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经济影响？

国家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政府债券容纳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不需要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应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下面金投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财政亏损货币化是什么？人类使用的货币(不讨论现在的数字货币)有两种.一种是实物货币，如黄金；二是纸币，如法定货币现金.纸币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银行信用系统制作的货币-银行券和存款券(表现为支票)，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法定货币现金，另一种是通过政府信用投入社会的货币.历史上，在战争时期，有时发生了强有力的货币筹措经费，如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政府的绿背纸币、中国军阀切割时的地方货币等.由于政府的纸币发行难以与经济活动协调，往往以纸币不值钱结束.银行通过发放贷款和票据贴现等活动创造信用货币-银行券和存款，在贷款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创造的货币适应经济活动.在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政府放弃了强制投入纸币来弥补亏损的方式，通过发债募集资金来弥补亏损.政府债券被中央银行购买时，中央银行向社会提供流动性，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能力增大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信用方式.理论上，中央银行从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和从二级市场购买，货币创造的效果相同，但经济机制不同，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央银行从一级市场购买，中央银行缺乏主导权，对财政纪律的制约有限，各国中央银行一般不从一级市场购买，甚至国家立法禁止中央银行从一级市场购买，中国《人民银行法》有这个规定.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中央银行操作时与财政协调，但购买数量、价格以货币政策目标为基准.此外，国债二级市场收益率曲线形成金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标准，引导金融市场价格形成.目前存在的名下负利率是央行政策利率，对银行客户名下还没有负利率负利率有名负利率和实际负利率.当通胀率高于银行利率时，会出现实际负利率，此时借款是有利的.小米负利率是公布的利率，对于这个问题市场有各种讨论.目前，一些中央银行发布的负利率是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目的是增加银行的存款成本，促进银行向市场贷款.但即便如此，银行也不一定贷款.负利率减少的是收益，贷款面临本金损失的风险.对于市场参与者，银行没有实行负利率.市场上有负收益的产品，是收益不好时损失少的产品的选择.危机时期央行在商业银行贷款意愿不强的情况下才考虑负利率政策.目前，中国银行系统的贷款意愿正常，负利率不应作为期权.

赤字资本化与赤字货币化的不同效应是前者启动国民经济，后者增加国债规模。赤字资本化，将强力启动国民经济。财政赤字货币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增加国债规模，扩大货币供给，带动经济增长。财政赤字是指年度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通常用红字表示，所以叫财政赤字。也叫预算赤字。

法律分析：财政赤字货币化又称政府债务货币化，意指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体系中货币供量的增加。财政赤字货币化下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其结果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一条 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中央银行代理国库，代理财政资金，当财政赤字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渠道来筹集等手段加以弥补，也会直接向央行融通资金，向央行融通资金，引起央行的资产与负债的不平衡，就通过发行货币来补平，这样直接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拓展资料：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财政赤字即预算赤字，指一国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之初，在编制预算时在收支安排上就有的赤字。若实际执行结果收入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理论上说，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的最佳情况，在现实中就是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节余。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经常需要大量的财富解决大批的问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是现在财政赤字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财政赤字的一定作用，即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当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绝不是长久之计。了解会计常识的人知道，这种差额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需用红字书写，这也正是“赤字”的由来。赤字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安排，被称为“赤字财政”或“赤字预算”，它属于财政政策的一种；另一种情况，即预算并没有设计赤字，但执行到最后却出现了赤字，也就是“财政赤字”或“预算赤字”。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造成后果直接后果：导致市场上的货币在没有实物基础上增加，导致通货膨胀。间接后果：第一，导致货币信用降低，传导至金融市场上的反应就是汇率下跌，外资出逃，可能导致金融市场连锁反应。第二，导致财政纪律涣散，财政赤字货币化，口子一旦打开，财政部门的开源节流思想会淡化，容易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形成依赖，易产生没钱就印钱的思想。第三，过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通货膨胀严重，普通民众购买力下降，社会不稳定。

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到底是啥意思呢？其实，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叫政府债务货币化，也就是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其结果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再说的简单点，就是印钞票买国债。而钞票印多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捡验的基本原理。我们没有金融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现在，如果央行直接购买特殊国债，或者央行直接增加货币印刷，实际上等于金融赤字货币化，经济和金融风险很大，将严重影响人民币的信心，甚至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一定要高度警惕！政府向央行发行债券。在这里，政府向个人或企业发行债券。这个社会的总货币没有改变。政府有更多的钱，但企业和个人有更少的钱。相当于货币转移。但是给央行买就不一样了。央行怎么买？央行没钱，央行可以印钱，呵呵。央行印钱买政府债务。也就是说，央行给国家印钱(零利率或负利率)。这样，社会总货币就会增加。金融赤字货币化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叫政府债务货币化，也就是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其结果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印钞票买国债。但是政府缺钱不能直接让银行印钱，这基本是一个不用通过什么高深理论来分析证明的道理，否则就失去了国家信用的基石，“金融赤字货币化”因此，政府印刷必须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币信贷严重损害，最终传入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财政赤字是指财政预算年度总支出大于财政总收入的差额，通常采取财政赤字债务政策，即在二级市场向企业和居民出售国债，获得国债融资，弥补财政赤字，平衡年度财政预算。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一般是废除财政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般做法，由中央银行向财政分配额外的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也就是说，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直接资金。金融赤字货币化命题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有肯定和支持者，但更多的人否认和反对。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考虑到财政赤字的适度货币化，不仅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的挤出效应，还可以产生不同于央行扩大货币供应的效果”，并且“通过财政定向债券发行，可以更有效地对冲六个风险点”(刘尚希认为“六保”这是经济运行面临的六大风险）。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回应了这一点，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央行购买国债，即央行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在这里购买国债是指央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新发行的政府债券QE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QE本质上，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广义的赤字货币化。

提高财政赤字率是指提高政府的支出，使其支出远远大于收入，是一种宽松的财政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刺激经济的复苏，增加股市的流动资金，从而推动股市上涨。反之，降低财政赤字率是指减少政府的支出，来弥补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这属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上的流动货币量，从而减少股市上的流动资金，导致股市下跌。除此之外，股市的涨跌情况也受市场行情影响，在市场行情较好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投资情绪高涨，大量的买入，则会导致股市上涨，反之，则会导致股市下跌。如需要了解股票，可以登录平安口袋银行APP-金融-股票进行查询。温馨提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投资者应该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充分了解 并清楚知晓本理财产品蕴含风险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判断自主参与交易，并自 愿承担相关风险。应答时间：2022-01-11，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并不是的。对于央行来说，它本身就算是特殊的国有企业，而且这次国有企业进行的利润上交主要用于地方的财政支出，所以说并不能够简单的把它和财政赤字货币化进行等同。首先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说，它本身就有着严格的定义，也就是说财政部和央行进行相互配合，用大规模发放纸币的方法来化解债务危机，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债务转嫁出去，但是根据我们国家的传统关系来说，国家是不会搞这样的大税办官的，因为对于我们的整个金融秩序来说，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把控还是非常严格的，不论是人民币价格和其他的金融市场的产品来说，它的波动都是存在着一定的合理区间的，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因为在这样的特殊时间，尤其是在外部形势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就需要国内形势稳定下来，因此也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内退出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其次，对于这次央行的利润上缴主要是用于地方的财政支出，因为对于目前的地方财政来说，由于整个房地产市场表现一般，所以说对于我们国家绝大部分以房地产市场为主的政府来说，它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家的中央政府肯定要进一步的提高财政拨款和地方转移支付，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它就需要有一笔额外的钱来进行相应的财政安排，而对于央行来说，它每年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特殊的年份对于地方财政的转移支出，就可以利用银行的利润来进行转移，可以进一步的刺激国家的经济发展，避免地方财政进一步恶化。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那么你知道吗?下面我为大家带来财政赤字的英语说法，欢迎大家学习。 　　财政赤字的英语说法1： 　　deficit budget 　　财政赤字的英语说法2： 　　financial deficit 　　财政赤字相关英语表达： 　　财政赤字和债务 deficits and the national debt 　　财政赤字货币化 monetization of financial deficit 　　财政赤字统计 statistics on government fiscal deficits 　　财政赤字的英语例句： 　　1. By 1973 the government deficit equalled thirty per cent of GNP. 　　到1973年， *** 财政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 　　2. He promised to get to work on the state"s massive deficit. 　　他承诺着手解决国家庞大的财政赤字问题。 　　3. This increases the budget deficit and the need for extra finance. 　　这就增加了财政赤字和对额外资金的需求. 　　4. e , then! Here are two thousand notables, whose property will supply the deficit. 　　那末,来吧, 这里有两千个显要人物, 他们的财产可以弥补财政赤字. 　　5. I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reas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led to record fiscal deficit in 1982 and 1983.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开支的增加导致了1982和1983年的创纪录的财政赤字. 　　6.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Friday projected fiscal deficits of $ 4.2 trillion through 201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周五预计,到2011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4.2万亿美元. 　　7. Larger fiscal deficits will not neutralise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提高财政赤字并不能抵消这些因素的影响. 　　8. Thereupon the fiscal deficits would surely worsen, once again. 　　财政赤字也必然会因此再度加剧. 　　9. We need to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is issue. 　　这就是我们辩证地看待财政赤字的问题. 　　10. During Mr Clinton"s terms the economy boomed and deficits became surpluses. 　　在克林顿先生在职期间,经济繁荣,财政赤字增加. 　　11. Huge fiscal deficits are a symptom of the crisis, a cause. 　　钜额财政赤字是危机的症状, 不是原因. 　　12. Let"s start with the effects of this year"s deficit. 　　我们先说本年度财政赤字的效果. 　　13. India"s budget deficit has bee a major obstacl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财政赤字已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 　　14. The eurozone also has high fiscal deficits and debts. 　　欧元区也存在钜额财政赤字和债务. 　　15. At present, therefore, fiscal deficits are not crowding the private sector out. 　　因此, 目前财政赤字并未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效应.

