将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具体税种或税种的具体要素的改革纳入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议程之中。任何一项改革，必须首先要明确改革的方向与任务。总体而言，我国下一阶段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坚持结构性减税，保持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稳定或稳中有降《决定》明确提出了“稳定税负”的改革目标，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相对过高的现实情况，在推进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坚持结构性减税的基本原则，以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稳定或稳中有降。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理解，要把握住以下三点：第一，结构性减税的关键在于“减税”，即无论对税制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最终一定是要实现减税，而不能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增税”的结果。第二，对于结构性减税，在强调“减税”的同时，决不能忽略“结构性”调整的深刻内涵，即结构性减税讲求的是实行“有减有增”的改革：一方面，出于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应适当降低间接税的税负，另一方面，鉴于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应适当提高直接税的税负，并且直接税、间接税内部也应相应地进行“有减有增”的结构性调整。第三，尽管“结构性减税”的最终落脚点是“减税”，但这绝不意味着税收收入绝对额的减少，结构性减税主张的是税收收入的增幅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相适应或比之略低，而非税收收入绝对额的减少。总之，结构性减税一定要求减税，但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大幅减税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有减有增”、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稳定或稳中有降是理性的选择。2. 推进税制结构转型，不急于求成亦不走极端2012年，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比重之比为38:62，而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测算得到的73个国家2010年的平均水平为46:54。我国目前这样一种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收入比重过高的税制结构格局，既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又容易推高物价、抑制经济活力。[2]因此，我国税制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务或者说方向就是适当降低间接税的收入比重，同时适当提高直接税的收入比重，①[①直接税、间接税收入比重的调整与前文中提到的直接税、间接税税负的调整有不同的内涵，以直接税为例：直接税收入比重=直接税收入/税收总收入；直接税税负=直接税收入/直接税税基，二者的分母不同。]实现税制结构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税制结构转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一方面，税制结构转型必然依赖于具体税种或税种的具体要素的改革来实现，而这些改革举措的推出必须理性地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以及改革的基本条件是否完备，不可贸然地强推；另一方面，间接税与直接税二者的收入占比的对比关系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调整过程，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税制结构的转型应该走一步看一步，不能操之过急。第二，现阶段我国的税制结构转型不能搞平均主义，更不能将其推向另一个极端，现实的国情和税情决定了在我国现阶段甚至今后一定时期内，间接税收入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直接税比重是合理的，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因而，适当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适当降低间接税收入比重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3. 注重税制效率与征管效率的“双率协同”所谓税制效率，主要是指税收制度的安排能够满足国家为履行职能而对资金的需要，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征管效率，则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机制的设计，要能够保证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使税收政策（包括税制安排）的意图得以实现。注重“双率协同”，实际上就是要求在保证税制效率与征管效率各自实现的基础上，努力推动税收制度与征管机制之间能够相互适应、互不脱节，即实现税制效率与征管效率的协调配合，彼此兼顾，从而减少税收流失、降低征收成本，使税制更为合理，征管更加有效，税收收入更有保障，税收职能得以更好发挥。具体地说，一方面，在税制制定时，应充分考虑税收征管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在强调自身效率实现的同时，也要兼顾征管效率的实现和提升；同时，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应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为税制的完善反馈更多的有益信息，从而实现税收制度调整与征管机制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推进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目前，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的矛盾突出，这正是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应放在首位、着力解决的问题。造成事权与支出责任不适应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市场的职能边界较为模糊，主要表现为政府包揽的事项过多，对市场竞争领域过分介入；其二，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在承担本级事权的同时，下级政府还处于上级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加之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使上级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将本应自身承担的支出责任转嫁给下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在支出责任上的“缺位”和“越位”，其中尤以“缺位”为突出：属于上级政府事权、应由上级政府承担全部支出责任的事项，或属于共同事权、应共同承担支出责任的事项，上级政府往往将全部或部分的支出责任推给下级政府承担，导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不断下移。这造成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权不匹配，财政运转困难，并引致地方政府纷纷避开公共财政预算的约束，另辟财源，从而形成土地财政、地方财政问题突出的局面。因而，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突破口，在于解决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的问题：只有在建立起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根据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合理安排各级政府的财权，并根据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之间的缺口，确定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2. 分权而非分钱，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自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依照中央对地方的做法，与下级政府划分收入，由此造成在政府间支出责任层层下移的同时，财政收入层层向上集中，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间的资金缺口过大使转移支付日益成为其主要的财力来源。过度地依赖于转移支付资金不仅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而且使各级地方财政丧失了相对独立的财权，使分税制名不符实，成为分钱而非分权的体制安排。因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分权，而非分钱。分权意味着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使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地提供本级公共物品和服务，增加地方经济活力。同时，分权并不等于放权，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不是要从中央财政手中剥夺财权置于地方政府，重回1994年之前的老路上去。[3] 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为48%，按照国际经验，不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我国的国情决定，在目前阶段不仅不能弱化中央政府财权，反而应适当地上收部分财权以进一步加强中央财力集中度，在保证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同时，切实保障民生领域财政投入的效果。3. 逐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发挥其再分配职能在我国事权与财权失衡的现实格局下，转移支付已由对分税体制予以修正补充的机制，转变成了对基层政府进行财力分配的主导机制。[4]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从规模来看，总体量明显过大；从结构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应有的主体地位不突出，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过多、过滥，且管理不规范。因而，应从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结构入手，逐步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促其再分配职能的发挥。具体地说：第一，适当缩减转移支付总体规模。在事权上移和财权上收的动态调整过程中，应合理地把握事权上移和财权上收的度，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缺口得以缩小，进而缩减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规模，减少地方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依赖；第二，在转移支付结构上，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相对比重，强化转移支付均衡财力的功能，并强调其科学性；第三，适当缩减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增强其规范性。

