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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南迁与灭亡
一 蒙古的军事进攻与宣宗南迁
（一）卫绍王之立
金章宗生子不育，继嗣未立，又疑忌宗室，与诸叔关系紧张。晚年在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继承人危机。泰和八年（1208年），章宗死，元妃李氏等按章宗旨意立其叔永济为帝，是为卫绍王。永济“柔弱鲜智能”①，不但不能扭转积弊，而且招致了蒙古的进攻。
蒙古部与金朝的联系当始于金太宗时期。金征蒙古部首领合不勒汗入朝，却阴谋加害于他。合不勒杀了金朝使者，双方关系恶化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②此后，金朝多次出兵或利用塔塔尔人进攻蒙古，并先后杀害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斡勤巴儿合黑和合答安把阿秃。金世宗时期，蒙古部势力逐渐强大，构成了对金朝北部边防的严重威胁。当时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谣称：“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③为了解除蒙古的威胁，金世宗一面不断派兵剿杀，甚至虏卖蒙古子女为奴婢，一面加强上京等地防务，极力提倡女真人恢复骑射尚武的旧俗。同时不许蒙古人入境，每年入贡，只在塞外交割，激起蒙古人极大的不满。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即将军事进攻的目标指向了金朝，但对金朝这样中原大国的进攻，他不能不作周密的布署。因此，他先取西夏以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没有立刻对金采取军事行动。
卫绍王即位后，遣使招谕蒙古，不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招致了蒙古的蔑视。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国情有一定了解，永济的无能则为他所亲见。得知永济为帝时，他更加轻视金朝，他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①于是更积极准备南下。
（二）金宣宗南迁
蒙古军南下，金军失利大安三年（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攻金，拉开了蒙古灭金战争的序幕。
蒙古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金守边将领独吉思忠失于备御，边堡乌沙堡、乌月营失守。卫绍王以参知政事完颜承裕（即胡沙）代思忠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军长趋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和抚州，又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北）、会河川（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连续大败金军，金军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精锐尽失。蒙古先锋军突破居庸关，进至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诸子自西南路入边墙，连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古城子）、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等州，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逃回中都。
崇庆元年（1212年），蒙古军又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进围西京，元帅左都监奥屯襄领兵救西京，又为蒙古军所败，“一军尽殪”①。同年，东京也遭蒙古军虏掠。
至宁元年（1213年），蒙古军再入野狐岭，在缙山（今河北怀来东）与行省完颜纲和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乣、汉军激战，金军再败，死尸“如烂木般堆着”②，蒙古军直达居庸关北口。成吉思汗留兵攻北口，亲率一军自紫荆关入，趋居庸南口，与北口蒙古军配合攻破居庸天险。金南口守军不意敌军突至，“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③。蒙古军包围中都，同时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
宫廷政变，宣宗即位西京败将纥石烈执中逃跑途中，擅取官库银和衣币诸物，夺官民马匹，杖杀涞水县令，朝廷皆置不问，反任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无所忌惮，自请以兵2万屯宣德州，朝廷许以3000，命驻妫州。执中不满，被罢。至宁元年（1213年），召回，命将武卫军数千屯中都北。执中与其党“惟务驰猎，不恤军事”，朝廷遣使责让，执中非但不服，还以讨叛为名，任意扣押防城将领。
八月，执中妄称元兵至，分兵三路入城，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左丞完颜纲，自称监国元帅，废黜卫绍王，逼其出宫，擅授官职，意不可测。丞相徒单镒劝立世宗长孙完颜亶，执中等遂遣人迎珣于彰德，并使人杀卫绍王。
九月，完颜亶即位，是为宣宗，改元贞佑。他对发动宫廷政变的纥石烈执中不加惩治，反任其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赐第京师。降永济为东海郡侯，遣使与蒙古军议和。
金蒙议和，宣宗南迁纥石烈执中擅行废立不受惩治反为高官，群臣意颇不平，掌兵将领更不可约束。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战，失利被责，也效执中所为，利用群臣的不满，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宣宗仍赦其擅杀之罪，授职左副元帅。金朝除一执中，又出一高琪。
