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阐述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魏礼群，1944年12月出生于睢宁县桃园镇魏洼村一个普通农家。中学时代是靠学校救济金和勤工俭学度过的，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高考得了高分。1963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65年5月15日，他成为班级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靠国家发放的助学金和自己艰苦努力学习和生活。 1968年12月大学毕业时，他响应当时高校分配关于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地区的号召，与同班同学——妻子周贵芹一起被分配到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在牙克石林区十个年头里，他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跑遍了方圆一千零六十四万公顷林区的每一个林业局（厂），在茫茫林海中，在祖国北疆艰苦环境中经受磨砺。1978 年 2 月，魏礼群调至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从此他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任职，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政治、社会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活动和相关决策过程。在党中央、国务院宏观经济和重要综合部门工作 30 年，参加或主持过党中央、国务院大量重要文件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等文稿的起草工作，包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和一系列中央全会重大决定起草。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多年参加以及 1999 至 2012 年连续多年负责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文件和 1979年至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报告的起草，还负责或参与起草了大量对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文件。主持或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决策咨询研究，取得一大批有重要价值和有重要影响的科研、咨询成果，为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研究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魏礼群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并参与或负责党中央、国务院大量重要文件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等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他参与或负责起草、修改各类重要文稿两千多件。 1988年被评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应用经济组组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魏礼群主持和组织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问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战略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防范国家经济金融风险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对外开放战略问题等，这些重大课题研究，都取得了较高质量的成果。他坚持挤时间撰写阐发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先后撰写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等专著；主持编写著作三十多部。他作为博士生导师，已培养了二十多位博士生。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魏礼群一贯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上。他以拼命的精神工作，因而被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称为“拼命三郎”、“老黄牛”、“铁人”。 从苏北大地的农家小屋，到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从大兴安岭浩荡无际的林海，到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工作的中南海。魏礼群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超越自我，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挑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成长为党和国家一名取得突出业绩的高级干部。

魏礼群，1944 年 12 月生，江苏睢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1963 年 9 月至 1968 年 11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68 年 12月分配到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先后任文教处干事、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78 年 2 月调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先后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体制改革和法规司司长，国家计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兼秘书长。1994 年 8 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1998 年 3 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2001 年 2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2008 年 5 月至 2011 年 4月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93 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 年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2010 年 5月被聘为国家行政学院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 年 3月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博士生导师。主要业务专长：研究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以及研究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和政策。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领导小组成员兼应用经济组组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以及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副主席等。

1957年09月——1963年09月，江苏省睢宁县李集中学读书；1963年09月——1968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68年12月——1978年02月，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文教处干事、政治部办公室秘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1978年02月——1982年09月，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处级干部；1982年09月——1985年05月，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处长； 1985年05月——1988年05月，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05月——1992年05月，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92年05月——1993年05月，国家计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93年05月——1994年08月，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秘书长；1994年08月——1998年03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1998年03月——2001年02月，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2001年02月——2008年05月，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8年05月——2011年04月，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主持学院日常工作；2011年04月——2012年02月，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行政工作； 2012年02月——2013年03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魏礼群，男，汉族，1944年12月生，江苏睢宁人，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2012年2月6日 ，国务院决定免去魏礼群的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2012年2月28日出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没有老婆。魏礼群,江苏睢宁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69年至1977年在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1978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发展战略》《魏礼群经济文选》《魏礼群自选集》《中国改革与发展》《改革、发展、协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走科学发展之路》《行政体制改革论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国外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管理创新案例选编》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2011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1》《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讲座》《社会体制改革与科学发展》(2012第2届中国社会管理论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2012》《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成果选》(2010年)《行政改革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2012)《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国务院研究室调研成果选》(2004)《建设国际一流行政学院：思考与实践》《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全书》

江苏睢宁岚山镇。

姓名简介魏礼群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郎永淳《新闻30分》《新闻联播》主持人。 杨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高级编辑。任成远中国山地自行车国家队队员。06年07年08年世界山地车锦标赛冠军。韩寓群山东省原委副书记、省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统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将军衔）李少军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光军少将之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张格心原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刘广才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刘克丽ZDNET（中国）授权媒体总编、CNET（中国）总编、CBSi（中国）媒体总编。刘保春广州市外办主任、港澳办主任、党组书记乔伟原交通银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执行副行长。周正举原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厅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鲁加升厦门天巢建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南洋学院董事长、院长，《中国民办教育》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李心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家级津贴的专家。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张尔宾中央文史馆书画研究院研究员，江苏国风书画院院长，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朱雪芹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薛刚中国十大80后文化创意策划人，2014年度中国十佳创意奖获得者

怎样搞好调查研究作者魏礼群，这本书很好。怎样搞好调查研究这本书集结了魏礼群同志从事新型智库工作的部分文章、讲话等，从一个侧面记述了其对新型智库的探索认知和实践行动。

睢宁籍名人：魏礼群：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杨波：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高级编辑。韩寓群：山东省原委副书记、省长。后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光军：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李少军：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光军少将之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格心：原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刘广才：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睢宁的土特产：睢宁豆腐、睢宁香肠、王集烧鸡、睢宁水粉皮、睢宁原甜油、十孔浅水藕、下邳贡菜、睢宁黄皮西瓜、睢宁三水梨。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琼州海峡通道建设即将开工,渤海湾通道项目可能要到2020年以后。拓展资料：渤海湾拟在山东蓬莱至大连旅顺之间，修建渤海海峡跨海公路和铁路两用跨海大通道。按照前期研究，总投资约2,000亿至3,000亿元，投资规模堪比三峡工程。大通道建成后可将中国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4大经济区域和俄罗斯东部地区紧密地串联起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现在距项目开工，还有一段距离。当前研究还处在第二阶段，重点对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西通道─蓬（莱）旅（顺）通道进行桥梁、隧道比较论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告诉记者,沿海有3大工程项目,分别是琼州海峡、台湾海峡和渤海湾跨海通道。琼州海峡,投资只有数百亿,预计很快要开工。台湾海峡目前有3个方案,涉及到与台湾地区沟通的问题加上投资大,可能最晚。渤海跨海通道本身地质条件都不错,北面40公里建设铁路隧道,南边岛屿之间建设桥梁,可以公路或者铁路混合,开采可以使用TBM机掘进直挖的方式。“最大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上千亿的资金,本地拿不出来,这个可能需要国家出面。琼州海峡隧道可能在2020年前建成,这样渤海海峡通道建设可能在2020年后了。”参考资料：渤海跨海大桥-百度百科

一、全球制造业格局将会发生变化。由于作为全球制造业核心区域的经济大国均已爆发疫情，停产、停工，各国为控制疫情扩散而封锁边境，导致经济活动趋于停止。而疫情结束后，重新恢复的全球经济有可能会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洗牌，产业链和供应链都有可能由疫情所造成的影响而重新布局。世界市场对中国制造业中心的依存度有可能进一步提升。由于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已进入快速恢复的阶段。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处于产能不足的状态，因此对于中国制造的需求可能会快速上升，除了医疗用品、药品外，生活用品等其他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也将大幅上升。疫情让世界看清了世界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性，此次疫情中，中国已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提供了人员、资金、物资援助，充分体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担当。同时，也让世界看出了，在灾难面前，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犹如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关键时刻掉链子。尤其是美国在疫情期间，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表现，也使其国际公信力大打折扣。二、疫情促使一些国际争端和重大事件出现缓和。如中美蔓延争端和英国脱欧等目前都暂时搁置起来了。但另一方面，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对于地缘政治会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美国与伊朗仍处于战争状态，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将进一步加大。三、疫情带来的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因衰落国际地位会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世界超级大国，而欧盟将会被边缘化，东亚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亚洲。当今世界格局为一超多强，一超就是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而多强则是指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印度等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强势力量。美国目前已成为新冠肺炎确诊者最多的国家，疫情对美国的打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美国经济的破坏作用，企业停工，失业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也必将影响到美国的霸主地位。欧洲紧随其后成为疫情重灾区。俄罗斯由于经济滞后导致其经济实力与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不匹配。日本的真实疫情可能比其所提供的数据要严重，而东京奥运会的推迟，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外还将极大挫伤日本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印度在人均医疗资源方面不到我国的一半，一旦疫情扩散，其国力必将遭到重创。中国在疫情中已经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中国的行为可能为自己带来一定的地缘战略利益，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公信力则肯定会得到提高。目前中、日、韩三国经济联系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2019年，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一致决定要建立共同的东亚经济架构，从而加速东亚经济的发展。此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就将出现一个亚洲版的欧盟。疫情过后，世界经济的中心将转移至亚洲。