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发生通货紧缩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从国内外经济学家对通货紧缩的理论分析中，仍可概括出引起通货紧缩的一般原因：1、紧缩性的货币财政政策如果一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财政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削减公共开支，减少转移支付，就会使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出现失衡，出现“过多的商品追求过少的货币”，从而引起政策紧缩性的通货紧缩。2、经济周期的变化当经济到达繁荣的高峰阶段，会由于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商品供过于求，出现物价的持续下降，引发周期性的通货紧缩。3、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进一步下降，经济形势继续不佳时，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会减少，而总需求的减少会使物价下跌，形成需求拉下性的通货紧缩。4、新技术的采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技术进步以及新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会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商品价格的下降，从而出现成本压低性的通货紧缩。5、金融体系效率的降低如果在经济过热时，银行信贷盲目扩张，造成大量坏账，形成大量不良资产，金融机构自然会“惜贷”和“慎贷”，加上企业和居民不良预期形成的不想贷、不愿贷行为，必然导致信贷萎缩，同样减少社会总需求，导致通货紧缩。6、体制和制度因素体制变化（企业体制，保障体制等）一般会打乱人们的稳定预期，如果人们预期将来收入会减少，支出将增加，那么人们就会“少花钱，多储蓄”，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下降，从而出现体制变化性的通货紧缩。7、汇率制度的缺陷如果一国实行钉住强币的联系汇率制度，本国货币又被高估，那么，会导致出口下降，国内商品过剩，企业经营困难，社会需求减少，则物价就会持续下跌，从而形成外部冲击性的通货紧缩。温馨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12-13，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免增值税同时免附加税。有一种情况例外：经国家税务局正式审核批准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应计算交纳附加税。附加税费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这些附加税费的计税（费）依据为实际交纳的增值税，既然增值税免征，附加税（费）就自动减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5号）第一条规定，经国家税务局正式审核批准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应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征范围，分别按规定的税（费）率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尽管某些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没有实际缴纳增值税，但根据财税［2005］25号文件规定，也需要对其免抵税额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特殊规定。扩展资料：为筹集城乡维护建设资金和扩大地方教育经费来源，国务院于1985年和1986年分别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1994年以前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实际缴纳的税额为计征依据。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县城（镇）和其他地区，分别按照7%、5%、1%三档税率征收，教育费附加目前统一按3%的比率征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种税费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各界要求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费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93年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提出“现在不缴纳城建税的外资企业，也应成为城建税的纳税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均提出要“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2009年、201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及2010年5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是公平税费负担，促进公平竞争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2009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保增长”的目标，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如企业所得税改革、增值税转型、提高出口退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据测算，2009年的减税总规模约5000多亿元，明显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经济活力。当前我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为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参考资料：通知-中国政府网两项税费问题答问-中国政府网

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A股没有等来6124，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测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三大需求的准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不等于资本形成，净出口不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也不等于最终消费。更准确的方法是看从生产法分析各产业对GDP的增长拉动。对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业和金融业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波动不到0.1个百分点。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业和金融业即可。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金融业可以看几个指标。一是存贷款增速，10月几乎萎缩了一半，和三季度增两倍落差明显；二是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已经从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业相关税收，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业大降10%。综合判断，四季度最多与三季度持平。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断，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先看趋势，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大概率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压力应该介于2015和2014年之间，按2014和2015的均值计算，假设第二产业少拉动0.6，第三产业多拉动0.3，这样算下来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假设今年CPI为1.42%，则2016年翘尾因素为0.55%，略高于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猪价上涨8.2%，带动CPI新涨价因素0.33%。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假设2016年猪肉均价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涨价0.38%。最后，2015年Brent原油均价约为53.83美元/桶，较2014年大幅下跌45.6%，对CPI新涨价因素拖累0.91%（原油价格和CPI新涨价因素相关系数为0.02）。考虑到低油价对页岩油产业的冲击，部分企业去产能，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假设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则为1.38%。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翘尾因素0.55%-猪价因素0.38%+油价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力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稳增长政策重点转向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边际上有所缓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风险加速爆破，企业破产倒逼产能去化；四是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对PPI的拖累减弱，尤其是油价，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烂时代相对不烂（失业率甚至低于我们加工过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在比赛放水时代相对偏紧，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60%，而欧洲未来可能日本化，欧央行已经是覆水难收，欧元长期看贬。　　（2）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甚至转向逆差。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中国资本[0.00%]账户逆差将加速扩大，吃掉经常账户顺差。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个人资产配置多币种化，二是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金逆转，过去是借低利率又贬值的美元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币，可能逐步成为借低利率又贬值的人民币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综上，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防范资本外逃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贬值确实也比渐进贬值更有效。但风险在于，第一次市场觉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场会当成趋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第一，融资成本的矛盾已经大幅缓解。贷款加权利率下降107个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下降91个BP，住房贷款下降123个BP，对于依然融资难的企业，问题出在风险偏好，不是货币宽松能解决的。第二，通胀会掣肘货币宽松。从今年来看，央行对汇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还是来自通胀，全年最长的一段货币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关系。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的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从10月降息时保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来看，这似乎已经达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知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2013和2014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为了维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下降幅度预计不少于今年，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首先，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传统的地方政府债券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目前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容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置换债，一定会比今年的3万亿大得多。其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提高个税征点，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层面虽然暂时还发不了特别国债，但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的专项金融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今年已发行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为了解决增量项目的融资来源问题，至少会扩容到1万亿。第二个抓手是PPP，今年是项目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钱多资产少的堰塞湖现象将继续强化，注册制相当于扩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于减少隐性的“壳”价值对市场的扭曲，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第三，加快供给也有助于促使资金的流向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最后，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也为加快供给提供了条件。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　　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一是大量资产推向市场将直接分流存量资金，尤其是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创；二是注册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后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波动，政策可能出现反复（类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复），打击市场对改革的信心。