蒙古这次对金朝用兵，是以掠夺财物和试探虚实为主要目的的，在围攻中都不克的情况下，便遣使议和。金宣宗没有抵御蒙古的决心和方略，遂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条件，“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①与蒙古军达成协议。贞佑二年（1214年），蒙古军带着掠夺的金帛财物、马匹、人口，撤军北归。夏，成吉思汗避暑于鱼儿泊。
金宣宗没有趁蒙古撤军之际，部署加强边备和保卫中都，却决定南迁汴京以避兵锋。五月，以太子守忠和右丞相都元帅完颜承晖（福兴）、左丞左副元帅抹捻尽忠留守中都，率宗室、百官南迁。
（三）乣军哗变，中都失陷
乣军问题的由来契丹及辽朝治下的游牧部族，善骑射，能征战，是金初对宋战争的军事力量之一。金初战争结束后，将东北、西北、西南路的契丹、唐古等各部族编入乣军，使之为金朝守边。契丹人上层在金初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但在耶律撒八和移剌窝斡起义后，金世宗对契丹人成见颇深，防范甚严。大定三年（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十四年，又将参与窝斡起义的契丹人迁往乌古里石垒部。十七年，再迁西北路契丹人于上京、济州、利州一带，“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①，以防契丹人日后为乱。但这些措施未能奏效，却引起契丹人的反感，造成契丹与女真人之间更大的隔阂，激起契丹人更频繁的反抗。
正当金朝被蒙古诸部的扰边搅得寝食难安之际，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陀锁在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起兵，建元身圣，有众数十万。诸乣也多乘时而起，给金朝后方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次反叛的契丹人正是大定年间迁徙上述地区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并未因与女真人杂居而消除。
右丞相完颜襄恐诸乣与德寿军合，局面更难控制，遂将诸乣迁至中都附近地区加以安抚。泰和年间与宋战，曾以乣军为先锋。蒙古军南下期间，乣军又在术虎高琪统领下镇守中都通玄门外、中都西北缙山县和中都南，成为金朝赖以保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力量。
乣军叛金贞佑二年（1214年）宣宗南迁时，与诸臣讨论如何安置乣军，议者欲将其迁往平州，而术虎高琪反对，遂与金室一并南迁。但诸臣多恐乣军生事，宣宗对他们也缺乏信任，乣军亦不愿南去。行抵涿州、良乡间，又决定收回原拨给乣军的马匹、铠甲，激起军变。乣军杀死主帅详稳，另推斫答、比涉儿、札剌儿为帅，还军中都。中都留守完颜承晖得知乣军哗变的消息，遣人至卢沟桥阻截。斫答派部分兵众潜渡卢沟河，腹背夹击守桥金军，大破其众，夺其衣甲、器械和中都附近马匹，与蒙古军和辽东契丹将领耶律留哥联络。②这时，金朝一面诏抹捻尽忠等妥善安抚，一面使术虎高琪遣人招抚，但为时已晚。成吉思汗得知乣军来降，立刻遣蒙古将领和先已投降的契丹将领石抹明安兄弟前来，就命他们与新附的乣军同围中都。
中都失陷金宣宗的南迁，严重地动摇了河北军民的守土决心。实则自南迁之日起，金朝决策集团就已放弃了中都，宣宗所谓“中都重地，庙社所在，朕岂一日忘也”，“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等等，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①乣军的背金降蒙，削弱了中都的防御力量，却增强了敌方对中都的威胁。七月，太子守忠也离开中都逃往南京，留守官兵的情绪再一次受到打击。成吉思汗以契丹、汉人降将为向导，继续围攻中都，并采纳降官降将的建议，派人招降中都周围的金军，对降官降将一律授以原官，使之为蒙古所用。贞佑三年（1215年）正月，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中都形势更加危急。
三月，金朝以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御史中丞李英将兵自清州督粮运援救中都。至霸州北，李英因酒误事，所统之众又皆乌合，与蒙古军遭遇，大败。李英死，所运粮尽失。庆寿军得知英军败讯，溃归，中都援绝。
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令其总领军事，相约以死坚守。至援军败，尽忠却与亲信密谋弃城南奔，承晖无计可施，服毒自杀。尽忠至南京，宣宗仍以为平章。五月，中都失陷。
二 南迁后金朝的形势
蒙金战争爆发后，南宋不再向金交纳岁币，西夏也不时扰边，河北、山东相继爆发人民的反金起义。辽东则先后有耶律留哥和蒲鲜万奴的自立。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宫中供奉无异于常。政治、军事状况不见任何改善，财政窘迫却日甚一日。正如新进士刘炳上书所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①。但它却得以苟延残喘20年，这是因为南宋惩于泰和年间之败，不再轻易向金用兵；而成吉思汗将蒙古军主力投入了西征，将对金的军事任务交给了左翼万户木华黎，木华黎以少量兵力只能经营黄河以北和陕西，无力进军河南。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一）北方局势
辽东的放弃崇庆元年（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自立。耶律留哥为金北边千户，或即乣军将领。金使留哥治下的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②，契丹人十分不满。在蒙古军南下攻金之际，留哥乘机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偏脸城）一带起兵反金，募兵至十余万。留哥为元帅，另一契丹人耶的为副。“营帐百里，威震辽东”。与蒙古征辽东军将按陈盟于金山（位于大兴安岭），降蒙。卫绍王遣承裕领兵60万往讨。留哥在蒙古军配合下，于迪吉脑儿（今辽宁省昌图附近）大败胡沙。
至宁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改元贞佑三月，留哥自立为王，国号辽，设丞相、元帅、尚书等百官。金宣宗遣人招抚，不受。又遣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兵40万讨伐，也为留哥所败，逃往东京。于是，留哥以咸平府为都城，号中京。贞佑三年，又攻占东京。但此时，在自立与降蒙的问题上，诸将意见不一，发生内乱，留哥降蒙，徙居临潢，抚有懿州（今辽宁阜新县搭营子）、广宁（今辽宁北镇）一带。