郎永淳1971年生于江苏睢宁。1989年考入南京中医学院攻读针灸专业五年，获医学学士学位。1994年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攻读新闻学专业（节目主持人方向）第二学士学位。1995年入中央电视台主持《新闻30分》节目至今...郎永淳父亲现居官山镇黄圩中学！王统业1936年3月出生于睢宁县魏集镇桑庄村，中共党员。1952年睢宁中学初中毕业，1955年淮阴中学高中毕业，1955年底至1956年底在大连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后赴苏联在列宁格勒化工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回国后，1959年在国防部五院工作。1961年以后，先后在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委从事国防科技管理工作。1985年起，任国防科工委科技部部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1996年晋升为中将。韩寓群原名韩兴臣，1943年出生于睢宁县双沟镇苏山村,1962年从睢宁王集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南京化工学院读书1966年8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济宁化工厂工作，历任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1975年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80年代中期调到山东省济宁市政府工作，历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济宁市委书记。1993年11月，在中共山东省委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常委。1994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1995年6月任山东省副省长。1998年4月在山东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2003年1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同月，在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当选山东省代省长，同年4月在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山东省省长。2007年6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山东省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第七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魏礼群1944年12月出生于睢宁县桃元镇(原朱集乡)魏圩村。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从睢宁县李集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8年8月毕业。1968年至1977年在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1978年至1994年7月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历任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体制改革和法规司司长，国家计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党组成员。1994年8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3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2001年2月至今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魏礼江1946年11月生于睢宁县岚山镇魏山村，现任国务院派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副部级)，同时还兼任国务院派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集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会主席。魏礼江先后就读于岚山小学、王集中学，1960年9月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金融系金融专业读书。1970年大学毕业后，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6377部队82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1月，再分配到安徽省阜阳通用机械厂生产指挥组工作。1975年10月，调入安徽省公安厅法律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1986年，调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法制司，先后任法规处副处长、处长，法制司副司长、司长。1999年10月，转任审计署办公厅主任。2000年7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调任国务院派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先后监督管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经济信托投资开发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大型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目前，仍兼任国务院派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波1946年10月1日出生于睢宁县梁集镇（原刘圩乡）孙庙村杨庄。1953年入孙庙村小读书，1957年考入刘圩高小，1959年考入高作中学，1960年转入睢宁中学，1962年考入睢中高中部，1965年考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197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副科长、科长、部主任、副台长、台长兼总编辑。1993年任安徽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兼总编辑，1996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省广播电视厅厅长。1998年调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1999年国务院任命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李光军，李少军父子俩李光军：睢宁县古邳镇象山村人，1919年出生。1937年参军，历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连长、营教导员、新四军4师9旅26团营长、营教导员、副团长，华东军区2纵6师17团团长、21军63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1953年，李光军率63师入朝作战，在朝鲜升任54军副军长，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他担任39军副军长，赴苏学习，毕业于苏联高等军事学院。李光军担任过64军军长、38军军长、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4年，李光军组织舟桥部队在黄河上使用多种舟桥器材和多种制式的、应用的岸浅滩器材，架成浮桥和岸浅滩路面，成功地进行了通载试验。1964年晋为少将。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李少军：1949年11月生，李光军少将子。1968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红二连战士，班长，排长；112师红军团参谋长，团长；112师参谋长；第38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军长。2002年任第38军军长。2006年12月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007年2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000年晋升少将军衔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陈锦华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国家计委主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佘健明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会长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顾问房维中 　　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 　　　　王春正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魏礼群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包叙定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 　　　　陈光健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投资协会名誉会长 　　　　石启荣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一届副会长 　　　　王福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咨询中心主任 　　　　蒋应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监事会主席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会长：王武龙 男 1940.06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驻会副会长：董贺义 男 1951.0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办公厅巡视员。 　　　　唐 萍 女 1956.02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运萍 女 1949.03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兼职副会长：（按姓氏笔划排序）王国锋 男 1958.12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叶文邦 男 1962.09 中国石化集团上海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 辉 男 1960.04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刘玉龙 男 1968.05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副院长、副总建筑师 　　　　华邦嵩 男 1965.10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伍绍辉 男 1967.1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刘炳义 男 1954.12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 清 男 1951.12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何义斌 男 1961.11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院长、党委书记 　　　　肖凤桐 男 1954.09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张志宏 男 1957.04北京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 　　　　汪建平 男 1960.10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祝兆松 男 1949.06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上海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徐 建 男 1958.08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总工程师 　　　　晏志勇 男 1958.07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 　　　　郭俊峰 男 1961.06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 　　　　黄 沃 男 1965.02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章向理 男 1955.10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长董贺义（兼）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丛燕滋 女 1957.08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陈 杰 男 1962.11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业务协调部副主任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长助理　　（按姓氏笔划排序）马俊彦 　　山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副秘书长 　　　　王延伏 　　黑龙江省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易 勇 　　广东省工程咨询协会秘书长 　　　　周荣生 　　上海市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秘书长 　　　　桑文力 　　浙江省工程咨询协会秘书长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九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武龙副主任：董贺义 朱 煜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王 立 王岳平 王繁滨 付诚德 刘 涛　　　　　　刘玉龙 张昌斌 李 艺 李 新 李新创 　　　　　　李悟洲 李晓钢 杨上明 陈子彤 陈鄂生 　　　　　　孟祥恩 温续余 燕中凯

江苏省睢宁县李集中学，江苏省省级重点中学。2012年4月，李集中学顺利通过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评审。该校创办于1 952年，坐落在素有”小南京”美誉的江苏省睢宁县李集镇，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学校占地140余亩，现有65个教学班，在校学生5000余人，教职工近300人。其中中、高级职称120余人。 50多年来我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之才。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21集团军副司令员赵守华少将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学校也出了不少人才：02级薛鹏自组公司，涉足高新产业“电子竞技”，参与承办包括“2008ESWC中国区总决赛”在内的多项大型赛事，为中国电子竞技事业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02级宋波大学期间创办运营波波影视网、韩国影视网、电子竞技视频网等多个网站，毕业后先后在连云港生活网、无锡门户网站二泉网担任频道编辑以及运营策划等职；现为中国最大的水晶行业B2C网站“水晶购物网”的网络运营负责人···这些校友成就可能并不如前辈那么卓越，可是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了出色的成绩 。 在高考中，我校连续1 0多年高考应届本科上线率、高校升学率稳居全县第一(不含睢中)，各学科综合积分均居全县一、二名。李集中学确立“质量是立校之本，教学是学校中心”的指导思想，全力打造和谐校园、文明校园、安全校园，努力为师生创造安全、文明的学习环境，学校先后于2005被评为江苏省平安校园，2006年被评为睢宁县统合治理先进学校。多年来，李集中学多次受到了省、市、县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2003年11月顺利转评为江苏省“三星级学校”。2012年4月李集中学顺利通过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评审，成为徐州市唯一一所农村四星级普通高中。名人题字历届毕业班合影地理位置