以台湾为例，台湾在完全注册制之前实行了23年的核准制与注册制并行制度，2006年才过渡到完全的注册制，当年台湾股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势。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无非五种途径：一是靠经济复苏，企业收入提升加快偿债；二是靠融资成本的下行，同样的收入可以偿还掉的债务；三是靠政府输血，财政兜底；四是靠市场输血，被兼并收购；五是靠债务减记；六是信用违约。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种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对于大部分高风险的民企来说，银行并不愿意降低利率；第三种方式也只适用于国企；第四五种方式对过剩行业来说也是奢求；到头来，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　　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频繁。2012年第一例国企债券违约（11海龙CP01），2013年第一例P2P违约（东方创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继发生第一例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第一例私募债（13中森债）、第一例民企债券（11超日债）违约，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债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一是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所占用信贷资源减少，减少异化的资金需求。二是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宽松，稳增长和去杠杆防风险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货币宽松是大趋势。三是债务置换虽然短期可能对利率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解决了期限错配和滚动融资问题，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四是经济增长从重资产工业向轻资产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需求系统性下行；五是人民币虽有贬值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处于管制状态，不会因资本大规模外逃终结利率下行趋势。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意味着从环境监察总队到县级监察机构都将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改由省级环保机构直接管理，包括相关的人事任命权、资金管理权等。这有利于打破过去属地化管理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监测数据说出真相，让环保执法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过去环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这种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也没有吸引力。十三五将重点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节省出来的排污权等拿到市场交易。初始分配制度完成确权和生态空间的划定将为此创造条件。对于过去束缚环保的融资问题，可以在生态空间整体开发的基础上，通过“绿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加入。　　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集团整体上市，一是相对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缓解市场的堰塞湖效应，同时也加大国企的股权融资，减少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三是注册制和市场供给将是2016年资本市场的重点之一，为国企整体上市创造了条件。从地方国企看，随着IPO重启与注册制改革，上市门槛降低，国资证券化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从央企看，一大波资产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证券化空间巨大，即便资产证券率较高的中航工业集团8000亿资产中，也只有约60%实现了上市，实现整体上市还有3200亿空间。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为互补性不强，比如当年行政主导的中外运长航合并，结果是长油航运退市，有的是经营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南车在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上远远优于北车，门不当户不对引发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一是地方国企数量庞大，超过10万家，多数企业难以上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国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国企改革顶层文件发布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积极的混改目标。很多资产在地方政府手中无法物尽其用，交给市场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估算，2005到2014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待售面积已经从去年底的6.2亿平米上升到6.7亿平米，而待售面积与近一年月均销售的比值也从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库存不仅没有消化，反而随着新项目的竣工继续恶化。如果再考虑到近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就更没有理由对房地产投资乐观了。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2023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还能享受由3%降至1%的优惠吗?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文件，但这一政策大概率会延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家最新动向：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市场监管总局考察，并主持召开发展壮大市场主体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1亿多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底气、韧性所在，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础。要针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困难，研究制定新的阶段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普惠直达市场主体，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针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总理提到了要制定研究新的“阶段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虽然没有具体的说明减税降费方案。但从之前国家就施行过结构性减税、普惠性减税、疫情期间阶段性减税来看，相信这次对中小微、个体户的税收优惠力度不会比之前弱。而且马上临近12月底，有很多针对小微企业(含小规模、个体户)的优惠政策到期。如小规模纳税人3%减按1%，执行期限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我们可以判断，小规模纳税人3%减按1%，执行期限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的政策，大概率会延期。那企业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呢?1、开票一定不要都集中到最后一个月，尤其是政策快要到期的最后几天。2、今年的业务，发票尽量选择今年开具，不要涉及跨年，后面一旦没有延期政策，再想开1%就非常困难了。3、如果增值税纳税义务确实发生在2021年，因跟客户未对好账等原因，未开发票。第四季度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一定要报未开票收入，这样的话2022年可以补开1%发票。4、近期签订合同，一定要考虑税率变化的因素，最好在合同上把这个问题提前说上。如果签订合同是1%，后期合同执行完是2022年，只能开3%，又是少不了跟客户扯皮。5、要注意开票额，尽量避免在免征额临近点。6、尽量不要存在大量作废发票。作废发票异常也会出现风险提示，很容易被税局盯上，尤其是临近年底，且优惠政策马上到期的时候。7、不要盲目的开票，有些小规模纳税人自认为很聪明，把3%减1%优惠用到极致，小心会被强制转为一般纳税人。

　　按照国发〔2014〕62号文件要求　一、从严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管理　　(一)统一税收政策管理权限。坚持税收法定原则，除依据国家专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地方的税政管理权限外，税收政策管理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各级、各部门一律不得违规或越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不得擅自更改、调整、变通国家税法和税收政策，不得越权批准减免税、缓缴税和豁免欠税。今后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时，不得越权规定具体的税收优惠事项，不得突破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　　(二)规范非税等收入管理。严格执行现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管理制度以及资源环境类收费政策。严格执行各项收费项目减免权限，严禁对企业违规减免或缓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严禁以优惠价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严禁以安置人员、解决就业等为条件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执行环境类非税收入政策规定，严禁违规对排污企业减免或缓征排污费等。严格依法依规履行国有资产处置、产权交易和股权转让等程序，规范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严禁低价转让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股权以及矿产等国有资源。严禁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减免或缓征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未经批准不得允许企业低于统一规定费率缴费，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不得擅自调整企业缴费基数。　　(三)严格财政支出管理。除国务院统一规定外，各级、各部门不得对企业制定财政优惠政策。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业及其投资者(或管理者)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要坚决予以取消。对其他支出优惠政策，如代企业承担社会保险缴费等经营成本、给予电价水价等价格优惠、通过财政奖励或补贴等形式吸引其他地区企业落户本地或在本地缴纳税费，对开发园区、欠发达地区等特定区域实施的地方级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等，要逐步加以规范。　　二、认真开展税收等优惠政策专项清理工作　　按照国发〔2014〕62号文件要求，各级政府、省直有关部门要集中开展一次税收等优惠政策专项清理工作。通过专项清理排查，全面摸清财税政策底数，为规范财税政策管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奠定基础。重点清查内容：一是各级政府和省直部门制定的涉及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规范性文件，是否有影响公平税负、公平竞争，阻碍统一市场建设的内容；二是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请示、报告和批复等，是否合法合规；三是各级政府和省直部门在国家规定权限内制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是否自行扩大适用范围、提高执行标准、延长执行时限等。　　全省专项清理工作以自查自纠为主，到2015年3月31日结束。各级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按照“谁起草、谁制发、谁清理”的原则，认真开展自查清理工作。其中，以政府及其办公厅(室)名义出台的相关政策，由牵头起草单位负责自查清理。要对现行税收等优惠政策进行逐项清理核实，如实填写《税收等优惠政策统计表》(附件1)。　　在专项清理基础上，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一律停止执行，并发布文件予以废止。