留哥势力退出辽东后，女真人蒲鲜万奴又成为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万奴初为尚厩局使，曾以右路副都统官将兵伐宋，历任咸平路招讨使、宣抚使。贞佑二年（1214年），任辽东宣抚使，领兵40万讨伐耶律留哥，在归仁（今辽宁省昌图县四面城古城）为后者所败。三年，乘留哥朝见成吉思汗，辽军内乱之际，取咸、沈、澄诸州，召集辽东十一猛安。万奴与上京留守太平密谋，焚毁上京宗庙，拘捕元帅承充，反金自立。十月，在东京建国，国号大真，建元天泰。
此时，辽东处于金、蒙、留哥、万奴四方势力争夺之中。在蒙古军事威胁下。贞佑四年，万奴降蒙，不久复叛。金朝在辽东只能控制婆速一路。
兴定元年（1217年），蒙古军西征，万奴乘机再起，以开元为都城，改国号为东夏。二年，又与蒙古、高丽联兵讨灭进入高丽境内的留哥残众，迫使高丽分别向东夏、蒙古纳贡。金朝在兴定二年曾遣人至辽东考察万奴情况。哀宗正大三年（1126年），又诏谕高丽和辽东行省“讨反贼万奴”①，但此时的辽东行省，已不能组织兵力征讨，高丽也不再奉诏，金朝对辽东已失去控制能力。东夏盛时，疆域东至日本海，南与高丽接，北控黑龙江下游，西达今吉林省中部和黑龙江省南部地区。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五年，1233年），蒙古军自高丽境北上攻东夏，万奴被俘，东夏成为蒙古藩附。由蒲鲜万奴建立的这一割据政权在蒙古控制下，大约一直延续到13世纪后期。②
万奴背金自立，是金末部分女真人为延续女真政权却又对完颜氏贵族失去信心的反映。当时颇负盛名朝廷累召不起的辽东名士王浍，先任万奴参谋官，继为东夏宰相。他的去就，当代表一部分辽东有识之士的态度。万奴的所作所为，当是在王浍的影响下，以辽末耶律大石的北上西迁重建辽政权为榜样的，只是时移势异，功业有所不及。
山东、河北人民的反金起义在金朝政治腐败、军力下降和边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长期以来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以武装反抗的方式爆发出来。金末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泰和年间发生在山东益都的杨安儿起义为最早。当蒙古进军中原，中都被围期间，河北、山东人民的反抗斗争进入高潮。起义军身穿红袄为标志，被称为红袄军，他们小者数万，大者数十万。或单独作战，或联合行动，有的甚至与南宋、蒙古军联络，给摇摇欲坠的金政权以猛烈的震撼和冲击。
益都人杨安儿，以鬻鞍材为业，因自号“安儿”，市人呼为“杨鞍儿”。泰和六年（1206年），金宋战争时，杨安儿参加了山东人民的抗金斗争，为州县招降，编入金军，官至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南下，金征兵千余人，以安儿为副统前往戍边。行至中途，屯兵不进，遂逃回山东，与张汝揖聚众起义，攻州县，杀官吏，山东大震。
金与蒙古议和后，中都围解，金宣宗立刻调动兵力，以仆散安贞为山东路统军安抚使，镇压起义军。安贞至益都，败安儿于城东，安儿奔莱阳。莱州（今山东掖县）徐汝贤以城降安儿，登州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郊迎安儿，发帑藏济军，军势益强。安儿遂置官属，建号，改元天顺，以耿格制定符印诏表仪式，下宁海（今山东牟平），攻潍州（今山东潍坊）。
时密州方郭三称元帅，攻略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
李全起于潍州，略临朐，准备攻取益都。
安贞遣军分头进讨各支起义军，自率一支进至昌邑东。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损失了大量人员、器甲，退守莱州。
起义军坚守莱州，与安贞军激战，失利后退军入城，官军遣人诈降，攻破莱州。徐汝贤被杀，安儿逃走，耿格等降。起义军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反抗活动并未停止。
泰安人刘二祖于崇庆元年（1212年）起兵于淄（治今山东临淄市南）、沂（今山东临沂），金军下莱州后，为分化起义军，除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参与起义的驱奴外，对其他参与者一律赦免其罪。以官职三品和钱十万贯悬赏捉拿杨安儿。贞佑二年十一月，安儿浮海避敌，为舟人所击，坠水死。安儿余部和其他各支起义军仍然坚持斗争。此时，刘二祖驻军守大沫堌（今山东费县西南），在赦令到达之际，出兵败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表示了不受招抚、反抗到底的决心。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讨伐刘二祖，杀其众4000余，降8000。又与宿州提控夹古石里哥进攻起义军据点大沫堌，刘二祖负伤被俘，为金军斩杀。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完颜弼招降二祖部将张邦佐、张汝楫。但汝楫并非甘受招抚，不久又与所部谋再起，为邦佐密告，被杀。二祖余众又推霍仪为帅，继续坚持抵抗，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等皆附。霍仪牺牲后，彭义斌继续率众支持斗争，失败后投宋。
贞佑四年，兖州泗水人郝定收聚杨安儿散亡之众6万余再起，称大汉皇帝，署置百官，先后攻下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下邳州（黄河故道北岸，今江苏邳县南古邳），遣人与南北各支起义军联络，相约在黄河南北同时并起，志在一举灭金。朝廷以尚书右丞侯挚行省事于东平，边招抚边征讨，镇压起义军。兴定元年（1217年），济南、泰安、膝、兖等州民众再起，侯挚遣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往讨，前后斩杀起义军千余人，招降元帅石花五、夏全和义军2万余人，老幼5万余口。
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李全，至宁元年起兵，攻占海、邳等州。次年，杨安儿被杀，其妹妙真与李全军合。李全、妙真结为夫妇，继续抗金。他们以楚州为根据地，往来于山东东西两路，是山东强大的反金势力之一。兴定二年（1218年），李全与张林以青、莒、登、莱等12郡归宋，为东京路总管。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驻军青州，与蒙古军战，失利后降蒙。