会　长　房维中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副会长　柳随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研究员张皓若　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张　寿　全国人大常委、国家经贸委顾问、教授桂世镛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导王梦奎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项怀诚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高级经济师陈　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研究员王春正　国家计委副主任、研究员佘健明　国家计委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吴树青　北京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刘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研究员、博导李震中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教授魏礼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导傅芝邨　财政部顾问、高级经济师王积业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林兆木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民生的改善，否则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动力和源泉。所以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着力扩大内需，努力保持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稳定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切实加强“三农”工作，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力争在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上赢得更大优势。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马 凯 王岐山 王梦奎 刘 鹤 刘道玉 华建敏 李 伟　　张玉台 陈清泰 项怀诚 桂晓风 谢伏瞻 魏礼群　　学术指导：（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宁宁 马富才 王 建 王小康艾 丰 卢中原 厉以宁 刘 伟 刘世锦　　米建国 孙晓郁 阳安江 朱继民 任兴洲 李剑阁 李闽榕 李善同　　肖灼基 吴树青 吴晓灵 吴敬琏 张小济 张军扩 张卓元 张来明 杨纪珂　　杨培青 陆百甫 陈 元 陈小洪 陈锡文 罗冰生 周小川 周叔莲　　侯云春 郭励弘 郭树清 秦 晓 夏 斌 黄 达 韩 俊 程秀生 隆国强　　鲁志强 蒋省三 楼继伟 樊 纲 魏 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克穆　　副 主 任：田 源 何绍华 卢 建 蒋东生 　　常务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小冈 乔仁毅 李吉平 李孟刚 李培育 张新民 沈柏年 陈东升　　陈全生 赵 杰 高建鹰 黄文夫 庹 震　　总 编 辑：谢 悦　　社 长：高燕京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一）筑牢改善和保障民生工程1、实施脱贫攻坚战。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2013年至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每年都减少超过1000万人，5564万人摆脱贫困，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2、促进就业创业。通过实施扶持就业政策，就业创业人员稳定增加，近4年来每年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为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近5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单位双轨的坚冰，更多地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4、改善住房保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构建了包括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旧房改造、住房公积金等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二）推进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改革创新1、在教育领域，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在医疗卫生领域，突出建立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3、在人口发展方面，完善计划生育制度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4、在户籍管理方面，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三）构建国家安全体制这是近5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极具标志性的重大举措。为了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党中央决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国泰才能民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建设”被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五）加快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诚信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注重加强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能力建设，加快推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健全相关方面的配套制度。（六）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近5年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城乡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各地普遍推行民主化、网络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创新城乡居民全面服务管理新模式。（七）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清理、规范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办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致力于建立新型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和引导行业协会商会自主运行、有序竞争、优化发展。（八）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按照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近5年中国社会治理新实践的重要特征。制定实施干预司法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坚决纠正，司法职权配置不断优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强。（九）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事关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定，是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任务。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创新公共空间治理行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为之改观。（十）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环环相扣，“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对端正党风发挥了重大作用，伸张了正气，刹住了歪风，赢得了党心民心，极大地带动了政风、社风、民风好转，也推动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扩展资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开放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中国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中心。多边、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已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5年来，在原有的中俄、中美、中欧和中英4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基础上，又拓展建立了中法、中南非、中德、中印尼4个新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不断增强。教育“请进来、走出去”稳步推进，带动我国教育质量提升。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增多，丰富了我国教育供给和优质教育资源。教育部先后部署实施多项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落实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参考资料：人民网-魏礼群：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新进展

一：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2009年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培炎当选为理事长。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出世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二：成员构成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智库溯源“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2008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国经中心一成立，便列出了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1）材料一主张给予百姓一定生产生活资料以满足基本温饱（答“制民之产”亦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其出发点是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材料二以人文主义反对封建神学束缚，其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4分）经济根源：材料一：战国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出现，封建经济初步发展；材料二：14、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4分）（2）基本人权：生存权。（2分）认识：太平天国颁布天朝《天朝田亩制度》，希望以此解决广大农民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体现了农民阶级在争取生存权上的抗争，但流于空想而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社会革命”，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对工农民众的同情和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积极探索，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落空（或由于方案的不彻底及时局的变动而落空）。（4分）（3）特点：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具体；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2分）优势：政治上，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政府的高度重视。经济上，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提升。思想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理论的指导。（4分） 试题分析：第（1）问，本题主要考查对材料的解读与归纳。依据材料一的“制民之产”以及古代中国民本实质是维护统治接利益，材料二主要强调了人文主义思想，可以结合文艺复兴的相关内容，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结合两则材料所处的时代背景中的经济角度归纳即可。第（2）问，第一小问需要注意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中的民生主张即可；第二小问可以结合《天朝田亩制度》和“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特别注意要回答“认识”。第（3）问，把握材料“推动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建设和谐社会”。优势重点注意与近代对比，从政治、经济上分析即可。

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培训高中级公务员的新型学府，是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是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开展公共行政等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机构，发挥着公务员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和政府参谋咨询的思想库作用。其主要职责是：（一）承担省部级、司局级和处级公务员的培训；承担部分优秀中青年后备干部的培训；承担受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托为其培训公务员的工作；承担接受外国政府高中级公务员来华培训。（二）承担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的培训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委托培训。（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开展与本院主要学科有关的硕士、博士学位教育，接受外国留学生、进修生。（四）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推荐优秀学员。（五）研究公务员培训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参与制定公务员培训的方针政策。（六）负责本院培训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的编写和编译工作。（七）围绕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教学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咨询意见和建议。（八）对地方行政学院进行业务指导，承担为地方行政学院培训师资的工作。（九）开展与外国（地区）行政院校、公务员管理机构、有关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十）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由国务院领导同志兼任，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现任院长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兼任；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主持学院日常工作；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家成、洪毅、周文彰、韩康，纪委书记杨文明，党委委员、教务长杨克勤。学院下设国家行政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副部级）和25个（司）局级机构，包括办公厅，研究室，教务部，进修部，培训部，研究生部，合作部，决策咨询部，科研部，院刊室，公共管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和文化等五个教研部，信息技术部，人事局，国际部，纪检监察室，机关党委，培训中心，考试测评中心，出版社，音像出版社，机关服务中心和应急办（筹）等机构。

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提供咨询，为决策者献计献策、判断运筹，提出各种设计；反馈信息，对实施方案追踪调查研究，把运行结果反馈到决策者那里，便于纠偏；进行诊断，根据现状研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预测未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提出各种预测方案供决策者选用。扩展资料：智库的基本组成：原则倡导者：美国钢铁公司创始人卡内基曾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只要留下我的成员，4年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喜欢与别人共同创造财富、分享财富的卡内基可以说是智囊团这一原则的倡导者。成员构成：智囊团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组成，以和谐的姿态与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协作的团体。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智囊团