对没有法律法规障碍且确需继续保留的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市和省直部门须逐项列示并说明理由及保留期限。　　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抓紧梳理排查现行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2015年3月10日前将本地区(含省财政直管县)、本部门专项清理自查报告、保留政策说明及相关统计报表，以正式文件形式报省财政厅审核汇总，由省政府审定后报财政部。　　三、构建税收等优惠政策长效管理机制　　(一)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实行税收等优惠政策备案审查、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结合推行税式支出管理改革，全面掌握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定期评估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严格执行非税收入项目立项与减免审批制度，强化财政支出政策绩效评估。对评估发现的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实施效果不明显的政策，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调整或取消意见，逐级汇总后报财政部审核。税收等优惠政策应当明确执行时限，原则上到期停止执行；确需延续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和权限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未明确执行时限的，要设定政策终止时限。　　(二)健全考评监督机制。按照国发〔2014〕62号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税收等优惠政策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将税收等优惠政策管理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审计部门要将税收等优惠政策管理情况作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三)建立信息公开和举报制度。实行税收等优惠政策目录清单管理，目录清单之外的优惠政策一律取消。从2015年起，除涉密信息外，各级政府要及时完整公开税收等优惠政策目录清单，逐步实现优惠政策制定、评估、调整、取消等全过程公开。建立举报制度，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　　(四)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定期检查和问责制度，省监察厅、财政厅、审计厅、国税局、地税局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及时查处并纠正各类违法违规制定税收等优惠政策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追究责任。特别是对国发〔2014〕62号文件下发后，仍违规出台或继续实施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地区和部门，要依法依规追究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政策制定部门、政策执行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省财政按照税收等优惠额度的一定比例扣减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或转移支付。　　(五)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凡是越权或违规对企业及其投资者(或管理者)安排的各项补助支出，一律不得列入财政预算。对清理后确需保留的扶持企业财政资金，要制定规范的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加强监管，并实行资金申报评审、分配使用、绩效评价等全过程信息公开。　　四、健全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工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事关全局，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国发〔2014〕62号文件精神上来，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及时督查，确保清理规范工作取得实效。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运用政府或部门网站、广播电视、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及时发布信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健全工作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由财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工作机制，抓紧组织实施本地区的清理规范工作。省财政部门牵头建立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具体负责日常政策指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及时研究解决清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省审计厅、国税局、地税局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认真履行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清理规范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在清理规范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省政府报告。　　(三)完善配套政策。深入推进各项财税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国家统一制定的结构性减税清费政策，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努力促进就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妥善处理部分优惠政策取消后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主动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依法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供给侧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大举措，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企业前进的大机遇。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来提高总需求，而投资、出口、消费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需求似乎严重不足。可是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进口美妆再度刷新成交纪录;不久前，中国人在日本抢购电饭煲、马桶盖被世界议论;长期以来，苹果手机“霸占”中国消费市场令国产手机眼热进而奋起直追。中国消费者不惜重金、舍近求远追捧国外产品，其背后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的消费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中国人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的不足，造就今日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尴尬。所以进行供给侧改革是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最佳选择，进行供给侧改革，应该把控大方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扩展资料第一、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在产业层面改善供给。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促进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第二、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通过结构性减税使得企业获益，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生产率，扩大供给。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并以此推进城镇化。第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在资本层面保证供给的稳定性。通过保护股票市场保证企业的直接融资更加顺畅，保证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

　　减税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　　所谓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从财富的原点再出发，发掘经济增长的真动力。只有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动机”增加动力的改革措施，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让中国经济恢复长期增长的上升动力。围绕着增加“发动机”的新动能，供给侧改革需要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短期任务，并全面放开供给约束，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但减税也同样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实施力度足够的减税措施，将大大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也将有力地促进新供给尽快形成，实现“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引领新消费，形成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凯恩斯来了，他是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繁荣的时候来的，正如他当年到美国的时机一样。但中国的情况没有美国当年那么糟。当然，我不是说凯恩斯这个人真的来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古了54年，我是说他的"主义"来了。 1998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人们忧心忡忡，经济学家急忙从各种教科书中寻找药方。他们想到了挽回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英雄。于是，中国经济界开始大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这个名字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顿时高了起来。 然而，两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同他来的时候差不多。他在中国的神通也没在有在美国那样大。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危机。那时多数经济学家迷信市场经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经济从低谷中拉起来。而现实并非如此，30年代整个10年平均有18%的劳动力失业，高峰时失业率达到25%，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黑暗邃道中煎熬着，看不到尽头。 大危机是对资产阶段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大冲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能为力。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来到华盛顿。其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着手采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政策：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按这种理论，罗斯福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了。新政要求新理论的支持。凯恩斯本来就不相信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他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那时正在酝酿之中。他到美国和罗斯福一拍即合，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新政。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他的理论也在完善。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出版时，已经有了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依据。 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必须想办法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刺激消费；企业界没有办法扩大投资，政府必须担当起投资的责任。