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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冰雪灾害、特大地震、通货膨胀，引起原材料价格猛涨；后是金融风暴引起市场萎缩，汽车行业市场销售整体滑坡。我国实体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上汽通用五菱却是早作准备，主动应对，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的深入挖潜。2008年过去，该公司依然在国内微车市场上继续领跑：销售突破65万辆，超额完成了62万辆的目标，市场占有率接近50%，在国内微车领域市场连续3年占据第一。该公司不仅不裁员，还给员工加薪，同时还增发了3个月的工资。
在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情况下，上汽通用五菱依旧保持这么快的发展势头，关键在于重视市场研究，对市场变动早有准备。该公司狠抓管理，靠严格管理降低成本，把科学管理落实到各个流程环节中，提高工作效率，消除浪费，持续保持低成本运行。与此同时，该公司认识到，人是公司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提出让全员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合理化建议活动中去。近年来，员工提出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合理化建议达7.1837万条，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人数由原来的1000多人到现在的6000多人，合理化建议实施率达95%，合理化建议累计为该公司节约成本达1.8亿元。为了进一步激励员工，该公司从2008年7月起给员工加薪；同时还在2008年10月，发放两个月的固定工资慰问金；12月，在全面完成年度产销任务后，给员工增发一个月的岗位工资。
面对不利形势，上汽通用五菱公司还十分重视内外挖掘，与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的整条产业链同甘共苦，共同应对严峻困难。面对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等严重冲击，该公司通过柔性安排生产，加快对供应商付款流程，拿出几亿元对供应商进行价格补贴等，与供应商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下游经销商方面，对经销网络进行精耕细作和对经销商队伍系统培训，经销商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08年整个销售体系依然运作良好，增产、增销、增收。
为了应对更为严峻的2009年，该公司及早决策，制定措施，为“车市寒冬”仍有作为作充分准备。目前，该公司进一步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已经很高的本地配套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供应商到本地设厂配套，同时严格控制零部件质量，提升产品质量；继续与供应商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合作方无论在技术研发和生产服务方面，都与该公司保持同步；扩大销售渠道和网络建设，继续深化县乡级网络的拓展，加强与全国近千家经销商的紧密合作。
昨天，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小高一到单位，就感觉怪怪的，台阶上所有租赁的花木被搬走了，办公室大门全都敞开，一片凌乱，电脑等值钱的东西被搬抢一空。
富丽堂皇的总裁办公室，散落着好几本房产证，栋栋价值都在数百万元。桌旁一个巨大的鱼缸里几尾价值上万的龙鱼被捞走了，只剩下一些小热带鱼非常寂寥地游动着……
一切都非常突然。
这家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顷刻间轰然倾塌，董事长夫妇突然失踪，债主纷纷上门。
集团旗下的印染厂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还在加班加点，10月6日工人突然接到通知：把手中的活都停下来；7日晚上，总公司各个办公室电脑等物被哄抢一空。
据可靠消息，江龙控股欠银行贷款达12亿，民间借贷至少8亿。而江龙的银行贷款还牵涉到当地不少龙头企业的相互担保。
传奇起家
江龙控股的起家颇具传奇，董事长夫妇来自江苏，2000年来到绍兴县，董事长陶寿龙当时只是绍兴县某工厂的一个外贸业务员，但是敏于思考，对资金的运作很有想法。
妻子严琪也就是后来江龙控股的总裁，行事泼辣，在贸易开拓上颇有一手。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从事纺织贸易的客商几乎都知道有位头发长过腰际的中国女人做生意和喝酒都很厉害。
两人几乎在三四年间神奇地建起了江龙，并于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上市，股票名为“中国印染”。
江龙控股的办公大楼外垂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金黄色的龙形图案气势恢弘，很远处都能看到。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集纺织、印染、服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拥有总资产22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7年销售额为20亿元。
出问题的还是资金链
江龙一直以来的作为还是很具思路的。
去年开始了“坯布超市”等一系列比较前瞻的做法，还投入2亿元进口11条先进的特宽幅生产线，这一生产线一旦全部投产，江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基地。
这也是江龙预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大亮点。
公司融资部相关人士说，正是预备上市，公司把所有资金孤注一掷，抽调了各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对正常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还有就是去年年底银根紧缩，银行收回了1个多亿的贷款。
然而，可怕的是，江龙在资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求助民间借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高层均出面联系民间借贷。
昨天纷纷上门的债主说，去年是3分利，今年六七月份都开出了7分利。以6分利计算，利息就相当于本金的70%左右。
记者昨天在总裁办公室发现了一份今年7月22日绍兴企业家座谈会上江龙的发言稿，在谈到近况时，就反复强调了资金紧张。
政府曾试图拉一把
江龙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曾试图拉一把。
记者拿到了一份盖有浙江省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章的“政策说明函”的复印件，落款日期为9月18日，上面有这样的内容：为帮助江龙集团走出资金困境，顺利实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将对江龙集团予以政策扶持。
首先，江龙集团(包括下属企业)为“瘦身健体”而剥离部分非主业资产时，对双方均实行资产交易税费、生产经营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政策扶持。
其次，在增加现金流2亿~3亿的基础上，同意江龙将南方科技位于柯北的工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并享受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扶持政策。