1985：“《经济研究》变了”——唐宗焜 时间：2011-01-13 稿件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经济研究》变了。”这是1985年外界对该刊的普遍反映：据传，当时《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这样议论过。尤其是该年第10期、第11期接连出版后，社会反响之大超乎我们预料。 1985：什么吸引了读者？ 当时刚卸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读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第10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二文，很感兴趣，就批给国家统计局，建议他们对实际状况多作这样有理论深度的调查研究。李成瑞既是《经济研究》老作者，也是编委，那时他就住在月坛北街，和我们工作地点月坛北小街仅一街之隔，所以我为约稿和征求他对刊物的意见常去登门拜访，上述情况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尽管现在他对改革开放有他自己的看法，那时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欣赏确是真诚的，谈话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体改所经济研究报告的反应，《编辑部1985年工作小结》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第7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两篇经济研究报告发表后反响都较大，特别是第11期出版后，有些未订《经济研究》的读者纷纷来购刊物，有的单位还自己打印体改所的报告。” 科尔奈·亚诺什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一文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仅在先行于中国改革的匈牙利改革经验（尽管那时它改革尚未成功）为我国读者所关注，而且该文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读者来说完全是新的。它丝毫没有充斥我们国内报刊讨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问题时的传统老调。科尔奈以其独创的《短缺经济学》闻名于世，但《短缺经济学》中译本1986年才出版。1985年《经济研究》发表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是科尔奈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使更多中国读者直接领略了他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实况。该文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匈牙利1968年至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深入地、系统地作了描述性、批判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改革的进展、困难和矛盾。作者指出，匈牙利经过精心准备后，1968年1月1日全部国有企业一举废除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并未因此就形成市场经济。“1968年改革蓝图的重要目标是努力创造一个‘可调节的市场"，创造中央管理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然而，国有企业由此形成了既依赖市场（水平依赖）又依赖政府（垂直依赖）的双重依赖。他认为，市场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即能够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能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的激励机制、普遍的买方市场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他对国有企业双重依赖条件下这四个条件的实际变化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指出当时匈牙利国有企业的症结是“垂直依赖依然十分强烈，而水平依赖却微弱”，“对市场过程的行政干预过多过细”，而“市场力量被频繁的行政活动所阉割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这些分析，不仅对中国当时刚启动的改革有启蒙作用，而且对我们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其警示作用。 体改所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的背景是，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是贯彻《决定》的第一年；而当时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投资、消费需求和信贷投放全面膨胀，几年来推行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在启动改革有所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该文试图回答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它依据直接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从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分析着手，考察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揭示宏观经济形势的微观基础，从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点选择的建议。这在当时来说是分析和改革的新的思路。同时，它是在几个专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27个城市429家企业调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调查、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调查、青年择业倾向与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态度调查，信息量大，涉及问题广泛，而且发人思考。该报告是体改所的集体研究成果，按文末署名看，参与调查研究或写作的就有二十余名年青人，它给正处于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状态的《经济研究》带来一股青春活力。刊物将这样一篇当时难得的经济研究报告排在卷首醒目位置发表。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广泛兴趣，反映出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 《经济研究》在读者中引起显著反响，不只是因为发表了个别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重头文章，也是由于刊物总体格局的变化，包括选题、内容和作者阵容，让读者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以1985年第10期为例，除科尔奈论文外，其他文章，既有老一辈资深经济学家于光远研究新问题的论文《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价格形成》，更有研究新题材的年青作者的论文，如郑洪庆的《控制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陈锡文的《国民经济的格局变动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李慧中的《社会主义土地收费来源》和王广谦的《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问题》等等。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的王广谦当时还是在学研究生。总体看，这一期的作者阵容，以首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新面孔居多，包括中年和青年作者、北京和外地作者。从文章选题看，这期刊登的文章中过去未曾涉及的题材还有《香港经济—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题目》（陈可焜）、《小经济与大生产》（许隆）和《市场“自发性”小议》（博华）等。国家计委刘洪、魏礼群的《正确处理“七五”计划中的几个重大关系》一文，题目似乎并不新鲜，内容却是最新的。该文是正面阐明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的，在第一时间传递了改革和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的信息和指导思想；而且，它论述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七五”计划《建议》是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大步骤，这正是读者所关注的。 1984：转型启动静悄悄 外界感觉到“《经济研究》变了”，是在1985年，其实，《经济研究》的变化不是自1985年始。我在1983年7月接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一上岗就开始在考虑怎样才能使《经济研究》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可是，刊物面貌在一定时期有它的惯性，不是想变就能立即变的，因为它依赖于作者队伍和编者队伍状况，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经济研究》在1983年下半年还看不出什么起色。不过，这段时间还是为《经济研究》启动转型作了一些前期准备。1983年9月，为纪念刚病故的我国经济改革先驱、资深经济学家孙冶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他的故乡无锡市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有200余人。会议在全面评价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同时，还突出颂扬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学风和勇于突破不切实际的传统理论的创新精神，这正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所要倡导的。《经济研究》发表了这个讨论会的主要文献和会议《纪要》。编辑部还利用该会时机，在会后召开了《经济研究》通讯员会议，广泛听取通讯员反映各地读者和作者对刊物的批评和建议。此外，编辑人员还分头走访了所内外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经济部门的一些作者、读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读者对刊物论资排辈在显著位置发表个别名人大而空的文章特别反感。有的读者批评《经济研究》有些文章让人“难读、难懂、难受”，此话虽难听，但说得中肯，难听也得听，听了才能改。 《1983年 工作总结 》对当年刊物状况有这样的评估：“理论和实践结合好、质量高的文章少，一般性的文章多。有的文章或者限于一般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太实，理论高度不够；或者缺乏新意，没有深度。” 《经济研究》转型是在1984年启动的。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逐渐推进，因而转型启动可说是静悄悄的。1983年底，我们在前期调查研究基础上拟了个《关于1984年改进编辑工作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出“编辑部全部工作都要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努力改变《经济研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状态”；“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经济研究》的内容，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同时要坚持和发展学术性刊物的特色”；“改进同作者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吸引更多质量较高的文章”。 刊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无疑更要将改革探索摆在首位。编辑部内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后，在1984年第1期就通过编者按亮明编辑部的期望：“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基础到方案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分部设计，都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任务。预期在新的一年里，经济理论界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的同志将更亲密合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这是向作者和读者释放的关于刊物重点转移的一个信号。该年实际发表了约70篇直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多的一期有八九篇，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其中有的论文是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直接准备的，如1984年第12期发表的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就是由个别领导人授意专门为《决定》起草探路撰写的，曾在高层内部传阅，听取反应；它的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以此作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刊物质量反映编辑工作质量，编辑工作质量反映编辑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编辑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出题、组稿、审稿、选稿、编辑加工等各项工作中，因此刊物改变面貌要从提高编辑素质做起。1984年，编辑部围绕《经济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同它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全体编辑人员中认真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1）什么是《经济研究》的新局面，《经济研究》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面？（2）怎样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经济研究》怎样才是真正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是什么关系？通过讨论，尽管还说不上思想统一，但大多编辑对刊物转型方向还是加深了认识，在组稿选题和来稿选用的标准掌握上有了更多的共识。 80年代《经济研究》转型最大的困难是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原有作者率先更新知识结构、从苏联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尚属少数，而年青作者队伍的形成刚刚开始。编辑部决定打破成规，敞开大门，大量吸引新作者，扩大作者队伍。选稿、用稿和版面安排一律以文章质量为准，对作者不分亲疏，不论资历，平等对待。1984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还不多，编辑部就尽力从在校研究生中发现有成长前景的作者。如该年第10期同时发表的就有三篇研究生论文，包括楼继伟、周小川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和陈宗胜的《指令性计划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这一年，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40%，外地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0%上升到40%。 1984年，《经济研究》开展了一次中青年优秀经济理论文章评奖。评选范围是1979年至1984年6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入选十篇（论文九篇， 调查报告 一篇）。我在为获奖作品撰写的评论（《面向经济实践 推进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中阐明了这些作品入选的理由。当然，它们的入选只能是在当时情况下比较而言。编辑部要向读者和作者表明的是刊物倡导什么样的方向。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边编刊物边调查研究，我拟了个《关于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的汇报提纲》，于1984年12月1日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党组，并获批准，随后又得到编委会认可。这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的总纲。这个问题拟在专文再谈。 正是经过1984年静悄悄的启动，《经济研究》才能自1985年起按明确的新的编辑方针以更大步伐推进转型。1985年也有若干重要活动和措施对刊物转型起了推动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就不细说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柳新华所在课题组设计的方案是跨渤海湾大通道，在山东蓬莱至辽宁旅顺之间修建渤海海峡跨海公路和铁路两用通道。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前期研究按公路、铁路双通道计算，总投资约2000亿元-3000亿元，投资规模堪比三峡工程。对于修建通道的资金来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课题组认为，可参照国内外已有大型跨海工程的经验，多渠道进行融资。2008年竣工的杭州湾大桥建设经验可供借鉴，大桥总投资140多亿元，全部由民间投资，没有花国家财政一分钱。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可以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PPP(政府与民间合作)等多元投、融资模式运作，国家只要能够给相应的政策，可以少用政府投资或不用政府投资进行建设，已有多个财团表达对此项目的兴趣。 柳新华计算，项目建成以后，仅以日通过3万辆汽车的保守测算，通行收费即高达130亿元，若加上各种管线收费、土地增值、旅游开发、节约燃油与材料等综合社会效益则会成倍增加。跨海公铁通道2000多亿元的投资，10年-15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一般的大型工业投资项目。专家认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回报并非仅限于此，它的回报将是综合的、多方面的、社会性的。跨海通道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对投资、工程、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劳动力等各方面的巨大需求，从而带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最终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显著增加。（记者 吕福明袁宝军）延伸阅读渤海湾通道投资可能至3000亿，或在2020年后开建。闯关东或将永远成为历史本报记者获悉,热议中的渤海湾通道项目尚处于方案讨论阶段。一种方案是,采取南桥北隧（南边的岛屿连成大桥）的方式,项目总投资3000亿左右。另一种方案是建设全程隧道。当地多位人士都希望该项目能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不论结果如何，山东方面都力争将其纳入新的蓝色经济区战略规划。鲁东大学一项报告提出,可以从蓬莱为起点,向北经过长岛县各个岛屿,最后再与辽宁的旅顺相连,或者以隧道建设,或者以桥隧结合,实现东北与华北、华东的相连,实现东北沈大线到沿海东部交通线相连。该项目引发的争议主要是,沿途经过的海岛在水资源及环境承载力方面能否承受。与渤海通道项目相比,琼州海峡通道建桥方案需投资1500亿,建隧道方案投资数百亿,工期为8年;而宁波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投资150亿元。而该项目获得立项并正式开工,仍有待时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告诉记者,琼州海峡通道建设即将开工,渤海湾通道项目可能要到2020年以后。相关规划早就展开根据记者了解,有关建立渤海湾通道项目的建设设想,在1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山东以及国家多个单位专程到长岛和蓬莱进行过项目选址的考察。不过该项目争议较大,甚至在本地也引起很大争议。长岛县属于山东唯一一个海岛县城,位于蓬莱以北,全县总面积56平方公里,人口5万人左右。其中有32个岛屿组成,最大的为南长山岛,南距蓬莱角7公里,北距北长山岛1.1公里。 长岛5万左右居民,饮用水主要依赖海水淡化,但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每吨需要7－8元,但本地居民只能承受2元多/吨的成本,其余的需要财政补贴。而一旦该桥建成,这会使得居住人口增加,但本地可能没有这样的承载能力。此前1993年,该项目在烟台就成立了渤海海峡通道课题组,研究成果经时任副总理邹家华批示,并转给当时的国家计委等部门,国务院成立了课题组,并认为长岛到蓬莱大桥建设,是渤海海峡通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期的工程。此后还成立了大桥发展公司,并融到资金。 山东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洪滨告诉记者,在此地建设桥梁,对于生态的影响到底如何,很难确定。“慎重一些没有错,山东本地可能难以决定该项目的建设,这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本地的生态、地质、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该规划经测算发现,每年可以有1亿元的过桥收入,1亿元的旅游收入,此外还有40亿元左右土地收入。因此该项目直接和间接收入很大,“发展前景非常好。”欲纳入蓝色经济区刘洪滨的说法不无道理。本报记者了解到,渤海海峡通道建设不仅投资巨大,且涉及部门较多,仍无统一的定论。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2008年有关领导曾对渤海湾海峡通道建设项目进行批示,提出要有关部门加快推进。此后国家发改委、交通部、铁道部等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开始战略规划的研究。国务院研究室、海军工程技术研究院、总参兵种部设防局、铁道部、交通部等也加快了研究。此前有方案建议,全长100多公里的渤海湾,采取南桥北隧（南边的岛屿连成大桥）的办法,这样长岛和蓬莱的大桥可以并成渤海湾海峡通道的一部分。该项目总投资为3000亿。但鲁东大学环渤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良忠指出,“南桥北隧提出的7桥方案（北边的7个岛屿通过大桥连接起来）,只是距离最近最早的方案,现在科技发达,绕远点没问题。核心还是国家要出面,变成国家战略。”这只是最初的设想,其实全程隧道的方案也不错。渤海海峡通道项目,本身可以作为海洋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试点。“这可以解决从东北到华东的通道问题,这样从沈阳到中国最南端的三亚都有了通道。”山东的设想是,蓝色经济区以后作为总的区域战略规划,这是国家级战略规划。而以前的黄河三角洲规划,可以是其子规划的一部分。由于渤海海峡通道纳入到蓝色经济区规划,这就为该项目变成国家战略规划,迈出了第一步。“蓝色经济区规划,争取下半年出。这样渤海的跨海通道就可以纳进去。”此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了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规划。2009年4月,山东开始提出新的蓝色经济区区域规划。 而国家在山东召开海洋经济试点会议,更是让山东看到了希望。据悉,渤海海峡通道建设项目,已经纳入国家海洋经济试点的内容。此前在7月9日,国家发改委在青岛召开海洋经济发展的试点会议,会议确定山东、浙江、广东三省为试点省份。开建或在2020年以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告诉记者,沿海有3大工程项目,分别是琼州海峡、台湾海峡和渤海湾跨海通道。琼州海峡,投资只有数百亿,预计很快要开工。台湾海峡目前有3个方案,涉及到与台湾地区沟通的问题加上投资大,可能最晚。渤海跨海通道本身地质条件都不错,北面40公里建设铁路隧道,南边岛屿之间建设桥梁,可以公路或者铁路混合,开采可以使用TBM机掘进直挖的方式。“最大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上千亿的资金,本地拿不出来,这个可能需要国家出面。琼州海峡隧道可能在2020年前建成,这样渤海海峡通道建设可能在2020年后了。”刘良忠表示，鲁东大学环渤海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渤海跨海通道项目资金问题,可以采取类似宁波到上海的跨海大桥分方式,该项目主要是浙江民间资金参与。同时外资进入的方式也可以考虑。一些香港的政协委员,还提出拿出资金来建设该项目。“但问题在于,这么大的项目,可能还需要国家控股。”据了解,国家层面的渤海跨海通道研究战略小组,进展比较慢。本报记者致电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很多专家对此研究并不了解,是否纳入到国家“十二五”规划也不得而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正在进行琼州海峡隧道项目的多次论证和研究,对于渤海跨海通道也尚未涉及。远景渤海跨海通道前瞻性研究当满载着49节火车车厢的“中铁渤海1号”横穿渤海海峡，抵达烟台港四突堤码头时，鲁东大学一位学者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心底的微笑。十四年前，他和同事们提出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烟台作为交通末端城市的历史，终于宣告终结。这位学者，就是鲁东大学副校长柳新华———烟大铁路轮渡设想提出者之一。就在烟大铁路轮渡投入试运营前十天，由他作为课题汇报人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前瞻性研究”项目，刚刚在北京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修建一条蓬莱至旅顺的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 “作为跨越渤海海峡‘三部曲"的第一部，烟大铁路轮渡投入试运营仅仅是开始。”柳新华说。不经意间诞生的“世纪梦想”四个人聚在一间屋里，讨论未来的烟台交通定位。这时，一人向地图走去，站定，指着图上的渤海海峡说：如果能建一座大桥或隧道，烟台不就成了连接南北、贯通亚欧的交通枢纽城市？！这是1992年的一天，柳新华经历的真实一幕。其时，市委、市政府准备开会研究加快烟台经济发展。作为会议文件的起草者，时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柳新华和另外三位同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想，一个不经意的提议，竟然引起了四人的共鸣。一个世纪梦想，由此诞生。柳新华等四人据此提出了“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基本构想：第一步，修建烟台到大连的铁路轮渡，实现两大半岛的“软连接”；第二步，修建从蓬莱至长岛的试验工程，以小通道带动大通道；第三步，修建蓬莱到旅顺的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从而在渤海海峡实现“天堑变通途”。此年11月，柳新华等人在市政府《政务参阅》上发表“烟大铁路轮渡与环渤海经济圈开放开发研究”，以及“我市铁路、港口建设面临良好机遇，应立即展开烟大铁路轮渡的争取工作”两则建议，首次明确提出烟大铁路轮渡概念。同年12月4日，市委七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烟大铁路轮渡”项目的意见，烟大铁路轮渡项目第一次进入地方党委决策。烟大铁路轮渡项目研究，先后经历了以市府办为主研究，以及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联合进行课题研究两个阶段。设想提出之初，曾遭到不少人反对，一些人认为是异想天开。但在市委、市政府和国家、省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整个项目得到顺利推进：1993年，铁道部来烟考察，烟大铁路轮渡项目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2004年，烟大铁路轮渡工程全面开工；2006年9月通过验收，11月6日轮渡正式试运营。烟大铁路轮渡从设想提出到开工，用了12年时间，而从开工到试运营，仅用了2年。然而，在柳新华等人的眼里，这仅仅是开始。蓬长跨海大桥“浮出水面”几天前，柳新华像往常一样，又一次出现在长岛。这一次，他是为蓬莱-长岛跨海大桥的研究而来。“烟大铁路轮渡，仅仅是‘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还包括修建从蓬莱至长岛的跨海大桥，以及蓬莱至旅顺的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柳新华说。“毫无疑问，铁路轮渡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一是不必像轮船运输那样在码头上倒装货物，避免了货物的破损、污染和丢失；二是火车车厢直接上船，无需建设大规模的码头装卸设备，从而节省了资金；三是在港口的作业时间短，加速了车船周转和货物传送，可大大提高港口的吞吐能力。”专家认为，铁路轮渡仍是一种很大程度上依靠海运的运输方式，从长远来看，就渤海海峡而言，单纯依靠铁路轮渡显然难以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此，修建一条永久的、坚固的、通过量大的跨海通道，就是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柳新华等人再次设想：从蓬莱抹直口到长岛疆头，首先建设一条全长7.5公里长的海底隧道或大桥。这一工程，被称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试验工程，不仅可以先行解决长岛发展的迫切需要，还可为兴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积累经验。规划中的蓬长跨海大桥，长约8公里，双向6车道，高28米，造价约为2.5亿美元。大桥建成后，将如同一道绚丽的彩虹，横卧在蓝色碧波之上。长岛和蓬莱之间的交通，将实现全天候通行。柳新华介绍说，对此项目，长岛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曾几次列入地方发展规划。项目已经进入论证阶段。“如果顺利的话，蓬长跨海通道建成之日，将是更加浩大宏伟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工程全面启动之时。它所提供的珍贵的建设经验，也包括地质构造、海流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原始数据和资料，将为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柳新华说。跨海公路通道耗资960亿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课题，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自1992年柳新华等人首次提出研究课题以来，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魏礼群，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司长戴桂英等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导、专家、学者先后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我们这支由国家部级领导挂帅的队伍，历经十余年时间，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目前，课题组已出版研究专著三部，完成20多个专题研究报告，发表论文数十篇，申请多项国家专利。”柳新华说。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课题组已形成如下基本设想：利用渤海海峡的有利地形，在蓬莱和旅顺之间以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相结合的形式，建成便捷通达的连接渤海南北两岸的交通运输干线，全面沟通环渤海高速公路网、铁路网，进而北上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北亚国家及横贯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连接，南下与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及横贯中国的欧亚大陆桥陇海线相连，最终形成一条总长约4000多公里（国内部分），贯通我国南北、连接东北亚及亚洲和欧洲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外界关于“已有火车轮渡，再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否有此必要”的疑问，柳新华等专家认为，从环渤海地区的运输需求量看，火车轮渡的能力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火车轮渡仍难以解决渤海恶劣气候对运输安全的威胁问题。单靠火车轮渡一种运输方式，无法满足未来20－30年海峡间的运输需求。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与火车轮渡不仅互不排斥、互不替代，而且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建设火车轮渡工程的同时，惟有两者并举，适时启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环渤海地区才能承担起21世纪交通大通道的重任。“在技术上，兴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可行的。”柳新华说。“目前，我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跨海通道的工程技术，具有自主设计、自主实施、科学管理的能力。而且，与世界已建和拟建的跨海工程相比，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施工难度较低，这里直线距离106公里，最大水深仅80米，而且海中沿线一字排开众多岛、礁、滩，除老铁山水道间距42公里外，一般间距在3-8公里。以此为依托，将大大降低工程难度和造价。”专家建议：21世纪前50年，先进行第一期工程———渤海海峡跨海公路通道，采用隧道桥梁方案，这一方案具有投资省、建设周期短、施工技术条件好、建成后通道安全性好、通车条件优良等诸多优点。初步匡算，8车道公路隧道桥，总长约125公里，工程总投资约960亿元人民币，施工期约10年。“建成后，通过车辆收费和各种管线收费等，每年利税可达100亿元以上。若加上土地增值、旅游开发等综合社会效益，则收益成倍增加。如果我们能及时有效地引导外资、内资或股票上市，可以相信，960亿元资金不难解决。”“英国人、法国人想了一个多世纪，建成了英法海底隧道；日本人想了60年，建成了青函海底隧道。中国要想多少年，才能建成渤海跨海海峡通道？我们拭目以待。”展望未来，柳新华信心十足。他说：“梦想成真时，天堑化通途。那时，烟台成为现代化、国际性、交通枢纽城市的梦想，将真正成为世人瞩目的现实。”渤海湾运输格局之变专家指出，如果利用位于渤海海峡南北两岸———辽东半岛的旅顺和胶东半岛的蓬莱，建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就可以根本改变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由原来的绕渤海“C”型运输变为“I”型直达运输。经此大通道，东北至山东和长江三角洲的运距，比原绕道沈山、京山、京沪、胶新、陇海等缩短400至1000公里，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并缓解京沈、京沪、京广三大铁路干线运输压力。同时，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与我国确定的铁路“八纵八横”和公路“五纵七横”国家干线建设格局相吻合，可直接沟通在建的同江———三亚高速公路国道主干线，为我国沿海地区再添一条公路运输大动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还可以使环渤海60多个大小港口以及10多个大小机场从内运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大大加速开辟远洋、远程运输市场的能力，增强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柳新华等人认为，兴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既是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加快环渤海经济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扩大与东北亚国家合作的需要，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大举措，其意义不容低估。（文豪 初琦 勇军）渤海海峡两端最短距离106公里渤海是我国内海，南北560公里，东西300公里，海域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角和山东半岛蓬莱登州头之间的峡湾海域，就是渤海海峡。海峡两端最短距离57海里（105.56公里），平均水深25米，最大水深老铁山水道86米，既是外海进入渤海的必然海上通道，又是我国南北陆路交通的天堑。长期以来，由于渤海相隔，使环渤海南北两岸成为交通死角，极大地限制了客货交流和经济来往。（文豪 初琦 勇军）柳新华其人柳新华教授，烟大铁路轮渡设想提出者之一，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职鲁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历任烟台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市政府调研室党组书记；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党组副书记。2004年6月任烟台师范学院党委常委，2004年7月任烟台师范学院副院长，2006年5月任现职。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软科学研究课题2项，国家863计划项目1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项，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先后有30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市级和学会奖励，其中获省部级奖7项。