政府从哪里弄钱来投资呢？衽赤字财政。他认为，在出现萧条时政府应当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预算出现赤字；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政府增加税收，紧缩财政开支，取得财政结余，偿还萧条时发出的债券。 罗斯福新政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经济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政策重点是用需求带动生产。办法之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办法之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1929年，政府的总开支约为100亿美元，1933年，增加为130亿美元，1936年增加150亿美元。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也有起色。经过政府三年"注射"之后，国民总所得额与国民总消费额上升了50%，但政府的投资计划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仍有900余万人失业，直到二战期间政府投资扩大到1030亿元，就业问题才得以缓解。显然，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进入了黄金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功劳，但凯恩斯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凯恩斯在中国的遭遇 1997年夏天，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大概想起了凯恩斯当然说过的话：为了刺激经济，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得靠财政政策，因为你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于是，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只能领先财政政策"。他们拿来了凯恩斯的办法："运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性投资主要靠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7年10月开始，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度进一步增加。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策采纳，财政部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罗斯福新政"。 凯恩斯终于被请到中国。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付诸实施，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1000亿元，1999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直接投资。为此，政府大量举债：1998年年初计划发行国债2808.5亿元，下半年双追加了1002.5亿元。1999年初计划发行国债3415亿元，后又增加600亿元。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又努力提高居民收以刺激消费：1999年国家财政为增加居民收入共支出540亿元，使全国8400万人受益。 应当说,凯恩斯理论对治理中国的通货紧缩起了一定的作用它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但是，国家经济还没有走出不景气的阴影。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连续26个月负增长，企业经济困难，凯恩斯的根本目标是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恰恰在这两点上效果不佳。 政府投资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投资还很不景气，投资是拉动需求最重要的力量。投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没有启动起来。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1年--1998年分别为：23.9%、44.4%、61.8%、30.4%、17.5%、14.8%、8.8%、14.1%，1999年1-8月为10.4%。1998年的14.1%是在1997年过低的基础上的增长，对启动经济拉动力太小。1999年9月，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幅度为-2.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7.3%，10月开始回升，但回升乏力，到11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仅增长0.1%。 为什么民间投资没有带动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者无钱可赚，所能看到的商品都过剩，往哪里投资？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资。据权威研究部门测算：2000年内需不足缺口为1800-2000亿元。这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怪圈：投资不景气--需求不足。二是互为因果。 凯恩斯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费需求还是扩大不多。其中也有中国的具体情况，收入差别太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支付能力。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1997年的3070.2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差额，由1997年的99.2亿元扩大到1996年的23179.5亿元。占全国人口总数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总人口70.9%农村居民，其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占全国总人口70.9%的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三分之一强。1978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为2.9比1，1985年缩小到2.4比1，1992-1993年扩大到3.5比1。1997年为3.1比1。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层和占人口20%高收入层差别是很大的。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倍。 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两年了，时间不算短，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效果不显著？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橘生淮南则为枳 凯恩斯在中国遭遇不佳，是因为他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水土"和当年美国的"水土"相差甚远，要让凯恩斯在这里大显神通，那就勉为其难了。 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美国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一次调整0.25%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中国利率调整几个百分点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美国以私有经济为基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民间资金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大多存在国家银行中，已为政府所用。这是政府投资没有带动中国民间投资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企业不同于美国的企业。美国以私有企业为主，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企业还在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美国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解雇工人，中国企业不能。 中国的政府不同于罗斯福的政府。罗斯福1933年宣誓就职时，他在白宫的助手了了无几。一名厨师，一个电话员，若干保镖，几名秘书，还有两位应募前来效力的南方新闻记者。当然，随着新政的实施，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多了起来。但是，在他们那里，政企不分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扩张冲动也是没有的。在中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国有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在锅饭，官员和企业对投资的效果不负责任的问题还没有根除。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设难以避免。 在中国这个"水土"上，凯恩斯的扩张政策效果不显著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这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可能会生理复前些年的"紧缩--通胀--紧缩--通胀"的循环之中。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债务比重较大，在目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银行的资产的质量降低了。这是因为：通货紧缩 无法还本付息的企业增多 企业对银行不良债务更加严重 银行的可收回的债权缩小：物价下降 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放大（从反面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升，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会缩小，几次恶性通胀就会把持币者的债权化为乌有） 银行债务相对增加：将以上两项综合可知，通货紧缩使得银行债务增加，债权减少。债权是属于储户的，债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结果是银行对储户的支付能力双重减弱，金融风险加大。银行的债务越来越重，它的债权又收不回来，怎么走出困境呢？通货膨胀是消除银行债务即剥夺持币者的债权者最有效的手段。如果通货膨胀1000倍，则银行的债务就消除了99.9%。也就是说，银行的金融风险只能通过通化膨胀来消除。这说明，我们存在通货膨胀的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手中持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他们会立即在兑换成外汇。中国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寻求外汇以保值。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会排上挤兑的长龙。金融危机就全面爆发。今日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旦爆发金融危机，老百姓的6万亿储蓄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好在政府比较清醒。中央曾经一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最近朱总理在形势报告中一再强调，要采取稳健的贷币政策。有这一点老百姓就放心了。就怕落实不了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空前挑战，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了新一轮宏观调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传递了清晰的信号：直接有力、扩大内需的调控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的发展阶段。11月份以来，从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出台，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保增长的调控目标，再到目前国务院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出台，越来越细化的调控举措逐步勾勒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路径——既要保当前经济增长，又要抓住难得契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增长、促消费、调结构：积极财政政策释放能量进入四季度以来，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的显著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但不少专家表示，随着一系列扩张性调控政策逐步实施，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在明年一季度触底后逐步回升。