问题一：当出现财政赤字, *** 一般采取哪些办法来弥补赤字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 财政赤字的弥补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 （1）增收减支；（2）动用结余；（3）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4）发行公债。 简单来说，常用的主要有三种：增税、增发货币或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发行国债。 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不容易被纳税人接受。采用增发货币又易引起通货膨胀，比较而言，以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副作用最小，一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发行国债只是部分社会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转移，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一半不变；二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小，国债的认购通常遵循自愿原则，发行国债获取的资金基本是认购者的闲置资金，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太多不利的影响。 问题二：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 不能，因为国家上年盈余不计入下年财政收入 问题三：我国弥补财政赤字基本有哪几种方式 简单说就是开源和节流。因为财政赤字来源于收支缺口，所以一方面可以通过开源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发行债务，增加税收等；另一方面就是减少支出，比如减少某方面财政支出，减少转移支付等等。但是实际上税收很难突然大幅度增加（税率一般是固定的，征免税也需要复杂而长期的决定时间），而支出一般也是固定的（符合国家预算并顺应经济发展要求），经常是只多不少。所以一般赤字是靠增发国债或者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融资的方式实现的。 问题四：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哪些 个 *** 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财政收入。中各项社会支出和对外经常项目的结算，都和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的财政收入减少，就是说 *** 会缺钱，财政不够用。那怎么办呢？ *** 就只有印钞票了啊，钱不够就印钱，以此缓解财政压力。美国的钞票就是美元啊，钞票发多了，市面上流通的美元就多了，美元供给大幅增加，根据供求关系的原理，供大于求， 问题五：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哪些 【答案】AB【答案解析】弥补财政赤字的税收融资和件补财政赤字的债券发行，都对基础货币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如果财政部直接运用发行通货弥补财政赤字或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两者的性质和效果都是相同的，其实质是赤字货币化或货币的财政发行，必将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等量增加。 问题六：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有几种？为什么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最有效的手段？ 1、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有几种？ 答：A、动用历年结余 B、增加税收 C、增发货币 D、发行公债 2、为什么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最有效的手段？ 答：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作法。这是因为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公债具有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公债具有安全性、收益性和和流动性的特点。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行公债无论是对 *** 还是对认购者都有好处，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最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但是 *** 发行公债对经济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首先，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公债发行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当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持有公债时，通过货币乘数会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因此， *** 以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不意味着一国经济由此而避免了通货膨胀压力。 *挤出效应-----发行国债,货币资金将被回收,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下降,货币供求关系导致利息率上升,借贷数额下降,投资下降 问题七：为什么说发行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法。 实施财政赤字政策就是加大 *** 投资，加大投资需要求，只有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

首先，“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种论点只是简单定式的来说明财政赤字与现金发行的关系，是过去比较流行的论点，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基本是不适用的。“赤字融资”一般是指一国的央行通过增发货币借给各商业银行，来扩大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是银行体系的投资和借贷年增长率超过储蓄性存款（不包括货币性存款）年增长率，已达到动员社会资源的目的。这种方式在过去的世界和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副作用挺大，现在基本上已不再采用。和央行向财政部直接购买国债相比，它显得更加直接，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更明显。另外，1995年以后，我国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向财政提供借款和透支，亦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当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国债，间接地为财政赤字融资是可以存在的。其次，“赤字融资”实质也是一种“强制储蓄”，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是 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小于货币的实际需要量，其主要功能是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例如，二战后的日本，民穷财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其央行便印发钞票给商业银行，然后商业银行再贷给企业，支援重建。这里的“赤字融资”并没有抵消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后，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只是资金在部门间的转移，如居民、企业和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不过是这些部门暂时不用资金的使用权转移给政府部门，不会增加基础货币量，从而也不会扩大货币供应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赤字融资方式没有货币政策效应，比如，在市场利率化的条件下，就可能推动利率的上升；另外，在国债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当政府的国债的规模过大，而政府的信誉又下降时，人们可能会对政府的偿债能力失去信心，那么政府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量或向央行借款，结果就将赤字债务化转变为赤字货币化。

哪些国家有过赤字货币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知道赤字货币化的结果是什么，赤字货币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几乎就是赤字货币化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哪些国家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那么就可以断定发生过赤字货币化。在以前，世界范围内货币是以金银为主的，到了现代才开始有法币，也就是纸币，比如我们国家吧，长期是以金银为货币的，在清明民初还是如此，但是民国掌权后也实施了法币。法币就是国家印刷的一张纸，成本和纸张无异，但是印刷出来就可以去购买货物，那么一个国家要富裕是否只要印钱就可以了？有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既然我印一张纸就可以购买货物，那么我多印点不就可以变得富裕了？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何必要勤劳工作，只需要印钱即可。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物就只有这么多，如果法币印刷多了，那么过多的法币去追逐有限的货物会导致货物价格上涨，这个就是通货膨胀，如果印刷数量过多， 那么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虽然是发生通货膨胀， 但是对不同的人的得失还是不同的，那些先拿到钱的人自然是损失会小一些，越是最后拿到钱的越是要承受最大的损失，而首先拿到钱的就是国家机构，尤其是赤字货币化的时候，赤字货币化就是财政部直接向央行发行国债，财政部将国债给了央行，央行印刷了货币直接给了财政部，然后财政部拿着这些货币去市场上购买各种货物。那么财政法拿着大量的货币将市场上的货物购买走了，导致物价飞涨，而老百姓是最后拿到钱的，那么他们就承担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赤字货币化是“打劫”老百姓，民国时期因为打仗花费巨大，单纯依靠收税已经无法承担了，加之国民党政府贪污成风，收税效率大大降低，最后政府使用直接印钞来“掠夺”民众财富，这是变现的收税，而且力度要大得多，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也成为民国崩塌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没有例外？其实是有的，那就是美国，赤字货币化也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美国可以这么做的原因就在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如果美元只能在美国境内使用，那么美国的发行速度也造就将国内变成恶性通货膨胀的地方了。美国利用美元是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让全球分担了。美元可以拿出去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如果民国政府当时发行的法币也可以直接拿到其他国家购买货物，那么也不会引起本土的严重通货膨胀。总而言之，赤字货币化是不可谓的。

从最终均衡来看是不变的，因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产生通货膨胀。即最终。的1.2元=以前的1元。其它不变。

　　1、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用公式表示为：GDP = CA + I + CB + X 式中：CA为消费、I为私人投资、 CB为政府支出、X为净出口额。　　2、国民收入循环（2部门）　　两部门经济收入流量循环模型　　假定经济中只有居民户和厂商两个部门。这时，国民经济的收入流量循环模型可以用图1 来表示。图中曲线的箭头代表货币的流向。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与货币数量相应的实物（包括产品、劳务与生产要素）流动。即：　　（1）居民户向厂商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同时从厂商那里得到相应的货币收入。　　（2）居民户向厂商购买消费品，相应的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流向厂商。　　（3）如果居民户不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消费，那么就会发生储蓄。这些储蓄流入金融市场。厂商则从金融市场得到贷款，进行投资。与货币投资相应的实物形态的资本品流动则发生在厂商部门的内部。　　以上三方面的流动，形成一个完整的收入流量循环。　　4、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容 :　　货币需求三大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第一种动机的货币需求稳定，可事先预计；　　第一种动机的货币需求相对稳定，也可预计；　　第三种动机的货币需求不稳定，因为与人对未来货币的预期紧密相关，受心理预期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5、货币创造：在现代的货币体系中，一般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但是商业银行负责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在向中央银行缴纳一定的准备金后，可以将剩余资金贷给企业部门。企业得到贷款后又会将其中一部分存入这家商业银行或者其它商业银行。接着，商业银行可以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贷款发放取出。如此反复，最终社会中形成的购买力将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若干倍。这个过程，称之为货币创造。　　6、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均衡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即健全的利率机制、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有效的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均衡最主要的实现机制是利率机制。除利率机制之外，还有：①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②国家财政收支状况；③生产部门结构是否合理；④国际收支是否基本平衡等四个因素。（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不仅是货币供求是否均衡的重要信号，而且对货币供求具有明显的调节功能。因此，货币均衡便可以通过利率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9、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　　A、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　　B、充分就业　　C、物价水平稳定；　　D、国际收支平衡。　　10、自动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1)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税收的自动稳定性。第二，政府支出的自动稳定性。　　(2)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类。　　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松的财政政策，它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扩张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存在过度需求。这时政府通常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税收和减少政府支出。　　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比较温和，财政收支总量在原有基础上只作小幅度调整，而主要对收入结构或支出结构作适度调整，对总需求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性效应的政策，在维持社会总供求对比的既定格局条件下，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同步增长。　　11、公债的挤出效应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1）公债的挤出效应　　政府发行公债，相当于政府开出借据，债权人是公众，债务人是政府。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一旦发生，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公债发行可以增加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政府发行公债要占用资金，这样财政便可能出现“挤出效用”。　　（2）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政府想用钱了，或者没有钱用了就发行政府债券，央行直接把债券买下，这样政府就有钱用了。政府这种做法就是搞财政赤字，央行一买那么赤字就货币化了。　　12、货币政策的工具和传导机制　　A、中国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市场业务　　（2）存款准备金政策　　（3）中央银行贷款　　（4）利率政策　　（5）汇率政策　　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conduction mechanism of monetary policy) 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运用货币政策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货币传导机制是否完善及提高，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经济的贡献。1998年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消费需求疲软以及出现了通货紧缩等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持续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来讲，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15、通货膨胀（Inflation）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纸币、含金量低的铸币、信用货币，过度发行都会导致通胀。