　　宏观经济管理是以国家和全社会为标准层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是从总体上对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导向和调整。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 　　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以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着改革，各个企业的内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企事业的部分职能和权力非常不一致，公有制的企业被归纳到市场体系中运行，即使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因为不能拥有完全的生产资料，使得国家对公有制企业的各种决策还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所以增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制度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措施 　　(一)明确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方向 　　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设立一个目标，根据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创新对市场宏观经济的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是评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国民经济运营是否达到目的的重要依据。 　　1.要有效地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各个企业的经济管理目标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那么制订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经济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时，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新的目标，就是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要从经济管理的主体方面着手 　　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经济管理就要合理地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的趋势。 　　3.在与外国的经济交易上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进出口的比例一定要合理;二是对进出口环境的优化，进出口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想 　　要实现经济管理目标就要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利用在经济上的不断创新，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发挥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1.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需要法律的维护。想要使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增长，就必须依靠法律。 　　2.要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法律是最重要的依据，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是所有法治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3.科技对经济建设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有也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就要重视网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创建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网络经济管理体系的升级与建设，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制度上有更好的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创新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的主体创新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机构是观经济的主体，依法行使经济管理体系对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整体上的创新，另一个是执行人员的创新。 　　1.组织上的创新 　　就是对政府所有部门的职责改革，以及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规模的协调。目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及维护，不再下发更多的指令来干预市场的管理，使市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好的管理体系对宏观经济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2.想要更好地实现政府在宏观管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就要实行行政和企业分开的原则，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更好地完善政策和决策系统。3.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工作，确定各部门的最低权限，不能出现交叉管理的现象，最后形成一个步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政府组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和WTO的双方面促进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的日益激烈，直接导致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性，经济管理的观念和手段一定要创新，网络体制的广泛使用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必须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彭夏康;广西质量监督导报1997-06-15 　　2、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管理——关于中德第六次经济发展与管理研讨会的报告魏礼群;利广安;计划经济研究1993-02-24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概述 　　1.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三、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应当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来制定科学宏观的管理策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特点及经验教训江时学经济学动态1997-09-01