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庆说，16日公布的今年1至11月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8％，这一增速虽然比前十个月增速略有回落，但仍处高位，表明积极财政政策下不断扩大的投资规模将逐渐显效，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面对国内外挑战，中国重启积极财政政策成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最大亮点，意味着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财政政策将在宏观调控中释放越来越多的能量。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除了扩大投资规模以外，将实行结构性减税，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负，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具体则根据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应调整税收政策，在优化税制结构的同时，可以开征一部分新税种，降低一部分税种的税负，以达到刺激经济、扩大投资和内需的目的。国家近期宣布将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和“农机下乡”，发出了扩大农村消费的积极信号。财政部表示，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促进农村、住房、汽车、服务业和旅游业等重点领域的消费。明年1月，增值税转型和成品油价税费改革的适时出台，表明了当前正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的重大契机。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立足当前的拉动投资，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扩大内需既是中国经济面对危机的应急之策，更是未来发展的长远战略。其背后是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的重大转向。他预计，到2010年，随着政府拉动内需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格局将初步形成，中国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发展。释放流动性、增信贷：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做一条大船，货币就是“载舟之水”，金融的作用则在于促使“资金之水”流动起来。中央当前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措施，正是要将这“水”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堤坝”中释放出来。从国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金融措施，再到进一步细化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中国正在出台一系列保增长的金融政策，通过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稳定增长，为经济航船提供广阔水域。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逐步传导至实体经济，全球陷入衰退边缘，企业融资难成为全球问题。为解决流动性问题，国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央行更是在3个月时间内四次下调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总量的控制。王庆认为，当前中国释放流动性的效果正在显现。根据央行11月份金融数据，11月份贷款出现同比大幅上涨。但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速下滑局面依然未能有效缓解，而银行惜贷现象仍然严重。相关迹象表明，资金之水虽然流进了商业银行，但仍未能很好地进入到企业生产中去。基于此种状况，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对货币政策、信贷服务、资本市场、保险、融资渠道、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财税支持、改革风险等九个方面内容进行了具体部署。其中，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满足合理资金需求等两项内容位列众措施之首。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认为，这三十条意见是落实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更具针对性的体现，其中提出的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左右的目标，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M2最高增长目标，体现出当前宏观调控反周期调节的特点。“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能够适时地扩大流动性、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对工业的增长，就业的保障和经济平稳发展，意义重大。”此外，针对银行惜贷现象，金融三十条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张其佐说，这三十条意见还体现了当前宏观调控的另一特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正在更好地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协调。实现保增长的关键就是要保工业。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阶段，工业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至关重要，目前向企业倾斜的政策，都是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对银行来讲，保增长是一个大局，如果银行纯粹基于这种风险而畏缩不前的话，就会影响工业增长，从而使经济下滑的问题变得更严重，银行自身的存量贷款也会很受影响，最后受危害也自然包括银行业。所以对银行来讲，也需要扩大信贷投放，在经济保增长的同时，才能保住自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股市、楼市、车市：扩张调控政策工具促市场稳定发展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老百姓关心的股市、楼市、车市三大市场都受到了高度关注。如何提振市场信心、促进这三个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治理水平，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增强投资者信心。会议强调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将住房和汽车消费列为明年扩大消费的重点领域。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则进一步明确将出台信贷政策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并支持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拓宽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渠道。分析人士认为，这对三个市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将有效增强人们对市场的信心，稳定预期。而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更是为市场回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程伟庆预计，明年二季度，政策对实体经济提振效果会逐渐露出端倪，基本面预期的企稳会逐步取代纯粹的情绪刺激，成为股市新的且强有力的提振动力。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基调更是为其走出低迷状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输血”，维持企业资金链不断裂，防止房价“超调”，早日稳定购房人的预期。而除了信贷规模的扩张，未来可以预见的降息可能节约房地产企业资金成本，这将成为稳定房价及购房人预期的重要条件。另外，降息将带来购房成本下降，引发交易量持续回暖。数据显示，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次日，上海的日均预售套数比11月上升了35％，比10月份则是上升了56％。北京虽然受季节因素影响冬季售房量会下降，但12月份日均销售仅比11月份下降25％，比10月份仍然上涨20％。已经构成居民一大消费点的汽车市场也有望在新一轮调控中受益。虽然受经济增速下降影响，在居民资产价格缩水和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下，明年汽车业发展不容乐观。但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汽车业的利好因素。记得采纳啊

　　当前财政收支状况分析与全年趋势判断　　[摘要] 1-4月，全国财政收入5595.3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9.37亿元，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9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同期财政收入增幅的最低速度。其中累计完成各项税收5299.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1%，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0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4099.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8.6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595.9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25.74亿元。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大大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从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来看，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政策调整因素依然存在，但未来3个季度经济周期性回落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可望逐步有所减弱。　　一、1-4月财政收支状况分析　　1-4月，全国财政收入5595.3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9.37亿元，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9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同期财政收入增幅的最低速度。其中累计完成各项税收5299.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1%，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0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4099.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8.6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595.9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25.74亿元。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大大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　　1、财政收入增幅同比有较大回落　　1-4月，全国财政收入5595.35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完成年计划的31.1%，比去年同期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1.9个百分点。　　从财政收入的月增幅来看，1-4月分别增长12.7%、-6.4%、1.7%和15.0%。从财政收入的累积增幅来看，1-4月分别增长12.7%、4.4%、3.4%和6.9%。其中1-3月累积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4.5个百分点。4月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升，当月全国财政收入1788.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4.6亿元，增长15.0%，扭转了一季度增幅大幅下降的趋势。　　1-4月财政收入增幅大幅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调整所造成的相关税收收入增幅大幅下降；二是伴随着经济周期性回落所造成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幅的大幅回落。　　从政策调整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税下调和进口增幅下降导致进口税增幅减缓。使1-4月财政收入下降1.20个百分点，但比一季度的影响减少0.1个百分点。　　（2）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减少。使1-4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1.24个百分点，比1季度的影响加大0.34个百分点。　　