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财政赤字即预算赤字，指一国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之初，在编制预算时在收支安排上就有的赤字。若实际执行结果收入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弥补方式：增收减支，即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财政赤字。能够通过增加收入或削减支出来解决赤字问题当然是理想的选择。但是，通常增加收入会遭到纳税人的抵制，而且变动税法所需的时间也较长，从而不能迅速解决问题，而削减支出则会受到支出刚性的制约。因此，这种方法的使用通常没有多大的余地。另外，对于财政部门主动减收增支所形成的赤字，这种方法显然是不能用的。动用结余，即动用以前年度滚存的财政结余。用以前年度财政收大于支而形成的结余来弥补当前的赤字也是十分理想的方法。但前提条件是财政必须有结余才存在动用的可能。这对于连年赤字的财政显然是不适用的。另外，由于中央银行往往代理国家金库业务，所以财政结余通常会作为信贷资金来源加以运用，因而动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还必须考虑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问题，否则可能影响货币正常流通而导致通货膨胀。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由于中央银行通常代理国家金库业务，所以向中央银行透支对财政部门来说是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的一种弥补赤字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实际相当于通过货币发行，凭空创造购买力来弥补赤字，因而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很大。因为中央银行吐出的货币为基础货币或称高能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会数倍于发行额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所以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采用这种方法来弥补赤字。不少国家甚至通过有关法律直接规定，财政不能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赤字。发行公债。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通常只是购买力的转移，不会凭空增加购买力，所以一般认为是最为理想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公债因为认购者的不同，也会对货币流通，进而对社会总供求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认为公债弥补赤字是绝对安全的主张是靠不住的。在什么情况下，通过发债弥补赤字可以不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或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答案】：A,B弥补财政赤字的税收融资和弥补财政赤字的债券发行，都不会对基础货币产生任何影响，不 会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如果财政部直接运用发行通货弥补财政赤字或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两者的性质和 效果都是相同的，其实质是赤字货币化或货币的财政发行，必将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等量增加。增加政府支出 会增加基础货币。

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一般有两种方式：货币融资和债务融资。货币融资是指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通过中央银行直接或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这种融资方式的实质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财政征收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财政向银行的透支超过银行承受能力时，超出的部分将导致中央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的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势必造成国民收入的超分配，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而债务融资是财政通过举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发行公债包括内债和外债。国债进入债券市场，对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债的情况下，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和信托进行建设项目资金融资，而一旦政府无力偿还产生的金融风险可想而知。在我国为了解决分权化改革后的中央财政集中率下降而使中央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使金融代行了部分财政的功能，金融业扮演了“第二财政”的角色。由于财政收支压力较大，而且财政的显性风险较高，所以一些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支出转由金融部门支出，从而形成了金融部门的准财政政策。但由于金融部门的准财政行为不同于真正的财政活动，也不同于真正的金融活动，所以棋缺乏严格的监督和执行原则，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这部分支出的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益型很难保证，最终会形成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例如：国家财政能力下降，使得中央政府无力继续大规模对国有经济和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投资，而是以“拨改贷”等方式，将财政投资改为银行贷款，但由财政对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由于国有银行在这种贷款过程中，难以严格检查、审慎经营，贷款存在很大风险。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具有财政支出的替代效应，为上市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成为上市公司的“钱袋子”。国家为了国有企业能够上市融资而推动了股票市场的非理性增长，造成了很大的泡沫。还有这种上市前的审核以及审批的不规范很难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股票市场存在较大的风险。所以，这种金融的“第二财政”的效应，在减小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也将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

之所以这次央行要上缴财政10,000亿利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支援地方财政进行财政转移和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而且这也不算是一种财政投资，因为每年都会对于地方政府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和拨款，这也是中央对于政府的一种经济上的支持。首先对于目前的各个地方政府来说，由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特别景气，所以说不少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资金都比较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需要由中央进行及时的资金拨款，来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基本的财政运行，而且对于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来说，也是存在着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对于这些资金来说，批复给当地以后，肯定是要进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是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那么都会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其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财政资金的拨付形式，所以说和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因为最终的利润上缴是在整个货币存量当中来实现的，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货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并不会引发过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这样的操作也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利用这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整个资本能够在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变得更加顺畅。不论是中央银行或者说是其他的国有企业，他们本身的利润都是需要进行上缴的，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一部分的收入来源就是国家企业的收入，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国家进行相应的财政资金的分配和拨付也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才能操作。

资本市场是勇敢者的战场，普通人很难想象资本游戏的残酷与利益，而资本的基础是货币，理解货币是看清资本市场的前提，本文要从货币的发展来看未来资本市场的变化。而在开始正文之前，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感受一下资本杠杆的魅力之处。 深房理事件 前段时间爆出的微博大V”深房理“将房地产证券化的事件，他们主要是梳理目前市场公开的信息，在房理小程序上的帕累托模块，摇篮会员可将闲置资金注入其中，同时得到相应的利息回报。另一边，帕累托资金池为有借贷需求的摇篮会员提供借贷服务，深房理居中收取一定的利差。在购房之初，会员发布招募广告寻找股东或合伙人，目的就是为了共同购房并签订协议。紧接着，依照各自的出资比例，划分并持有相应比例的房屋“股份”。购房成功后，会员同样可以在平台发布房屋“股份”转让的相关信息。 蚂蚁金服IPO 蚂蚁把30亿元的资本金通过2.3倍的拆解融资形成了90亿元的网络小额贷款，最后又利用证监会一个经融工具ABS（资产债券化），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ABS债券，90亿元进去可以印发90亿元，那90亿元拿来以后又变成贷款，出去后再印发一次，这样的循环他们循环了多少次呢？循环40次，这就造成了30亿元的资本金却发放了3600亿元的网络小贷，形成了上百倍的高杠杆。 货币的锚定物及发行方式，是国家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 在货币未产生之前，人们进行交易，是用贝壳等这样的稀缺物品来进行交易，到了农业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开始使用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交易的长足发展，到现代，纸质货币，数字货币，比特币等信用货币取代了黄金等贵金属的交易媒介地位。 我们都知道货币的基本职能和用途是协助市场交易和投资。而货币锚是货币发行的基础或储备，它具有约束货币发行的功能。但不同的锚定物，所产生的货币制度是不一样的。在主权信用货币出现之前，人类大多数时候是使用金本位制，以黄金等贵金属为锚，直到20世界70年代才被淘汰掉，因为金本位或银本位存在天然的缺陷，比如：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本身也是商品，也就是说他们即使货币又是商品，如果价格大幅波动就会导致其他商品的价格波动。还有就是黄金等贵金属的存储量是有限的，加之开采不易，如果出现大量外流，就会导致经济在运行中货币量严重不足，从而使经济出现通缩。 主权信用货币制度 说到“主权信用货币制度”，就不得不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战后的德国等欧洲国家百废待兴，由于没有钱建设，只能向美国贷款，但前面我们说过货币的锚定物不同，所构成的货币制度也不同，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以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正是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也是金本位制度。 后来欧洲国家发现美国肆意印发美元，失控的“锚”，导致货币严重超发，经济出现通胀，所以在1971年尼克松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将货币锚定物从黄金换成了石油，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使美元继续维持强势货币的地位，这就是“主权信用货币制”。 中国的货币制度发展与未来改革方向 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是从“物资本位制”到“汇兑本位制”的发展过程。“物资本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初现金的发行是以国家掌握的物质为基础，直到1995年之后才实行了货币改革，才使用了“兑换本位制”，也就是发行的人民币对流入的外汇要求强制结汇，人民币汇率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保持人民币的汇率基本稳定。 而在“汇兑本位制”下是如何发行人民币的呢？主要是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结汇，也就是当外资进入我国进行投资时，需要将持有的外币强制兑换成人民币。第二种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实质是外汇结余，企业需要将多余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再由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购买商业银行收到的外汇（备注：货币的发行资格只有央行，商业银行只能收取企业的外汇，最后卖给央行），再由商业银行收到央行购买外汇的基础货币后，通过M0方式流入市场。 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风险，央行会提高准备金率对多出的基础货币进行回收。 但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锚定美元越来越不符合中国今后的发展，要防止美元未来信用崩盘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个完全独立的货币制度政策是势在必行。面向未来的人民币发行制度，需要考虑到中国国情，金融体系，以及法律法规。“主权信用货币制度”是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但要寻找一个方式区别于美式货币制度，使得“主权信用货币制”不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财政赤字极其严重，主要的原因是就货币严重超发。那要如何避免货币超发的情况呢？黄奇帆在书中说是“当经济困难时，政府需要透支，财政部可以发行国债，但是只要是属于平衡财政赤字的国债的发行，就必须要由人大审议批准，并且只能在二级市场发行” 由企业事业单位，商业银行，社会群体来购买，央行绝不能发行基础货币来购买这类的国债，只有这样做，货币总量大体上是平衡的，才不会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 面向未来人民币发行的锚不能再是盯住美元，需要找一个更加可靠的锚体系，根据货币制度长久以来的实践经验，宏观上看，货币发行最可靠的锚是根据GDP增长率+通胀率+平减系数，来体现基础货币合理的增速。而从微观上，我们都知道货币锚的作用之一就是稳定物价，所以”一篮子物品的市场成交指数“是相对准确体现货币锚的指标。我们知道篮子里的总价是不会变的，总量也是不变的，但是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价格是相对自由浮动的，这个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央行只需要的是稳住一篮子的物价指数即可。换句话说，人民币对所有的外汇是自由浮动的，央行只需要守住物价指数，如果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发行人民币，如果由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则以外汇储备把人民币回收。 重点是”主权信用货币制度“下，人民币是以国债为锚定物，央行发行基础货币，需要去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但是不能购买财政部亏空发行的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不能以政府的债权作为抵押去发行货币。 总结 我国未来的货币制度改革方向应该是当前大国普遍实施的”主权信用货币制度“，但由于主权信用货币制度锚的不稳定性，在实施时，需要指定一个可靠的锚并严格执行，从宏观上看，主要是以GDP的增速加通货膨胀率为锚，严格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国债余额不能超过GDP的70%，绝不能实施零利率和负债率政策，而从微观上，可以以”一篮子物品的市场成交指数“作为锚，遏制通货膨胀。