不照搬西方模式【报告摘要】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各方评说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将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作为报告一个重要部分阐述，足见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及共识。就报告要点来看，所提政治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改善制度运行的效率。所列举需要加快改革的具体领域，涵盖了几乎所有主要领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 ●在各种改革当中，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离开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也很难搞下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躲不开、绕不过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既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央党校社会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庞元正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根本目标，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选择适合自己国情道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我们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而不是照搬“三权分立”的模式，当前关键是要进一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制度自信。——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 ●从全世界范围来讲，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个适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 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报告摘要】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各方评说不同利益诉求需要协商解决●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社会的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各方的利益诉求如何达成一致，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协商解决。——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 有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中共中央领导人以诚恳的态度鼓励、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认真倾听、及时回应民主党派的建议和意见，更增添了我们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重庆市北碚区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段明学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内在规律，一是要把发挥党委在政治协商中的主导作用和增强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主动性有机统一起来。二是要把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把政治协商的实体制度建设和程序制度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副处长王文滋 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切实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制定委员参与政治协商的具体办法，确保协商的质量和水平。——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昌鉴 ●协商的前提是公开分歧。有政治和政策的明确反对，才会产生有意义的协商、沟通和妥协，从而整合意见。——专栏作家赵楚 严控编制 减少职数【报告摘要】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各方评说行政审批改革要有新思路●过去减少的行政审批项目，多数可能是各个部门来报的，避重就轻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下一步行政审批改革，要有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要考虑退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 ●凡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事项一律交给市场，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事项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建设小政府、强政府的核心举措。——广东省编办行政体制改革处处长刘光大 进行大部门制度改革●大部门体制改革需要在实践中大胆地创新和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的五个注意事项：第一是注重科学优化机构设置；第二是注重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第三是注重加强政府管理创新；第四要注重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建立健全各部门协同配合和省部战略合作机制；第五是注重加强机关建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毅中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要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结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结构进行调整，以利权责统一、提高整体效能。同时，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魏礼群 减“人头”提升行政效率●严控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不仅能降低行政成本，更能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更好地向服务型转型的一个现实要求。不过，经验证明，职数削减后常常容易“死灰复燃”，对此一定要加大检查和监督力度。——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 ●如果说削减政府权力、加强公权力监督等几方面的改革是对内的话，与之相联系的，行政体制改革对外的服务，那就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解决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宪法和法律是“高压线”【报告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方评说所有公权力都必须依照宪法●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立法、执法、司法等所有公权力行为都必须依照宪法、符合宪法，认真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在执行和遵守宪法方面，公职人员要明确两个观念：一是人本观念；二是规则观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 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民主●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应当着力抓好六项工作：一是提高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二是完善学科民主依法决策程序，建立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评估制度。三是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机制；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发布程序；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评估和清理制度；强化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四是保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五是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六是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裁决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 执政党要有落实宪法的觉悟●要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扎扎实实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执政党需要有落实宪法的觉悟。宪法和法律的公正性、合理性，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得到保证。公平性、合理性的问题首先要在实践当中才能体会得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报告摘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各方评说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与以往的权力制约监督理论相比，十八大报告在权力制约监督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路更清晰。特别强调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清晰地提出了用制度制约监督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新思路。二是目标更全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其目标不再只是强调单一的监督制度，而是要构建全面系统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体系。三是主体更明确。进一步明确了权力制约监督的主体是人民。四是定位更准确。权力制约监督的要义在于执政者是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郭文亮 缺乏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近年来出现的各种腐败案件一再证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对于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有效的司法监督同样不可或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马怀德 ●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建设有许多新思想、新论述。比如，突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十八大报告以专门段落阐述了“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体现了我党对法治功能认识的新水平。分权并形成制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法治得以实现的表现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机制透明了 权力制衡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反腐倡廉，党需要采取措施。对人的行为约束有两条，一是价值、二是规范。——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新民●人民参与了、机制透明了、权力制衡了、党带头了，依法治国就能有效推进，腐败就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党的执政地位就将更加牢固。——公益律师佟丽华