（3）出口退税大幅度增加。导致1-4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1.37个百分点。　　（4）金融保险企业的营业税税率下调导致营业税增幅大幅下降。使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下降0.9个百分点。　　（5）国有股减持工作暂停。导致1-4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1.90个百分点。　　经济周期性回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增值税潜力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挖掘，增幅明显趋缓。今年1-4月增值税累计增长10.3%，明显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也低于今年一季度11.4%的幅度。　　（2）由于企业效益下滑，企业所得税增长大幅回落。1-4月份，累计完成企业所得税收入887.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3%，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增长70.8%的幅度。但由于4月当月企业所得税比去年同月增长20.7%，1-4月企业所得税增幅比一季度的1.9%有明显回升。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4月财政收入增幅减速的21.9个百分点中，有6.6个百分点是由政策调整所导致的，另外15.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经济周期性回落所造成的。如果剔除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降部分，1-4月财政收入的增幅应在13.5%左右。而在一季度政策调整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为10.6个百分点，经济周期性回落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为13.9个百分点，可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减少，经济周期性回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加大迹象，主要是增值税的增幅继续回落带来的影响。　　2、1-4月财政支出增幅同比有较大上升，支出结构有所调整　　1-4月当月财政支出分别增长25.8%、18.2%、27.7%和26.0%。财政支出有以下特点：　　（1）基建支出持续保持高速增长。1-4月基建支出460.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8.43亿元，增长42.9%，基建支出增加使财政支出增幅增加3.50个百分点。但从基建支出月增幅来看，则呈逐月回落之势，1-4月各月分别增长256.9%、-16.8%、49.0%、15.3%。　　（2）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大幅增长。1-4月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1035.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8.4亿元，增长31.6%，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6.20个百分点。其中，教育事业费增加199.74亿元，增长36.4%，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5.00个百分点。　　（3）行政管理费大幅增长。1-4月行政管理费支出421.4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7.47亿元，增长30.1%，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2.40个百分点。　　（4）其他各项支出增长较快。1-4月该项支出897.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20.80亿元，增长32.5%，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4.40个百分点。　　（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高速增长。1-4月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77.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52亿元，增长43.2%，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0.60个百分点。　　（6）城市维护建设费增长较高。1-4月支出172.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7.64亿元，增长27.9%，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0.90个百分点。　　（7）确保社会保障和工资发放支出需要，维护社会稳定。 1-4月社会保障支出181.35亿元，增长10.6%。　　（8）大力增加农业投入，确保按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增长。1-4月，支援农业支出168.67亿元，增长20.9%。。　　上面前6项增幅靠前的开支共带动财政支出增长18.00个百分点。去年1-4月增幅较高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支出在今年同期增幅则出现了下降，共带动财政支出增幅下降1.10个百分点。国防开支、公检法司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支援农业支出等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的项目总共拉动财政开支增幅增长7.6个百分点。如果按各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序，1-4月位于前5位的分别是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其他各项支出、国防开支、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除国防开支外，其余4项增长速度均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1-4月这五项的增长共拉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18.8个百分点。　　二、全年财政收支趋势分析　　1、全年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及趋势判断　　从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来看，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政策调整因素依然存在，但未来3个季度经济周期性回落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可望逐步有所减弱。具体来说：　　（1）进口税有望回升。受关税水平下调以及海外对华投资规模继续扩大的影响，预计未来3个季度我国进口增长速度将出现恢复性上升，但考虑到国内需求仍然相对疲弱，这种恢复将是比较温和的，因此，进口税在未来3个季度有望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但力度比较有限。　　（2）证券交易印花税降幅将有所缩小。预计未来3个季度我国股票市场交投仍比去年同期清淡。由于去年二季度股票市场交易活跃，今年二季度印花税收入仍将大幅下降，三、四季度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降幅将明显缩小。　　（3）出口退税对财政收入的负向拉动将逐步消失。由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退税力度很大，未来3个季度仅需完成560亿元左右的退税额便可完成全年的计划，比去年同期减少60亿元。因此，出口退税对财政收入的负向拉动将逐步消失。　　（4）增值税的增幅仍可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未来3个季度我国价格水平将继续下降，使名义工业增加值增幅将放缓，增值税的增幅相应减慢，但仍将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5）企业所得税增幅可能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未来3个季度，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企稳，企业利润情况将有所好转，企业所得税可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初步预计，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明显低于去年，但经过努力可以实现10%的预算增长目标。　　2、全年财政支出增长趋势判断　　1-4月财政支出499.40亿元，完成年计划的23.7%，与去年23.1%的进度基本持平。各分项支出完成计划的进度也基本与去年持平。今年以来，经济出现较预期要高的增长主要动力在政府支出的较高增长，尤其是国有及其他投资较高增长的拉动。但民间投资增长依然比较低迷，消费增幅则逐月回落，出口增长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回升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2002年中央将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上2001年两项调整政策的翘尾因素，需要增加的支出数额较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工程，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都需要增加财政支持力度，2002年财政收支缺口仍然较大。因而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财政开支增幅不大幅突破12%的财政预算，从而使赤字率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半年，国家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政府财政支出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由于去年后8个月政府开支增幅高于前4个月，今年后8个月政府财政支出速度将出现一定回落，预计全年财政支出将增长14%以上。　　三、对当前财政收支存在问题的思考及建议　　1、以扩大支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内涵和前提　　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继续实施持续四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目前对要不要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坚持实施到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作用等问题，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时期地、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张，要从战略上考虑适当时候 “淡出”， 并最终“退出”的问题。但是，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不是立即停止实施，或完全“撤出”，也不是不再发行国债，不再利用债务机制。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强调以下几点：　　（1）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并不是不再利用债务机制平衡财政，而是把目前特殊性国债机制，转变为常规性国债机制，更良性地利用债务机制平衡财政，保持我国财政的正常运行。　　（2）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要改变目前宏观调控中，由财政主要承担支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或主要刺激手段，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实施多种政策的综合治理。　　（3）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主要体现在政策内涵、实施方式、投入效应等方面，要有新的调整和创新，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拉动作用，更好地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的投入。　　（4）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是以经济中自主性增长因素是否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也就是以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外部需求能否出现内生性增长为前提的。当前来说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稳定；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我成长机制；三是通货紧缩状况明显缓解。　　2、财政收入增幅不能长期地超常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从下表可以看出，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收入（其主体是税收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2-3倍的速度增长。