当经济面临停滞时，发展模式的确可以借鉴日本经验，以确保能在经济大停滞时代维持稳定。可是，如今全球经济真的都面临“日本式停滞”的局面呢？“日本式停滞”能否被全球各国奉为圭臬呢？一、先来看看：什么是“日本式停滞”经济模式？要知道，“日本式停滞”模式对应的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债务支撑的繁荣被加息刺破之后的一种补救政策。基本特征是：日本主动去杠杆之后，通过不断增加政府负债，来置换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压力，居民企业举债消费投资意愿下降，两个部门创造货币能力下降，通胀任何时候都是货币现象，对应的是低增长、低通胀。这个过程中，政府举债唯一担心的是利息，假设通过下一次举更多的债来偿还以前的负债和利息，那么债务会呈现幂指数级别的增加。举一个最简单的情况，下一次举债刚好偿还上一次的负债和利息，每次的数学表达式是（1+X）的N次方，其中x是利率，n是年份，这个表达式并不收敛，政府的可承受范围非常依赖利率水平x。所以只能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这个政府举债置换居民和企业压力的游戏才能维持很长时间，对应的就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因为负债部门不同，此时，日本表现为三个高，分别是：高福利（政府负债承担部分居民福利）、高货币（财政赤字货币化）和高负债（高货币供应对应高负债）。

美国经济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一边大规模减税，另一边财政赤字又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呢？没有足够的税收，财政赤字如何填补？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国债融资来弥补。但是，通常政府发行债券又要以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作为基础，若税收不足，国债又怎么能够融得到资金呢？但实际上，美债依然是全球最稳定的资产之一。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美元拥有世界货币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美元的信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债的信用。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也绝非长久之计。根本上来说，财富是赚来的，而不是借来的。当税收大规模减少时，财政收入怎么办，货币政策多大程度上能够为政府提供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这就涉及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问题。凯恩斯比较重视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汉森和萨缪尔森师徒二人，则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列（当然他们还是更重视财政政策），他们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为逆周期调节的手段。这就有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美联储还只是联邦财政部下面的一个机构。后来，马丁任美联储主席时，推动了美联储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到了七十年代，沃尔克担任主席时又大大强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80年代开始，联邦财政部和美联储成了互不交集的两条线。美国总统有权任命美联储主席及若干理事，但是无权干涉他们的货币政策。就像特朗普不论如何骂鲍威尔，鲍威尔在理论上都保持着独立决策权。如此，政府与央行各行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不存在协同的问题了，这一点在经济学上还存有争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调货币政策应具有独立性，以避免铸币权被政府用于财政融资。但另外一种说法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协同，为什么呢？理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共同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如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这种观点其实有些违背主流经济学观点。弗里德曼提出的单一目标制，蒙代尔提出的大拇指法则，丁伯根提出的丁伯根法则，强调的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货币政策只管货币的事情，不能服务于其他宏观经济目标。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欧根提出的货币优先原则更加明确，他说如果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其它宏观经济目标发生冲突时，后者必须为货币政策目标让路。这是什么意思呢？欧根认为：货币的使命、责任就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货币政策的天职就是提供适量的货币数量。如果货币政策还要服务于GDP增长、收入增加、就业增加、大企业纾困等目标，就容易出问题。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履行自己的天职，供应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导致货币价格不稳定，货币信用下降，甚至可能引发灾难性危机。所以，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支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但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的政府融资非常困难，财政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发行债券来维持。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在全球逐利，政府很难对资本征税，很多国家降低税率，来吸引国际资本投资。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税收难以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另外，随着经济增长，私人用品也在增加，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用品与私人用品匹配，如机场等，这就容易导致财政入不敷出。这时，政府也只能借钱了。在美国，特朗普一边大规模减税，一边与国会做斗争，多次突破债务上限，大规模举债。为什么美联储能够给联邦政府财政融资呢？上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了预算平衡法案。这个法案约束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刺激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当政府财政政策受限后，美联储就开始调整货币政策。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而以调整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不可否认，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货币操作原则。但是，这种做法放弃了货币数量控制，只诉诸于利率手段，实际上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留下了后门。这样做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无法有效控制。事实上，从里根开始，尤其是90年代之后，货币供应数量大幅度增加，这就为联邦政府的财政融资创造了巨大的资金池。后来，伴随着美联储政策的转向，一种复兴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MT）也出现了。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雷（师从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等人综合了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科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英尼斯的内生货币理论、勒纳的功能财政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戈德利的三部门均衡理论，开创了这个理论。兰德尔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货币起源学说，他们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记账工具，可以理解为欠条。国家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帮助市场解决交易问题，促进市场交易便利。兰德尔认为，政府发行债券与货币是一样的。货币是欠条，债券也是欠条，都只是记账工具。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发行债券不是为了借钱，而是与发行货币一样，都是为了市场交易便利。所以，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不需要关注债务，只要维持利率稳定，发行货币即可融资。换言之，只要利率稳定，就可以不断地发行货币，支持政府大规模的借债融资。政府可以依靠发行货币获得收入，而不是依靠税收。这套理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在这套逻辑中，税收似乎被边缘化了。现代货币理论只将税收视为启动货币的一种工具。这个意思就是，联邦政府要求以美元征税，相当于给美元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应用场景，从而启动了美元。实际上，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它让财政赤字货币化扩展到了最大化。目前，这一理论备受美国各界痛斥。如今，虽然美联储系统并不承认现代货币理论，但是其实谁都清楚，最近20多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美国正按着现代货币理论的套路走。只要美元信用能够维持，那就发币，政府大举借钱。于是，最近十多年，美元发行量与美债总量都同时大幅度增加。其中，美债更是突破了历史最高值，超过了23.2万亿美元。文 | 智本社智本社 |一个听硬课、读硬书、看硬文的硬核学习社。微信搜索「智本社」（ID：zhibenshe0-1），学习更多深度内容。