此外，河北周元儿活动在深、祁、束鹿、安平、无极等县。河南南阳五朵山鱼张二有众千余，朝廷遣人招降，不从。山东李旺部众仍活动在胶西、高密诸村及海岛间。河东冯天羽在石州（今山西离石）有众数千。天羽被杀后，余众保积翠山（今山西方山北）。
除农民的反抗斗争外，金朝也不时受到兵变的威胁。南迁后，河北防御多仰仗义军，义军为临时招募，良莠不齐。官军则将骄兵悍，倚外敌为重，小不如己意，便杀将据地以叛，朝廷无计可施，只能以官爵为赏进行招抚。
贞佑二年（1214年），北京军变，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留守奥屯襄，习烈又为部下所杀，朝廷不能治，下诏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军变。从宜经略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杀邳州行省蒙古纲，据州反叛。朝廷无力讨叛，设重赏招诱，并下诏称纲罪，而抚谕六哥等叛军。升经略司为元帅府，以六哥为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以安抚叛将。但六哥等佯为受抚，暗中却与红袄军李全联络，后为红袄军高显所杀。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农民起义军将领中有些人依违于三方之间，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们就范。如时青、彭义斌等在金朝军事压力下归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国用安则时而降金，时而归宋，时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经济
宣宗南迁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东陷入了混乱，军民对金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红袄军反金斗争的高涨，正是这种情绪和形势的反映。南迁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凤翔、鄜延等数路。陕西战事不断，河南地狭民困。军政费用浩繁，则谋取偿于宋。宣宗屡兴师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军戍费粮数万，不得已又弃去。南迁后的金朝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统治集团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疆土日蹙、费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况下，以最高统治者宣宗完颜亶为首的金朝贵族官僚，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而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强敌压境之际，宣宗御用供张竟不稍减，衣食享用，仍求精美。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况下，令工部下开封府买白牛取皮；在官已无羊供给时，还以民所贡羊不肥责南京转运使。在皇帝的影响下，“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①
诸王、贵戚多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途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宣宗子荆王守纯“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家奴于市强取商货，侵渔商贾。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宫掖，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②
吏治腐败日甚一日南迁之后，朝廷无振兴之举，政治无刷新之望。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纳赂请托得之。“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声。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①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以近臣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贵戚、世家、恩幸者充，颇为士人所鄙，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虽居其位，却不能匡正，无助于风气的改变。为官者或贪污酷苛，或跋扈难治，以贿赂权贵、敲剥百姓为能事，全不以国事为意。如沿边将士歼敌立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受赏者对使臣必有所馈赠，“或马或金，习以为常”②，小不如意，则谮毁百端，以至获罪。
朝廷风气不正，地方更无从整肃。宿州镇将纥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带）以败宋兵和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蔑视宰执，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因常用鼓椎击人，号“卢鼓椎”。宿州军营蓄牙吾塔所爱妓女数人，他常使一人佩银符，往州郡取赇赂，号“宣差行省”。州将则以夫人远迎，厚以财物为献。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运使李特立号“半截剑”，谓其“短小锋利”。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赏罚不明，无以激励百官。皇帝不以国事为重，宰执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诌谀成风，四方灾伤、民间疾苦多不奏闻，称“恐圣上心困”。宰执议时事每至难决处，辄散罢，称“俟再议”。百官、将领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县官缺员。“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③。有功将士得不到褒奖，敢言、敢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贞，敢谏如胥鼎者非罢即诛。