从中长期动态地看，税收的增长应与经济的增长同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应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目标，操之过急会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随着税收征管的强化，财政收入的增长将逐步实现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增速有时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正常的。因此，当前财政收入的回落有正常的一面，预计今年税收弹性系数仍会在1以上，预算收入增长速度不能算低。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适度增长，一方面可以支持积极财政政策所需的必要开支、在短期内保持对经济的必要拉动，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表1：1995-2001年中国税收弹性和宏观税收负担率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GDP名义增长率（%） 25.1 16.1 9.7 5.2 4.6 8.9 7.3　　财政收入增长率（%） 19.6 18.7 16.8 14.2 15.9 17.0 22.2　　税收增长率（%） 17.8 14.4 19.2 12.5 15.3 17.7 19.8　　财政收入弹性系数 0.78 1.16 1.73 2.73 3.46 1.91 3.04　　税收弹性系数 0.71 0.89 1.98 2.40 3.33 1.99 2.71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10.7 10.9 11.6 12.6 13.9 15.0 17.1　　税收占GDP比重（%） 10.3 10.2 11.1 11.8 13.0 14.1 15.9　　3、以国债发行和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财政风险，应对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作用方式进行相应调整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是防范财政风险的重要举措。因为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国家财政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在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财政风险。虽然目前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还率等都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但如果在名义赤字、名义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各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金上的缺额等潜在的债务，债务规模已经不可小视。因此，在确定今后可能的发债规模和发债能力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今后若干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及作用方式应相应改进和调整。　　表2：1995-2001年中国财政支出、赤字变化情况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GDP增长率（%） 10.5 9.6 8.8 7.8 7.1 8.0 7.3　　财政支出增长率（%） 17.8 16.3 16.3 16.9 22.1 20.5 18.6　　赤字增长率（%） 1.2 -8.9 10.0 58.4 89.1 42.9 -0.7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11.7 11.7 12.4 13.8 16.1 17.8 19.6　　赤字占GDP比重（%） 1.0 0.8 0.8 1.2 2.1 2.8 2.6　　4、2002年财政政策的几个着眼点　　（1）在保持国债规模适度扩张的同时，重点做好国债结构的适当调整。1999-2001年，我国累计发行建设国债5100亿元。2002年将继续增发1500亿元建设国债。我们认为在保持国债规模适度扩张的同时，应重点做好国债结构的适当调整。　　首先，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的比重，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为了满足投资者对流动性和获取稳定投资收益的需要，应适当增加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发行比重，特别是应利用当前通货紧缩的有利时机多发一些长期债，这将有助于降低举债成本、调整国债的偿债期限结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　　其次，适当增加国债品种。当前应特别强调加大发行专向建设国债的比重，可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以扩充社会保障基金、扩大社会保障面来提高居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启动居民消费。同时，应加快研究解决有关允许地方发债、加快企业发债等方面的问题，以尽快实施。　　第三，加快国债利率结构调整步伐，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目前我国国债发行利率是比照银行存款利率设计的，并要比后者高出1－2个百分点，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国债利率机制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既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因此，应加快调整利率结构步伐，改变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它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调整国债资金运用结构，充分发挥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002年国债资金除了要继续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项目等方面投资以外，为了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和承担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增效的任务，要加大国债资金介入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力度，以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较好解决资金回报、还本付息的来源问题。　　（2）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解决国家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　　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不仅是缓解财政困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措施，也是规范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要真正把公共财政的思想贯彻到预算安排中，贯彻到支出结构调整中。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只有当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时，政府才要管起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财政支出范围主要是：国防、外交、公安、司法、行政管理、监察等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支出；科技、教育、农业、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扶贫等公共事业发展支出；水利、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所必需的支出等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将财力主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事业。　　当前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的重点，是坚决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保证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的重点支出，确保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特别是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大力清理和压缩不符合公共财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的各项开支，减少、取消影响公平竞争的各种财政补贴。　　（3）继续对税收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的实践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在税收政策上做一些调整。从目前财政实力和宏观税负看，2002年并没有多少大幅减税的空间。因此，在目前的税制状况下，减税应是结构性减税，以利于结构的调整。可以考虑实施局部的、针对性较强的税收调整政策。一是通过对全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二是将投资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鼓励民间投资。三是可以考虑新开征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　　（4）实现由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向整体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转变　　我国经济正在进行一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其力度和范围还会不断扩大，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一味采取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2002年及以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向整体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转变。　　首先，在扩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购买力。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适当增加转移支付的比重，使居民具有对未来良好的心理预期。要拓宽消费领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多领域的服务消费。只有高度重视居民消费，不断调整需求结构，才能提高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比例。　　其次，为了通过政府的投资，带动银行的配套投资贷款，刺激企业、民间以及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的融资机制，有效地支持和引导社会民间投资。一方面应允许非国有经济广泛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或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增加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应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此外，还应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非政府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在直接融资方面，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非公平现象，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同时提高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贷款的份额。　　第三，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效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适当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目前货币信贷政策中需要重点解决基础货币投放和扩大货币供给问题。为此，应适当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对超额储备金实行零利率，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以增强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进而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需求。同时，要扩大公开市场的交易规模，适当增加公开市场的交易品种，吞吐基础货币。另外，要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制度，促进新的消费热点形成。简化办理消费信贷的手续，增加消费信贷的品种；适当放宽贷款年限，并适当降低消费信贷利率水平；通过改善消费信贷条件，鼓励居民积极参加消费信贷，真正达到尽快启动消费市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