（一）避免出现政治性经济波动的需要。为了对政府的超经济行为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防止政府为政治目的而牺牲货币政策，央行就必须有很高的独立性，而且，央行是负有社会责任的机构，它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它应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二）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需要。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指财政出现赤字时，央行无条件地去弥补。或者直接对政府贷款、透支，或者想法降低市场利率，减少财政向市场借款的成本。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引发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恶性循环。央行作为政府的银行，虽然有义务帮助政府平衡财政预算和弥补赤字。但财政活动的客观结果并不一定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而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货币，它对财政的支持只能是一般的支持。因此，为避免政府的短期经济行为，避免通过发行货币去弥补财政赤字，造成通货膨胀，有必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央行对政府的贷款一般只限于短期贷款且有贷款最高限额，其目的之一就是限制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　　（三）为了稳定经济和金融的需要。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地位不同，因而它们在考虑一些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上存在差异。行政当局更关心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问题。因此政策的重点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其结果往往导致通货膨胀。财政部长更关心如何有效地从市场筹措资金，以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因而要求市场利率稳定且维持在低水平上。而央行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货币，采取紧缩政策，提高市场利率，以制止通货膨胀。如果中央银行完全受制于政府，其结果只能更便于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这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如果央行有较大的独立性，明确其首要任务是稳定币值，央行就可以独立的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对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起到约束作用。经过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两次大的改革，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在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较之计划经济时期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也取得了明显效果，这突出地表现在90年代中期以后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治理上。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中央银行在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方面，尽管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已经被基本杜绝，但是间接干预依然变相存在。并且，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对于中央银行仍然存在变相干预。而在货币政策决策方面，中央银行不仅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操作上也缺乏规范和透明。总之，没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四）为了适应中央银行特殊地位与业务的需要。中央银行既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机关，也不同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它的业务具有高度技术性，它的政策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因此，它的最高管理人员一般都有丰富的国内外经济知识，有熟练的技术和经验。从业务看，央行的主要顾客虽然是政府和外国中央银行，但它同时还为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服务。因此，央行也不应完全受政府的控制。

货币需求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剑桥方程式，即：M×V=P×Y,M表示货币供应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物价水平，Y表示实际总产出，总支出P×Y可以看做经济体的名义GDP。 对上述公式进行变换，货币流通速度V=P×Y÷M。货币流通速度通俗而言，就是指在一年中， 1元人民币用来购买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次数 （即货币周转率），如果某年的名义GDP为10万亿人民币，货币数量为2万亿人民币，那么货币流通速度就是5，他表示在购买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时，每1人民币平均被使用了5次。 通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可发现，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995年之前的货币流通速度大于1,而之后的流通速度都小于1。在2016年达到最低点为0.4774。不过，我国对M2的口径有过调整，具体如下： 此后，央行分别在2001年、2002年、2011年、2018年对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范围进行了四次修改，央行均扩大了原有的货币统计范围。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在1998年至2000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较快，但是GDP增长速度则没有货币增长速度快，货币流通速度减少10个百分点。 2001年我国加入WTO，在2001至2008年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同时GDP增速也大幅增长，货币流通速度较稳定，徘徊在0.61-0.69之间，这与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较快增加，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货币流通速度从2008年至2009年间，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表明，有一部货币脱实向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2010至2016年间，货币流通速度在2011年有小幅增加，之后一直减少，201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比2011年减少10%，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随着去杠杆的力度加大，在2017年出现了转折，货币流通速度相对2016年有了轻微的增加。 在政策层面上，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三期分别是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4年提出经济新常态（NewNormal）。新常态有三大特点：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15年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提出，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有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8年提出高质量发展。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观察发现，2018-2019的基调是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但是会精准滴灌。 2020年爆发了新冠肺炎，GDP增速断崖式下跌，就业压力大，外需内需皆薄弱。相信央妈印钞机会加大马力加速运行，用好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供应量(Monetary Aggregates) 是指某一时点一个国家流通中的货币量。它是分布在居民人中、信贷系统、企事业单位金库中的货币总计。 货币供应量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它同收入、消费、投资、价格、国际收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从需求方面看，主要决定于货币供应量是否适度。 人们一般根据流动性的大小，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不同的层次加以测量、分析和调控。实践中，各国对M0、M1、M2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流动性的大小来划分的，M0的流动性最强，M1次之，M2的流动性最差。 我们再回顾一下我国的货币分类，现阶段是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其含义分别是： 在这三个层次中，M0与 消费变动 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 M1反映 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 变化，是经济 周期波动 的先行指标，流动性仅次于M0； M2流动性偏弱，但反映的是社会 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状况，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指M2。 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我国货币化较高的因素来源于准货币（M2-M1), 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不能直接变现，所以不能立即转变成现实的购买力，但经过一定的时间和手续后，也能够转变为购买力，因此，它们又叫做“准货币”。具体包含以下几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证券公司保证金存款、其他存款。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 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 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 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 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 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4．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先向银行还本付息，剩下的才是利润。当企业连银行利息都付不出时，根本无法向国家上缴利润了。国家作为所有者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净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51％，下降为1990年的6.34％，1993年则为-138.4亿元，1994年为-254.2亿元（吴晓灵，1995）。国有企业上缴税收占同期税收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97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上缴的税金，占当年各项税收的54％；1991年下降为42.1％，1992年为42.7％，1993年为38.5％，1994年为39.9％。 5．国有企业行为扭曲。目前，国家银行约有70％的贷款是以较优惠的利率贷给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获利的捷径就是要贷款。国家银行1995年底的贷款余额近4万亿，其中70％贷给国营企业，即28000亿。假定贷给国营企业的平均利息比市场利率低8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国家银行通过优惠贷款给国营企业的利息补贴就是2240亿元。所以国有企业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上，而是放在争取贷款上。 6．非国营企业行为不规范。非国营企业中三资企业的资金来源状况较好，除三资企业以外的非国营企业的资金问题一直没有规范化。首先是资本市场对他们不开放，靠发行股票或债券直接获得资金的可能较小。这些企业要发展（而且往往他们有较好的项目），需要资金，就打得银行的主意。他们不得不使用各种办法来争取银行贷款，经常跨越合法线，破坏了金融秩序。 7．银行行为不规范。我国目前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老百姓储蓄多少，银行系统必须收多少。同时银行贷款的风险越来越高，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太低，商业银行不愿意放贷。 由于国家牌价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于是出现了寻租等不规范行为。 四、改革的突破口在金融，金融怎样改？ 中国的改革在寻找新的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在金融改革，因为目前我国经济矛盾的交点在金融上。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负债率高，资金紧，矛头指向银行。企业相互拖欠严重，信用瓦解，经济秩序混乱，谁来负责？银行系统。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需要对企业和个人收入和经济往来进行记录、监控的信用统计，又是非银行系统不可。改变企业高负债的状况需要建立资本市场，还是金融问题。可以说，新的金融体制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它，其它现代市场经济杠杆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服务滞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金融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金融改革应看清一步走一步。首先，积极开展金融服务，提高服务质量，这是新金融体制的基础。第二，要尽快实行“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利率配置资源的杠杆作用，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寻租的根源――牌价利率和市场利率之差。第三，积极发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提高银行资产质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积极稳妥发展中国直接融资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但不能马上大规模放开。 金融改革应从金融服务做起。中国现行服务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在个人服务方面，中国居民工资的银行直存率，个人支票持有率等金融服务指标远远落后于与我们收入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在企业服务方面，中国的银行划帐转帐、票据贴现、支票清算周期等项基本服务都不尽人意。外汇业务也是如此。要尽快增加城市工资直存比例，发展个人支票服务。个人支票可首先用于象房租、水电、电话费和子女学费等安全业务上。工资直存、支票和信用卡业务都有利于对企业和个人的收支进行记录和监督，为最终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税收体系打下基础。改善服务质量的最有效方式是引入竞争。中国各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应当进一步加强，并适当加快引入外资银行。 逐步实行“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麦金农和肖（1973）证明了在利率被压低的经济里，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储蓄会减少。在资本利用方面，由于利率低，许多项目都争着要贷款。 银行很难区分哪些项目是最好的，增加了银行选择贷款对象的成本。因此利率被压低会阻碍经济成长。而在高利率下，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在贷款决定做出之前发生。利率高，有些企业（特别是软预算约束的企业）会毛遂自荐。这些企业根本就不打算还钱，所以利率高筛选不掉他们。道德风险在企业获得贷款以后可能发生。中国的企业是负盈不负亏的。有些企业在拿到贷款后不按预定方案投资，而是把资金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如果项目投资成功，企业获高利润；如果项目失败，反正是亏银行的钱。在利率高时，企业这种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加。 大力发展抵押贷款和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债券市场。到1995年底，中国城市有5000万平方米商品房待售（金融时报，1996．6．24）。我国城市目前滞销房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抵押贷款问题。抵押贷款市场分这样几个层次，第一，由银行向购买者提供抵押贷款。第二，由银行将各种抵押贷款合同分组，加以标准化，然后以这些抵押合同为担保发行债券。第三，由中央政府出面制定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设计标准抵押贷款合同，建立抵押贷款保险公司，然后对划定范围内的抵押贷款标准合同进行保险。国家的保险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费用，使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债券的二级市场健康发展，大大提高抵押贷款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美国政府大规模介入抵押贷款市场是30年代大危机时开始的。那时美国有数以千计的金融机构有抵押贷款业务，合同不一，规模不同，可谓五花八门。中国现在的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格局比美国当年好得多。美国80年代发生的储贷银行危机，日本90年代发生的住宅金融危机都不足以论证中国目前不应发展抵押贷款。只要管理得好，开展规范的商品房抵押贷款业务很可能提高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 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有要求资本市场的内在动力。开放资本市场有风险，但不开放风险更大。不开放资本市场，中央把得很死，造成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对付中央。中央开放一块，地方政府和企业就把它搞乱。象国债回购本来属于货币市场的业务，企业却用来作为长期融资手段，用于长期的投资项目。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资本市场的要求如同洪水，仅靠堵是不行的，疏导、规范这种需求才是长久之计。要积极发展中国急需的用来直接融资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但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如何？股份制改造是不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道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曾经对1995年我国上市公司情况做过一次调查分析，1995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大滑坡，利润大幅度下降。1995年在深沪两大交易中心挂牌的300家上市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74％，远远低于同期我国银行存款利率。其他指标，如税后利润，每股税后利润等均不如人意。一向经营业绩好，素质高，经过精挑细选的上市公司是股份公司的榜样。这一报告至少提醒我们，认为经过严格筛选上市的公司的经营机制已经得到转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司长吴天林199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金融证券研讨会上介绍了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情况。中国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3.6万多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9000多家，从业人员716万，股本总额5970亿元，其中国家股占43％，法人股占25.10％。吴天林报告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通过股份化改造显著增强，1994年9000多家股份公司的净资产平均增长率为42.4％，1995年可统计的1600多家的净资产平均增长率为12.5％。第二，公司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4年股份公司中有107家进入全国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有62家进入全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1995年以来，深沪上市的323家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总额5.76亿元／户，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为9294万元／户。1995年在深沪上市的股份公司平均税后利润为6338万元／户。第三，开辟了国有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据对全国9000多家股份公司统计（包括境外上市和发行B股企业），共向社会筹资约1500亿元，向内部职工筹资约350亿元，筹集外资约600亿元。直接融资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首批境外上市的九家企业，改制前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0.9％，1995年改制后为36.7％。对全国1600多家股份公司初步统计，1995年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7.8％，比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低10个百分点。 许小年（1996）分析了深沪两市3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业绩与股权结构的关系发现，公司业绩与国有股比例成反比，与法人股比例成正比，与个人股比例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他认为国家股形成不了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国家股所有者从一定意义上说缺位。法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积极性也有能力去收集信息，监督企业，因此法人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好。但个人股与企业业绩无关则比较难解释。 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也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企业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据估计，目前约有60％的企业债券还本付息困难。发行企业债券时是由银行担保的，所以国家银行不得不替企业先垫付还债资金。这些问题使得企业债券的进一步发展、二级市场的建立时间表向后推迟。 中国未来几年进一步发展国债市场的潜力很大。中国目前国债余额不足GDP的10％，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差甚远。如果说改革的前十几年中央政府从货币化拿到了一大块资源，从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末，中央政府将从发展国债市场上拿（借）到一大块资源。发展国债，使得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是优化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一步发展公开市场业务的需要。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国债基金，以解决买卖国债难，用不同债种分散风险等问题。 虽然起步不久，中国的资本市场已在市场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尽管股票债券与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相比还是很小的百分比，但中国资本市场的雏形已具，