这项政策一度让江龙和借钱给它的人都似乎看到了希望。
牵一发而动全身
然而，陶寿龙夫妇在10月3日把手机留给秘书之后神秘失踪。
目前可以证实的是，江龙欠银行贷款为12亿，而这些贷款全部由当地规模相近的企业提供担保。这些企业全部都是当地龙头。
江龙出事，这些担保巨资的企业也即刻陷入困境。
昨天，政府工作小组正式进驻江龙，集中给职工发放工资。但他们并不愿意透露江龙将何去何从。金融人士分析，如果清算破产，江龙估计是资不抵债的，银行就有可能立即对担保企业启动诉讼程序，而担保企业也往往有借贷在身，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不破产的话，那就只能重组。无论哪一种方法，对绍兴县纺织产业来说都是一记重创。
目前，最让人头痛的是，江龙的总欠款一共多少，当地版本不一，说欠供货商的钱就至少2个亿，民间借贷更难统计，有消息说，当地一家企业兄弟俩借给江龙的钱(含利息)加起来就近亿元。
昨天晚上，给江龙提供民间借贷的人汇聚在一个小饭馆里，这些人中有纺织企业的老总，有外贸公司的老总，有房地产企业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是能筹到巨额民间资金的“代表人”，他们坐下来就是要对一对江龙民间借贷的总数，还要商讨追讨的办法。(来源：都市快报)
再也不做站长了 -
北风呼呼吹，人们加厚衣服抵御着自然界的严寒。“金融风暴”肆虐，政府企业众志成城抗击着经济发展的“隆冬”。
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省中小企业局调查表明，我省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性明显增加、资金严重短缺、新兴产业受到很大冲击的“三座大山”。
如何帮助中小企业翻越这 “三座大山”？怎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经济学理论中的“洼地效应定律”可资借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把“水往低处流”这种自然现象引申为一个新的经济概念，叫“洼地效应”。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洼地效应”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创造对各类生产要素更具有吸引力的理想的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从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吸引外来资源向本地区汇聚、流动，弥补本地资源结构上的缺陷，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不管在什么发展阶段，总有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问题和融资困难，这是中小企业不可避免的“成长中的烦恼”。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自有资本少、可供抵押资产少、抗风险能力弱及信用等级偏低等原因，银行不愿冒险放贷，由此生成了“融资难”。中小企业最难的事是融资，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融资。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将这个问题称为“一个死结”——中小企业是最需要资金的，但又最不具备融资条件，融不到资就无法发展，发展不了就仍然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如何让中小企业及早摆脱“成长中的烦恼”，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晋中市以全方位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抓手，全力打造“信用高地”，着力培育“金融洼地”，竭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投资发展环境已日益成为决定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流向的主要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他们出台了《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力争用3年时间建立起维护金融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形成共建、共有、共保、共享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他们把依法清欠、引入股份制银行、激活民间资本、优化信贷结构作为全方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攻点，力求通过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中部崛起”中抢占先机，续写晋商故里新辉煌。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政企一心，“抱团取暖”，就能共克时艰，进一步坚定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念。要知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聚焦第七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
周正庆：资本市场让企业更具爆发力
原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周正庆表示，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中小企业是当前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有效地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实践证明，通过资本市场利用金融手段和市场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高小技术企业全体的发展，支持其中的优势企业做强作大。
周正庆表示，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点对点的支持，可以培育一批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树立起产业转型的标杆，其所显示出来的持续爆发力会激励和引领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龙头。
周正庆认为，资本市场还可以发挥以点带面的效应，因为能够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毕竟是少数，但它们的上市效应可以带动风险投资，以及专门针对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的银行信贷工具创新等各种金融支持手段的发展，也可以激发全社会的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的热情，从而有效地推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周正庆同时认为，尽管金融主管部门已经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增加资金供给总量对中小企业来说还是不够的，除了资本市场，还要想办法把增加的资金真正落实给中小企业，因此要想方设法调动众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周正庆建议，要真正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必须从深化改革、转变观念，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真正解决问题，抓紧修订那些不利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制定出鼓励向中小企业增加贷款的新的规定、新的考核标准、新的奖励办法，真正调动起大家支持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周道炯:当前推出创业板是适时的