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所谓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使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还将社会主义本质，表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党一贯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追求的奋斗目标。扩展资料：党的十八大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一个基本要求，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基本前提与制度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之后，我们党反复强调，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三十六年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正确处理先富、后富和共富的关系，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魏礼群：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是1984年由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太原、深圳等市的市长和许涤新、刘国光、孙尚清等著名经济学家共同倡议发起，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批示成立的。万里同志亲自出席了同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1994年6月在西安市召开的城发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万里同志再次致词祝贺，对城发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对城发会今后的工作寄予了殷切的期望。2000年6月城发会在深圳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马万祺等分别致信致词祝贺，对21世纪的中国城市发展及城发会新世纪的工作指明了方向。2005年6月，城发会在杭州市隆重召开城发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暨庆祝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领导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为总顾问，于光远、马洪、王岐山、王茂林、王梦奎、王鸿举、李学举、李成瑞、张德江、汪光焘、徐匡迪、韩正、童大林、戴相龙、魏礼群等为顾问，霍英东、马万祺、庄世平、余彭年等为港澳地区顾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和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厉有为任名誉理事长；大会选举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任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城发会自成立以来，在开展城市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扩大中外城市之间的合作，促进城市工作者同有关专家、学者相互协调，探索城市发展的规律性，共同研究城市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中的新问题，以及在组织国内外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和各城市的普遍好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男，汉族，1944年12月生，江苏睢宁人，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中文名： 魏礼群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睢宁 出生日期： 1944年12月 职业：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毕业院校： 北京师范大学

魏礼群 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 郎永淳 《新闻30分》《新闻联播》主持人。 杨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高级编辑。 任成远 中国山地自行车国家队队员。06年07年08年世界山地车锦标赛冠军。 韩寓群 山东省原委副书记、省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统业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将军衔） 李少军 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光军少将之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张格心 原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 刘广才 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克丽 ZDNET（中国）授权媒体总编、CNET（中国）总编、CBSi（中国）媒体总编。 刘保春 广州市外办主任、港澳办主任、党组书记 乔伟 原交通银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执行副行长。 周正举 原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厅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 鲁加升 厦门天巢建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南洋学院董事长、院长，《中国民办教育》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 李心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家级津贴的专家。 陈传席 中国人民大学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张尔宾 中央文史馆书画研究院研究员，江苏国风书画院院长，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朱雪芹 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刚才好像复制给你了的吧？~~

理事长曾培炎 国务院原副总理顾 问董建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唐家璇 原国务委员徐匡迪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执行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王春正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晓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　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魏礼群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冯国经 国际商会主席卢瑞华 广东省原省长刘华秋 中央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吕祖善 浙江省人民政府原省长张玉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国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李荣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徐荣凯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聂振邦 国家粮食局原局长楼继伟 财政部部长滕文生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戴相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秘书长张大卫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陈锦华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国家计委主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佘健明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会长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顾问房维中 　　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 　　　　王春正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魏礼群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包叙定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 　　　　陈光健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投资协会名誉会长 　　　　石启荣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一届副会长 　　　　王福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咨询中心主任 　　　　蒋应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监事会主席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会长：王武龙 男 1940.06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驻会副会长：董贺义 男 1951.0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办公厅巡视员。 　　　　唐 萍 女 1956.02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运萍 女 1949.03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兼职副会长：（按姓氏笔划排序）王国锋 男 1958.12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叶文邦 男 1962.09 中国石化集团上海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 辉 男 1960.04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刘玉龙 男 1968.05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副院长、副总建筑师 　　　　华邦嵩 男 1965.10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伍绍辉 男 1967.1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刘炳义 男 1954.12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 清 男 1951.12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何义斌 男 1961.11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院长、党委书记 　　　　肖凤桐 男 1954.09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张志宏 男 1957.04北京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 　　　　汪建平 男 1960.10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祝兆松 男 1949.06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上海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徐 建 男 1958.08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总工程师 　　　　晏志勇 男 1958.07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 　　　　郭俊峰 男 1961.06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 　　　　黄 沃 男 1965.02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章向理 男 1955.10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长董贺义（兼）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丛燕滋 女 1957.08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陈 杰 男 1962.11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业务协调部副主任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长助理　　（按姓氏笔划排序）马俊彦 　　山西省工程咨询协会副秘书长 　　　　王延伏 　　黑龙江省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易 勇 　　广东省工程咨询协会秘书长 　　　　周荣生 　　上海市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秘书长 　　　　桑文力 　　浙江省工程咨询协会秘书长　　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第九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武龙副主任：董贺义 朱 煜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王 立 王岳平 王繁滨 付诚德 刘 涛　　　　　　刘玉龙 张昌斌 李 艺 李 新 李新创 　　　　　　李悟洲 李晓钢 杨上明 陈子彤 陈鄂生 　　　　　　孟祥恩 温续余 燕中凯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一）筑牢改善和保障民生工程1、实施脱贫攻坚战。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2013年至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每年都减少超过1000万人，5564万人摆脱贫困，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2、促进就业创业。通过实施扶持就业政策，就业创业人员稳定增加，近4年来每年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为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近5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单位双轨的坚冰，更多地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4、改善住房保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构建了包括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旧房改造、住房公积金等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二）推进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改革创新1、在教育领域，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在医疗卫生领域，突出建立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3、在人口发展方面，完善计划生育制度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4、在户籍管理方面，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三）构建国家安全体制这是近5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极具标志性的重大举措。为了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党中央决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国泰才能民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建设”被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五）加快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诚信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注重加强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能力建设，加快推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健全相关方面的配套制度。（六）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近5年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城乡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各地普遍推行民主化、网络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创新城乡居民全面服务管理新模式。（七）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清理、规范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办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致力于建立新型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和引导行业协会商会自主运行、有序竞争、优化发展。（八）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按照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近5年中国社会治理新实践的重要特征。制定实施干预司法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坚决纠正，司法职权配置不断优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强。（九）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事关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定，是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任务。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创新公共空间治理行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为之改观。（十）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环环相扣，“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对端正党风发挥了重大作用，伸张了正气，刹住了歪风，赢得了党心民心，极大地带动了政风、社风、民风好转，也推动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扩展资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开放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中国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中心。多边、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已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5年来，在原有的中俄、中美、中欧和中英4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基础上，又拓展建立了中法、中南非、中德、中印尼4个新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不断增强。教育“请进来、走出去”稳步推进，带动我国教育质量提升。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增多，丰富了我国教育供给和优质教育资源。教育部先后部署实施多项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落实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参考资料：人民网-魏礼群：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新进展

魏礼群 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 郎永淳 《新闻30分》《新闻联播》主持人。 杨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高级编辑。 任成远 中国山地自行车国家队队员。06年07年08年世界山地车锦标赛冠军。 韩寓群 山东省原委副书记、省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统业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将军衔） 李少军 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光军少将之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张格心 原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 刘广才 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克丽 ZDNET（中国）授权媒体总编、CNET（中国）总编、CBSi（中国）媒体总编。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丹）　　（供参考）

　　转变政府职能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 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更多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更多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更多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丹）　　http://www.ce.cn/macro/more/201006/23/t20100623_21541316.shtml（供参考）

　　转变政府职能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 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更多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更多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更多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丹） 　　http://www.ce.cn/macro/more/201006/23/t20100623_21541316.shtml（供参考）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丹）　　（供参考）