财政赤字，需要弥补，一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这样货币供应量不变；二是通过中央银行透支来解决，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那么你知道吗?下面我为大家带来财政赤字的英语说法，欢迎大家学习。 　　财政赤字的英语说法1： 　　deficit budget 　　财政赤字的英语说法2： 　　financial deficit 　　财政赤字相关英语表达： 　　财政赤字和债务 deficits and the national debt 　　财政赤字货币化 monetization of financial deficit 　　财政赤字统计 statistics on government fiscal deficits 　　财政赤字的英语例句： 　　1. By 1973 the government deficit equalled thirty per cent of GNP. 　　到1973年， *** 财政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 　　2. He promised to get to work on the state"s massive deficit. 　　他承诺着手解决国家庞大的财政赤字问题。 　　3. This increases the budget deficit and the need for extra finance. 　　这就增加了财政赤字和对额外资金的需求. 　　4. e , then! Here are two thousand notables, whose property will supply the deficit. 　　那末,来吧, 这里有两千个显要人物, 他们的财产可以弥补财政赤字. 　　5. I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reas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led to record fiscal deficit in 1982 and 1983.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开支的增加导致了1982和1983年的创纪录的财政赤字. 　　6.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Friday projected fiscal deficits of $ 4.2 trillion through 201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周五预计,到2011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4.2万亿美元. 　　7. Larger fiscal deficits will not neutralise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提高财政赤字并不能抵消这些因素的影响. 　　8. Thereupon the fiscal deficits would surely worsen, once again. 　　财政赤字也必然会因此再度加剧. 　　9. We need to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is issue. 　　这就是我们辩证地看待财政赤字的问题. 　　10. During Mr Clinton"s terms the economy boomed and deficits became surpluses. 　　在克林顿先生在职期间,经济繁荣,财政赤字增加. 　　11. Huge fiscal deficits are a symptom of the crisis, a cause. 　　钜额财政赤字是危机的症状, 不是原因. 　　12. Let"s start with the effects of this year"s deficit. 　　我们先说本年度财政赤字的效果. 　　13. India"s budget deficit has bee a major obstacl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财政赤字已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 　　14. The eurozone also has high fiscal deficits and debts. 　　欧元区也存在钜额财政赤字和债务. 　　15. At present, therefore, fiscal deficits are not crowding the private sector out. 　　因此, 目前财政赤字并未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效应.

我在这里说一下我的看法，仅供参考：首先，“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种论点只是简单定式的来说明财政赤字与现金发行的关系，是过去比较流行的论点，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基本是不适用的。“赤字融资”一般是指一国的央行通过增发货币借给各商业银行，来扩大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是银行体系的投资和借贷年增长率超过储蓄性存款（不包括货币性存款）年增长率，已达到动员社会资源的目的。这种方式在过去的世界和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副作用挺大，现在基本上已不再采用。和央行向财政部直接购买国债相比，它显得更加直接，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更明显。另外，1995年以后，我国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向财政提供借款和透支，亦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当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国债，间接地为财政赤字融资是可以存在的。其次，“赤字融资”实质也是一种“强制储蓄”，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是 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小于货币的实际需要量，其主要功能是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例如，二战后的日本，民穷财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其央行便印发钞票给商业银行，然后商业银行再贷给企业，支援重建。这里的“赤字融资”并没有抵消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后，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只是资金在部门间的转移，如居民、企业和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不过是这些部门暂时不用资金的使用权转移给政府部门，不会增加基础货币量，从而也不会扩大货币供应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赤字融资方式没有货币政策效应，比如，在市场利率化的条件下，就可能推动利率的上升；另外，在国债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当政府的国债的规模过大，而政府的信誉又下降时，人们可能会对政府的偿债能力失去信心，那么政府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量或向央行借款，结果就将赤字债务化转变为赤字货币化。

　　1.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及核算　　2.国民收入循环　　3.简单和完全的NI-AE模型　　4.凯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5.货币创造　　6.货币市场的均衡　　7.双重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全章）　　8.凯恩斯的AD曲线的推导　　9.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10自动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11.公债的挤出效应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12.货币政策的工具和传导机制　　1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4.失业理论　　15.通货膨胀理论　　1、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用公式表示为：GDP = CA + I + CB + X 式中：CA为消费、I为私人投资、 CB为政府支出、X为净出口额。　　2、国民收入循环（2部门）　　两部门经济收入流量循环模型　　假定经济中只有居民户和厂商两个部门。这时，国民经济的收入流量循环模型可以用图1 来表示。图中曲线的箭头代表货币的流向。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与货币数量相应的实物（包括产品、劳务与生产要素）流动。即：　　（1）居民户向厂商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同时从厂商那里得到相应的货币收入。　　（2）居民户向厂商购买消费品，相应的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流向厂商。　　（3）如果居民户不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消费，那么就会发生储蓄。这些储蓄流入金融市场。厂商则从金融市场得到贷款，进行投资。与货币投资相应的实物形态的资本品流动则发生在厂商部门的内部。　　以上三方面的流动，形成一个完整的收入流量循环。　　4、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容 :　　货币需求三大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第一种动机的货币需求稳定，可事先预计；　　第一种动机的货币需求相对稳定，也可预计；　　第三种动机的货币需求不稳定，因为与人对未来货币的预期紧密相关，受心理预期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5、货币创造：在现代的货币体系中，一般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但是商业银行负责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在向中央银行缴纳一定的准备金后，可以将剩余资金贷给企业部门。企业得到贷款后又会将其中一部分存入这家商业银行或者其它商业银行。接着，商业银行可以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贷款发放取出。如此反复，最终社会中形成的购买力将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若干倍。这个过程，称之为货币创造。　　6、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均衡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即健全的利率机制、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有效的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均衡最主要的实现机制是利率机制。除利率机制之外，还有：①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②国家财政收支状况；③生产部门结构是否合理；④国际收支是否基本平衡等四个因素。（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不仅是货币供求是否均衡的重要信号，而且对货币供求具有明显的调节功能。因此，货币均衡便可以通过利率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9、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　　A、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　　B、充分就业　　C、物价水平稳定；　　D、国际收支平衡。　　10、自动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1)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税收的自动稳定性。第二，政府支出的自动稳定性。　　(2)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类。　　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松的财政政策，它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扩张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存在过度需求。这时政府通常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税收和减少政府支出。　　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比较温和，财政收支总量在原有基础上只作小幅度调整，而主要对收入结构或支出结构作适度调整，对总需求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性效应的政策，在维持社会总供求对比的既定格局条件下，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同步增长。　　11、公债的挤出效应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1）公债的挤出效应　　政府发行公债，相当于政府开出借据，债权人是公众，债务人是政府。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一旦发生，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公债发行可以增加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政府发行公债要占用资金，这样财政便可能出现“挤出效用”。　　（2）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政府想用钱了，或者没有钱用了就发行政府债券，央行直接把债券买下，这样政府就有钱用了。政府这种做法就是搞财政赤字，央行一买那么赤字就货币化了。　　12、货币政策的工具和传导机制　　A、中国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市场业务　　（2）存款准备金政策　　（3）中央银行贷款　　（4）利率政策　　（5）汇率政策　　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conduction mechanism of monetary policy) 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运用货币政策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货币传导机制是否完善及提高，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经济的贡献。1998年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消费需求疲软以及出现了通货紧缩等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持续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来讲，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15、通货膨胀（Inflation）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纸币、含金量低的铸币、信用货币，过度发行都会导致通胀。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在本国领土上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的居民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NI(国民收入):这里的国民收入是狭义的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用于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各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收入)的总和。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