赋繁役重，民生凋敝在宗室、百官南迁的同时，宣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又将河北军户家属迁往河南，河南骤增人口百万。如何安置所迁军户，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解决办法无外括田、增赋两途。如夺民佃官田一则使民户失业，二则军户多无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纷扰；增赋则使业已不堪重负的百姓更难承受。经多次会议决定，将河南官租提高一倍；军户给粮一半，另一半折钱支给。结果是“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①，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入不敷出，则巧立名目百计征敛。甚至在盐铁酒之外，更议榷油，百姓不胜其扰。加之粮物紧缺，物价飞涨，导致交钞贬值，钞法大坏。
金朝统治者优待南迁官兵而盘剥当地百姓，造成河南民众的普遍不满。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弼上书指出：“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要求“权宜均定”。②宣宗下尚书省议，竟不获允。
虽民力重困，统治者却不加体恤，为加强京城防务，在南京城内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征民应役，又使朝官监督，少不前，辄杖之。
经济衰退，粮食短缺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在增赋之外，又行纳粟补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师号等都在出卖之列。纳粟补官法虽可解决部分败政亏空，却进一步加剧了官僚队伍的芜杂和吏治的败坏。
当时，迁入河南的军户近百万人，岁需粮360万石。河南官租岁入只有156万石，不足所需之半，军户只能以半饷充饥。军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贞佑四年（1216年），又议括牧马地分给军户。但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缺少农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动员诸司县劝河南百姓借牛帮助军户垦荒，有能开荒为熟田者，半给军户，半做己业。同时诏诸帅府屯田，以逸待劳。所有这些措施，议论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粮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人民负担加重，水灾又频频发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芜，赋入少而国用乏。如毫州原有户6万，至兴定时，所存者无十一，而调发却数倍于旧。
河北、河南、河东粮食短缺，近京州县多至京师买粮，以至“谷价翔踊”，为了确保京师官僚、贵族所需，金政府不顾河北人民死活，严禁粮食出京和运往河北。贞佑四年，或许采纳了平阳行省胥鼎的建议，允许谷物过河，但又在沿河津渡设卡拦截，强令商人将谷物按比例卖给官府，即所谓“拦籴”，因而粮食至河北、河东者为数极少。拦籴加重了河北、河东的缺粮现象，也没有解决河南的粮食问题。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贞佑年间，潞州帅府在辽、沁等州首开括粟先例，“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笞械系，所在骚然，甚为可怜”。至蒙古军围城期间，汴京复行括粟，先令各家自报数目，壮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36坊，各选深刻者主其事，内族完颜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为食，因所交粮中杂有蓬子而被责，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万斛，京城却更加萧索。
黄河水患，民户逃亡自五代以来，黄河多次泛滥。宋仁宗时，下游分为两支，一经大名、沧州至直沽入海；一经濮阳至无棣或滨州入海。宋神宗时，北道受阻，河道南迁，改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东流至无棣、滨州一带，南清河则夺淮入海。北宋晚年，东流断，复归北道。
天会南伐，宋人曾决堤阻军，至使河道再次南迁。此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至大定时，水患更为频繁。黄河或决或塞，迁徒无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设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负责巡视水情和修补堤岸。每年用柴111.3万余束，草183万余束和大量木、石。动辄用工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黄河再复北道，山东、河北受灾严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两朝多次讨论的重要问题。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监丞田栎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张分河水为南北两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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