如下，请采纳不照搬西方模式【报告摘要】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各方评说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将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作为报告一个重要部分阐述，足见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及共识。就报告要点来看，所提政治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改善制度运行的效率。所列举需要加快改革的具体领域，涵盖了几乎所有主要领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 ●在各种改革当中，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离开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也很难搞下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躲不开、绕不过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既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央党校社会发展中心原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庞元正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根本目标，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选择适合自己国情道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我们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而不是照搬“三权分立”的模式，当前关键是要进一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制度自信。——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 ●从全世界范围来讲，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个适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 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报告摘要】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各方评说不同利益诉求需要协商解决●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社会的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各方的利益诉求如何达成一致，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协商解决。——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 有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中共中央领导人以诚恳的态度鼓励、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认真倾听、及时回应民主党派的建议和意见，更增添了我们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重庆市北碚区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段明学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内在规律，一是要把发挥党委在政治协商中的主导作用和增强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主动性有机统一起来。二是要把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把政治协商的实体制度建设和程序制度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副处长王文滋 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切实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制定委员参与政治协商的具体办法，确保协商的质量和水平。——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昌鉴 ●协商的前提是公开分歧。有政治和政策的明确反对，才会产生有意义的协商、沟通和妥协，从而整合意见。——专栏作家赵楚 严控编制 减少职数【报告摘要】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各方评说行政审批改革要有新思路●过去减少的行政审批项目，多数可能是各个部门来报的，避重就轻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下一步行政审批改革，要有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要考虑退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 ●凡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事项一律交给市场，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事项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建设小政府、强政府的核心举措。——广东省编办行政体制改革处处长刘光大 进行大部门制度改革●大部门体制改革需要在实践中大胆地创新和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的五个注意事项：第一是注重科学优化机构设置；第二是注重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第三是注重加强政府管理创新；第四要注重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建立健全各部门协同配合和省部战略合作机制；第五是注重加强机关建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毅中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要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结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结构进行调整，以利权责统一、提高整体效能。同时，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魏礼群 减“人头”提升行政效率●严控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不仅能降低行政成本，更能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更好地向服务型转型的一个现实要求。不过，经验证明，职数削减后常常容易“死灰复燃”，对此一定要加大检查和监督力度。——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 ●如果说削减政府权力、加强公权力监督等几方面的改革是对内的话，与之相联系的，行政体制改革对外的服务，那就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解决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宪法和法律是“高压线”【报告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方评说所有公权力都必须依照宪法●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唯有法律方能使其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立法、执法、司法等所有公权力行为都必须依照宪法、符合宪法，认真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在执行和遵守宪法方面，公职人员要明确两个观念：一是人本观念；二是规则观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 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民主●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应当着力抓好六项工作：一是提高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二是完善学科民主依法决策程序，建立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评估制度。三是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机制；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发布程序；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评估和清理制度；强化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四是保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五是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六是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裁决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 执政党要有落实宪法的觉悟●要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扎扎实实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执政党需要有落实宪法的觉悟。宪法和法律的公正性、合理性，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得到保证。公平性、合理性的问题首先要在实践当中才能体会得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报告摘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各方评说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与以往的权力制约监督理论相比，十八大报告在权力制约监督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路更清晰。特别强调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清晰地提出了用制度制约监督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新思路。二是目标更全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其目标不再只是强调单一的监督制度，而是要构建全面系统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体系。三是主体更明确。进一步明确了权力制约监督的主体是人民。四是定位更准确。权力制约监督的要义在于执政者是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郭文亮 缺乏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近年来出现的各种腐败案件一再证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对于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有效的司法监督同样不可或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马怀德 ●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建设有许多新思想、新论述。比如，突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十八大报告以专门段落阐述了“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体现了我党对法治功能认识的新水平。分权并形成制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法治得以实现的表现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机制透明了 权力制衡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反腐倡廉，党需要采取措施。对人的行为约束有两条，一是价值、二是规范。——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新民●人民参与了、机制透明了、权力制衡了、党带头了，依法治国就能有效推进，腐败就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党的执政地位就将更加牢固。——公益律师佟丽华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丹）　　（供参考）

判决与裁定的区别在于：1、适用的事项不同：判决：解决的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权利义务问题，即实体法律关系，目的是解决民事权益纠纷，使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得以解决。2、作出的依据不同：裁定：根据的事实是程序性事实，依据的法律是民事诉讼法，可以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阶段作出；判决：根据的事实是人民法院认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依据的法律是实体法，判决只能在案件审理的最后阶段作出。3、形式不同：裁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判决：必须采取书面形式。4、上诉期限不同：裁定：只有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和驳回起诉的裁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准许当事人在裁定后10日内上诉，其他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判决：允许上诉的范围比较广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在判决作出后15日内准许上诉。5、法律效力不同：裁定：效力可以相应改变，如对中止诉讼的裁定，在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应作出恢复诉讼程序的新裁定； 判决：其效力及于实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两者主要不同在于判决重于处理实体问题，而裁定重于处理程序问题。 裁决则主要是一个行政法的概念，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特定的民事纠纷居间进行载断的行为。 裁决与法院的判决、裁定有明显不同，比如权力 主体不同，权力来源不同，适用范围不同，适用程序不同，最后的效力不同等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法律分析】：判决和裁定之间的区别有：1、判决是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案件结论和决定，而裁定主要是解决程序问题如人民法院作出驳回自诉，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等裁定，是适用裁定解决程序问题。2、在一个案件中，发生法律效力并被执行的判决只有一个，而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可以有若干个。3、判决必须用书面形式表现出来，而裁定既可用书面形式，又可用口头形式。口头裁定作出后，记入笔录即可。4、上诉、抗诉期限不同。不服第一审民事、行政判决的上诉、抗诉期限为15日，而不服第一审民事、行政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为10日。不服第一审刑事判决的上诉、抗诉期限为10日，而不服第一审刑事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为5日。【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温馨提示】以上回答，仅为当前信息结合本人对法律的理解做出，请您谨慎进行参考！如果您对该问题仍有疑问，建议您整理相关信息，同专业人士进行详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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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内科、外科、生理、生化、病理和诊断六门共同组成的考查科目。内容多，复习任务繁重。医学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基本上都需要考查西医综合。而西医综合和英语是最难于临时突击的科目，希望大家能尽早复习，特别是生物化学这种需要反复强化记忆的科目。第一部分 西医综合复习方法、记忆技巧及解题绝招众所周知，对于大多数医学类考生来说，顺利通过每年国家组织的西医综合统考实在太难。从198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科目实行全国统考以来，多数年份的及格率甚至比英语还低，实在令人吃惊和难以接受。事实上每年都有许多考生仅仅因为西医综合未能达到国家划定的分数线而名落孙山，实在可惜。从2007年开始，西医综合按300分计入总分，因此对于广大立志攻读硕士学位的学子来说，考好西医综合、获得高分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西医综合难考的原因每年考试成绩如此糟糕的原因，作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考生重视：1．对西医综合考试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同学错误的认为：西医综合就是几个多选题，到时候花个把月的时间看看书，考试就能过关！因此为了考研，许多同学可以花两到三年时间准备英语，半年时间准备政治，就是不情愿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复习西医综合！！！事实上，你要想在西医综合考试时取得好成绩，不花四到六个月时间、不花大力气是绝对不行的。因全部考题都是多选题，因此考点广泛，让人防不胜防。如果复习时仅仅记住书本上一些的梗概就想轻松过关，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其实，只有那些作了充分准备，对基本概念、基本病理、疾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有深刻认识的考生才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2．西医综合内容繁多所考内容从前期的生理、生化、病理、诊断，到后期的内科、外科共六门课程。学习这六门课程的时间跨度达四年之久，等到研究生入学考试时，绝大多数考生对前三门基础课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复习时只有从头再来。而内外科诊断由于受考研复习的影响，许多同学未能认真地进入临床实习，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只能从书本到书本，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对各种疾病都“似曾相识，似是而非”，即使当时死记硬背下来的东西，由于没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没过几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更不用说能记住几个月，坚持到考研结束。也没有弄清楚各病种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对一些关键性的考点更是不能准确把握，而这正是多选题考试的大忌。3．学习方法不对，因此学习效果欠佳4．没有掌握一定的解题技巧二、了解考点、掌握重点、突破难点怎样才能事半功倍的复习，以期在考试中获得高分呢？根据我们多年来对西医综合考题的深入研究，发现有许多共性的问题，提出来供同学们复习时参考：1．了解考点事实上，自1988年全国统考以来，在所有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中，西医综合是考试大纲范围变化最小的科目之一。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1988年的考题，在16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答案仍可从第6版教材上找到。换一句话说，就是15年来，考试范围的变化并不大。因此，当你对将要考什么一无所知时，就去认真的归纳总结过去的真题！所有的考点，就会跃然纸上。通过总结我们发现，有许多试题，在不同的年份重复出现，甚至一字不差。至于试题内容大致相同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