1.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指经济社会（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从前某一年作为基期的价格计算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3. 国民收入：是指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4. 个人可支配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个人收入就是个人可支配收入，即个人可用来消费或储蓄的收入。5消费函数：消费函数表示c与y之间的函数关系，即：c＝c(y)。6．储蓄函数：储蓄函数表示s与y之间的函数关系，即：s＝s(y)。7. 投资乘数：乘数即倍数，是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变量变化的比率；投资乘数就是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的变化的比率，通常用k表示。8. 平衡预算乘数：指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以相等数量增加或减少时国民收入变动与政府收支变动的比率。 9. 平均消费倾向：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率。 10.边际消费倾向：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的比率。11. 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这种贴现率正好是一项资本品在使用期限内与其收益的现值等于这项资本品的重置成本或供给价格。 12. 凯恩斯陷阱：是凯恩斯在分析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时提出的。它指这样一种现象：当利息率极低时，人们预计利息率不大可能再下降，或者说人们预计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已经接近最高点，因而将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全部换成货币，以至于人们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趋向于无穷大。 13. IS 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和利率的方向变化关系。IS 曲线向右下方倾斜。14. LM 曲线：是指使得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的收入与均衡利息率的不同组合描述出来的一条曲线。LM 曲线向右上方倾斜。15. 货币的需求：是指人们在手边保存一定数量货币的愿望，它是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引起的，因此，货币需求又称被为流动偏好。与其他资产相比，货币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人们用货币很容易与其他资产进行交换。正是这种流动性，人们对货币产生偏好。产生流动偏好的动机主要有三种：一是交易动机，二是预防动机，三是投机动机。16. 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 17. 货币政策：是政府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 18. 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19. 自动稳定器：亦称内在稳定器，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会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胀，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减轻萧条，无需政府采取任何行动。 20.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行为。21．失业率：是指劳动大军中没有工作而又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失业率的波动反映了就业的波动情况。22．摩擦性失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性失业。即使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或充分就业状态，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业。23．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其特点是既有失业，又有职位空缺，失业者或者没有合适的技能，或者居住地不当，无法填补现有的职位空缺。24．周期性失业：是指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萧条时，因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业，这种失业是由整个经济的支出和产出下降造成的。25．自然失业率：是指经济社会在正常情况下的失业率，它是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稳定状态时的失业率。26．自然就业率：是指经济社会在正常情况下的失业率，它是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稳定状态时的就业率。27．潜在的GDP：是指一国国民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的总产量，是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GDP 水平。28．奥肯定律：是指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实际GDP将低于潜在GDP 2个百分点。29．通货膨胀：是指总体价格水平持续上升的一种情形。30．通货紧缩：就是指总体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31．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广泛地用来度量通货膨胀，它度量的是典型化的城市消费者所购买的一组固定物品的价格平均上涨情况。32．通货膨胀率：是指价格水平变化的速度。33．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指年通货膨胀率在10％以内。34．奔腾的通货膨胀：是指年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和100％以内。35．超级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36．平衡的通货膨胀：是指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按相同比例上升。这里所指的商品价格包括生产要素以及各种劳动的价格。37．非平衡的通货膨胀：是指各种商品价格上升的比例并不完全相同。38．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是指价格上升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料，或者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价格会上涨的问题。39．需求拉动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涨。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理论是一种比较老的通货膨胀理论，这种理论把通货膨胀解释为“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40．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41．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把通货膨胀的起因归结为经济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特点。42．菲利普斯曲线：表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即当失业率较低时，通货膨胀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通货膨胀率较低。43．经济增长：是指产量的增加，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增长率来表示。44．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国民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45．经济周期：指国民总产出、总收入核总就业的波动。这种波动一经济中的许多成分普遍而同期地扩涨或收缩为特征。持续时间通常为2—10年。46.加速原理：宏观经济学中，产量水平的变动和投资支出数量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加速原理。