前中国证监会主席，PECC中国金融委员会主席周道炯认为，当前推出创业板是适时的，对于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落实中央、国务院出台重大措施的体现。至于股指期货也不要“因噎废食”，应选择时机推出，它对于稳定资本市场和防范风险是有一定作用的。
此外，周道炯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现在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消极作用谈得比较多。对这个问题要全面地看，就中国而言，既要充分地认识到虚拟经济存在的风险，又要更多地研究在中国发展虚拟经济的积极作用，使它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陈耀先：“4万亿”可能加重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越讨论越难。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认为，应该在市场找到一个突破口，否则将来采取什么办法都没用，指望放松银根，希望银行增加短期投资，也未必能解决。他解释，目前中央银行负债资产业务，所有金融机构存款里大概58%—60%放到中长期贷款里面，大企业、中企业资金也发生了困难，这时中小企业更拿不到钱。
陈耀先认为，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对中小企业来说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融资难。4万亿元投资拉动以后，就是启动投资，增加出口，这样可能成效就来得快，虽然能为GDP创造数据，还是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因此有可能投资拉动起来以后，能源、原材料、电力，包括货币都会紧张起来，进一步使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陈耀先总结，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还是要抓住机会，利用市场的手段，大力开展资金融资，解决好企业增长、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这是抗击金融海啸的最好对策。
屠光绍：努力为中小企业融资搭好桥
目前，中小企业融资的意愿和呼声非常高，金融业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心情也比较迫切。但是，为什么金融和中小企业的对接还不尽如人意，中小企业融资多年来还是那么困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认为，这里面涉及到怎样在金融市场、金融业服务和中小企业之间能够更好地搭起桥来，使融资之车在这座桥上能够畅通地运行，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搭好四座桥。
首先是信贷支持的桥。其次是搭好股权投资的桥。三是搭好债券融资的桥。第四是股票融资的桥。屠光绍认为，股票融资对于整个融资体系的建设，起着一个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因此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首先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又增加资本金的支持，它又会带动信贷的进一步扩大，带动股权投资，使私募股权投资和VC有了更好的退出渠道。因此，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建设，会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和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许宗衡：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注入活力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论坛上致辞时表示，在金融海啸冲击全球，国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背景下，举行“第七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这对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经济能否在这场危机中化危机为机遇，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拓宽和畅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许宗衡介绍，2008年以来，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深圳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月全市生产总值达到5611.76亿元，同比增长11.5%，经济增长呈现卓越回升的态势。预计全年增长12%左右，这是因为深圳经济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较早地推动了产业转型，成长起来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深圳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了针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的金融创新支持体系，即以资本市场为核心和纽带，以此带动相关的创投、天使投资、并购、信用担保、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不同阶段需要的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体系。
陈东征：辩证认识资本市场的作用
在目前发生的金融危机中，资本市场对虚拟经济在缺失有效监管状态下，巨大的杠杆作用产生了毁灭性的效应，并迅速波及到实体经济，使得一些人对资本市场“谈虎色变”。陈东征认为，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一把威力巨大的“双刃剑”，我们在亲身体会到金融危机巨大破坏力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有效的监管条件下，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陈东征表示，中国的上市公司和上市机构的整体状况是好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和能力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为中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高成长的创业企业，创造出更好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陈东征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资本市场风险位居各类风险市场之首，因此稳定是当前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但是如何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定，是对政府和监管机构智慧和能力的考量。资本市场可承受风险的不断释放恰恰是我国金融体系整体安全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能希望在控制所有风险之后再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而是应该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风险控制机制。
厉以宁：成立专门调节基金 收购优质公司股票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呼吁，要鼓励优质的企业和投资者向那些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参股投资，银监会可以根据当前的形势，放宽那些对风险可控的、准备向中小企业投资的企业的长期限制。为了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可以借鉴1997年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成立专门的调节基金，择机收购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并且在收购之后三年内不转让。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政府的订货应该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应当排斥中小企业。此外，创业板也应当择机推出，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型的企业上市，但一定要防止利用创业板进行投机活动。
资本市场在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时，应着力在帮助中小企业做精、做强、做稳、做大。厉以宁认为，目前国家增加基本建设的投资是重要的，但同时也要牢记两点：一是基本建设的投资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但在短期内对扩大内需的效果不明显，因为必须通过支付工人工资才能体现；二是应该考虑从几万亿元的投资当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政府投资直接注入到效益好的企业中去。
刘纪鹏：危机面前抓住机遇启动内需
当前的危机对我们来说是危机还是机遇？不同的结论有不同的对策，不同的对策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认为，美国的危机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不能总把问题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升级中国制造业和扩大内需。
刘纪鹏认为，如何扩大内需，不仅要考虑到基础设施，更重要是启动民间资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应该形成财政投资搭台、民间投资唱戏的框架，以小博大。民间资金启动非常关键，因为它不仅解决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民间投资有效了，才能调整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才能使资金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给出了金融发展的两条建议：
一是必须把银行放开。要解决此次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要打破银行组织体系的垄断。各地的商业银行对当地中小企业很了解，了解他们的风险，如果银行体系放开，他们很愿意启动资金。刘纪鹏透露，最近已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第一批应该在民间搞500家股东银行。
二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在是推出新三板和场外交易市场的大好时机，因为这个市场目前暂时没有很多的融资。在这种背景下，要把新三板纳入监管体系之内，在深交所的技术支撑和证监会的统一监管下，创业板也就可以适时推出。（庄少文 肖林秀）
桃桃 -
金融危机
目录
[编辑本段]定义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编辑本段]类型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 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编辑本段]特征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在对待这次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上，朱镕基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态度坚定地表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不增加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危机和困难。”“我们是亚洲的一分子，同舟共济，决不乘人之危。”朱镕基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许。海内外媒体都普遍认为朱镕基是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大潮中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最佳人选。（以上内容节选自《楚游，写作》杂志1998年第10期《谈朱镕基讲话的语言特色》） 困难困难，困在原地就是难；跃升跃升，跃过难关就提升。
[编辑本段]美国金融危机演变共经历三个阶段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编辑本段]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编辑本段]为何出现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u2022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正如在《博弈圣经》中所述：“一旦表现出资金塌陷，就会默认这个现实，但不愿承认是操纵的失败。”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任何人的失败都是缺少博弈知识，自导自演一场混沌的博弈博币。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
[编辑本段]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
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
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u30fb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u30fb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
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彻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