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传导机制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3 种观点[1 ] :一是财政赤字有益论,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赤字有益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二是财政赤字有害论,认为赤字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三是财政赤字中性论,认为要分析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要看财政赤字发生的一些条件,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有利、有害或无关紧要,基本上取决于学者们对某种理论的选择或偏好。一、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最经久不衰的宏观经济争论围绕着联邦政府财政展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5 个争论问题中,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平衡其预算赤字。”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财政赤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2 ] 。从整个财政赤字理论的发展历史看,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3 ] ,主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尽管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滞胀的原因,使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从1970 年代开始逐步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位置,但1980 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完善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使该学派又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之中,并在1990 年代以后,继续对一些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4 ]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经济学流派有关财政赤字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约束政府的支出规模,保持财政平衡,反对财政赤字及相应的国债政策;货币学派对赤字财政政策也是坚决持反对态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无效的,其代表人物之一Barro运用生命周期假说和跨时模型,用数理方法表达了李嘉图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供给学派认为不能仅仅根据财政赤字规模的大小来对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关键是导致财政赤字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供给学派主张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同时实施减税的财政政策,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平衡。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和Saleh[5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都指出,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体现在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储蓄、经济增长、利率、汇率、通货膨胀、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上。其他的一些文献还研究了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就业或失业的影响,以及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问题。本文以Saleh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和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综合考虑各学派有关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对Gale 和Orszag 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和拓展,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和系统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Saleh 仅仅分别讨论财政赤字对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缺乏逻辑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Gale 和Orszag 虽然建立了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并不完善,缺乏对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通货膨胀效应、货币供给效应等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进之处主要在于:补充了图1 中的传导机制①和④,并在传导机制②和③中加入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说明具备可持续性是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同时,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其本身就是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体现。Gale 和Orszag 认为,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的关系是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私人储蓄= Y - T - C ,公共储蓄= T - G,国民储蓄S = 私人储蓄+ 公共储蓄= Y - C - G。其中, Y 为GDP , T 为税收收入, C 为居民消费, G为政府支出。又有Y = C + I + G+ NX ,可得S = I + NX ,即国民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其中, I 为私人投资, NX 为净出口。这个简单的等式很好地描述了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预算赤字增加导致国民储蓄减少,则或投资减少,或净出口减少,或两者兼而有之。投资和净出口减少之和正好与国民储蓄的减少相等。净出口的减少意味着贸易赤字的增加。国民储蓄的减少对利率水平有影响,进而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可以围绕这个简单的等式进行。由于对该过程和路径认识的不同,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传导机制①总结的是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思路。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缺乏远见的或者是受流动性约束的。这些人倾向在当前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范围外进行消费。因此,暂时的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削减会立即对总需求产生相当数量的影响。如果经济中的资源初始时未充分利用,则国民收入增加,进而产生著名的“凯恩斯乘数效应(Keynesian multiplier) ”。由于财政赤字对消费和国民收入均产生刺激作用,储蓄和资本积累并不随财政赤字增加而减少。这样,恰当控制的财政赤字给经济带来有利影响。通常,财政赤字增加导致GDP 增加和就业增加,使私人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乐观而增加投资,称之为“挤进效应”。凯恩斯主义的吸收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诱导国内吸收和进口扩张而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若国内吸收超过国民收入,则贸易赤字,否则贸易顺差。传统凯恩斯学派财政赤字理论的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GDP 增加(乘数效应和挤进效应) →国内吸收增加→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有利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存在两个基本的区别:一是资源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存在大量受流动性约束的居民,总消费对可支配收入的变动非常敏感。许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赤字并不一定挤出私人投资。如Eisner (1989) 认为,总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利润率,导致在任何利率水平上增加投资。因此,财政赤字可能刺激储蓄和投资,尽管财政赤字提高了利率。财政赤字并非具有挤出效应,反而具有挤进效应。一方面,作为替代,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公共资本挤进私人资本。这两股力量决定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到底是挤出效应还是挤进效应。当公共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时,将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而与私人投资产生互补作用,即产生“挤进效应”(Aschauer ,1989) 。如果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购买资源而产生过度需求,则公共投资将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 Yellen ,1989) 。Premchhand (1984) 指出,如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为财政赤字融资,为了提高政府债券的吸引力,政府债券的利率水平上升,将阻碍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因此,财政赤字的这种融资方式会产生挤出效应。传导机制②总结的是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理论思路。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财政赤字增加导致的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恰好等于政府储蓄减少的数量(即财政赤字增加的数量) , 国民总储蓄保持不变[6 ]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恰好等于财政赤字增加量→无需资本内流→GDP 不变→利率不变→汇率不变→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状况不变。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无影响。传导机制③总结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思路。由于S = I + NFI ,则ΔS =ΔI +ΔNFI 。其中,NFI为净外国投资。若国民储蓄下降,或者国内投资下降,或者净外国投资下降,或者是两者的不同组合。这些投资数量的变化会导致价格(利率、汇率) 的不同变化从而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少于公共储蓄减少的数量,则国民储蓄下降,需要进一步调整,使国民储蓄同国内投资与净国外投资之和再度保持平衡。如果私人储蓄的增加不能完全抵消公共储蓄的下降,若外国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则数量调整完全依赖资本流入(ΔS =ΔNFI) 。此时,净外国投资下降,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ΔI = 0) 。由于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国内产出(GDP) 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增加的国外借贷(资本内流) 需要偿还,因此,未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会下降。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对本币投资的需求增加,因而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吸引外资内流,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尽管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更多的财政赤字仍然会减少将来的GNP。这种情形被称之为小型开放经济、完全资本流动情况(thesmall open economy viewor the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等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完全流动) →GDP 不变→利率上升或不变→本币升值→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具有有害影响。另外一种可能情况是,国际资本的供给并非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相关的价格(利率、汇率) 及数量调整与小国开放经济的情况有差异,但最终结果——将来的国民收入下降——仍然相同。在资本不能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国民储蓄下降意味着,在现有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下,投资资金出现短缺。由于厂商争夺有限的投资资金,这种不平衡带来利率上涨的压力。利率提高导致国内投资减少(挤出效应,ΔI < 0) 。在封闭经济中,对国民储蓄减少的调整完全来自于国内投资(ΔI =ΔS) 。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国民储蓄的减少导致的利率上升,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投资减少,二是净外国投资下降(即资本内流增加) 。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利率上升对资本内流影响的程度。这种变化必须足够以保证国民投资(national in许雄奇,等: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传导机制) 等于国民储蓄。利率上升,吸引外资内流,本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根据Elmendrof 和Mankiw[7 ] 的表述,这种情况称之为传统观点(the conventional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少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不完全流动) →GDP 下降→利率上升→本币升值或汇率不变→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此时,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利的。传导机制④总结的是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财政赤字不同弥补方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思路上的差异。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包括外债和内债) 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经济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通货膨胀效应依赖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和财政赤字对总需求、总供给等的影响。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财政赤字是否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在财政占优的经济体制中,央行被迫货币化财政赤字而引发通货膨胀。Sargent 和Wallace[8 ]指出,若财政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财政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弗里德曼也认为财政赤字能够促成物价上涨和助长过度的政府支出。从微观角度讲,如果政府用公债融资取代税收融资,持有公债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资产(财富) 增加了,消费支出将增加,就会产生扩张性效应[9 ] 而引发通货膨胀。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没有充分利用,预算赤字的增加就会对总需求产生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萨缪尔森在他的名著《经济学》中指出,预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则意味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这虽然会增加GNP ,但同时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挤出投资。巴罗[10 ]认为,公债不是净财富;在财政支出既定的情况下,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的相对数量变化,对总需求、利率和资本形成都没有影响,因此,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对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无影响。综观各经济学学派,对现代财政赤字政策争论激烈,观点迥异,但财政赤字政策始终在坎坷中不断发展,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主流政策。各个学派的财政赤字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释现实,但都能够在某一方面对现实做出比较成功的解释。三、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财政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古典经济学的财政理论体系里,资源的充分就业是在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自动完成的,其思想根源在于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财政政策不起作用,政府应当追求不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政策。面对1929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束手无策,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经过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认为增加总需求的赤字财政政策(再辅之以扩张的货币政策) 是解决伴随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问题的唯一出路,主张实行“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在20 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之际,新自由主义抬头,出现了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认为旨在调控总需求水平的财政政策,不仅不会稳定经济,反而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其现代货币数量论为依据,强调货币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主张上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主张恢复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所倡导的由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一套政策措施出现了危机。这时,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和“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对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全盘否定稳定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用规则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面对各经济学派的批评,一批被Parkin 命名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包括曼昆、斯蒂格利茨等) ,坚持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基本信条,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逐渐建立和形成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反驳了需求管理政策无效的观点,对“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理性预期在使政策无效方面的作用这2 个方面提出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不但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效的[11 ] 。一些转轨国家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倘若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那么,以增发国债为赤字融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不会产生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新凯恩斯主义不赞同“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据此得出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和经验事实也是相悖的。很显然,如果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么财政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根本无效的。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经验研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Bernheim(1987) 、Masson 等(1995) 、Giavazzi (2000) 等的经验研究都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12 ] 。一般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不可能得到满足。Agenor 和Montiel (1996)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欠发达,资本市场常常受到高度扭曲和压抑,消费者对税收归宿也很不清楚。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也很难成立。郭庆旺等对中国的经验分析也证实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刘溶沧等[13 ] ,赵志耘等[14 ] ,付文林、沈坤荣[15 ] ,马拴友[16 ] ,许雄奇[17 - 18 ] 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完全否定财政赤字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财政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无影响的理论观点,都不太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状况。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过去60 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对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或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其需求管理政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中国财政运行从平衡财政到赤字财政是以1978 年为界限和转折点的。在1978 年以前,中国的财政预算是严格按照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的,财政支出坚持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基本上安排了赤字预算自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之后,财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前台。从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扩张财政政策到90 年代初中期的紧缩财政政策,再到2000 年前后的积极财政政策,2005 年前后的稳健财政政策,以及2008 年底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政策中的相机选择性较强,财政政策规模和操作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符合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逆调节要求。中国近年来实施的财政赤字政策也是把扩大社会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治理(由需求不足导致的) 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有效方式,应该成为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在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在中国的财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资还是影响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管理实践证实,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反周期的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实践基本上是符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是一种相对过剩问题,表现出来的是结构性矛盾,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因此,中国应实施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相结的财政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赤字理论。参考文献:[1 ] Gale William ,Peter Ors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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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银行学上讲，一国央行是不允许直接购买该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因为一旦开了这条口子就意味着一国的财政赤字被直接货币化了，这无疑等效于发行基础货币。而央行直接购买国债意味着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将被彻底打破，收益率更多地取决于美联储而非市场；由于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定价基础，收益率曲线的扭曲也意味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定价基础被扭曲，导致金融市场风险资产无法有效定价，并加剧市场的信贷紧缩和债务紧缩压力。 美联储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将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若为了规避美联储这一举动对市场的不利影响而减持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则减持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增加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但如果继续持有国债，则意味着这些美元资产的未来不确定风险正在加剧。 同时，财政赤字货币化将加剧美元的贬值。就中国外汇储备存量资产而言，美元的贬值将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国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面临着明显的汇兑损失，从而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进一步缩水。美元的贬值也将在客观上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又将上涨；在外需持续萎缩和中国出口产品议价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将抬高中国的进口成本和变相压低出口价格(中国贸易部门无法完全转移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汇兑损失)，从而加剧中国外需市场的不确定风险和中国福利的进一步外溢。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　　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　　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　　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　　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　　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　　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　　1.国际融资的限制　　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　　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　　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　　2.国内融资的限制　　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　　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 and 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　　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　　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　　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　　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　　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　　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 and 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 and 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 and 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 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 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 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　　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一、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概况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问题。”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财政赤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2 ] 。从整个财政赤字理论的发展历史看,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3 ] ,主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这个简单的等式很好地描述了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预算赤字增加导致国民储蓄减少、有多大效应。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尽管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滞胀的原因,使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从1970 年代开始逐步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位置,主要有3 种观点[1 ] ,供给学派主张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同时实施减税的财政政策,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国民储蓄的减少对利率水平有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一是财政赤字有益论,综合考虑各学派有关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对Gale 和Orszag 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和拓展、货币供给效应等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进之处主要在于,称之为“挤进效应”。二、经济增长、利率。因此,暂时的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削减会立即对总需求产生相当数量的影响,总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利润率,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缺乏远见的或者是受流动性约束的财政赤字;供给学派认为不能仅仅根据财政赤字规模的大小来对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关键是导致财政赤字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增长。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经济学流派有关财政赤字的看法也不尽相同;Gale 和Orszag 虽然建立了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国民储蓄S = 私人储蓄+ 公共储蓄= Y - C - G。其他的一些文献还研究了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就业或失业的影响。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可以围绕这个简单的等式进行。由于对该过程和路径认识的不同,缺乏对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通货膨胀效应,使私人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乐观而增加投资,诱导国内吸收和进口扩张而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若国内吸收超过国民收入,则贸易赤字,否则贸易顺差。许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赤字并不一定挤出私人投资,以及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如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为财政赤字融资。同时,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其本身就是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体现,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有利影响,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又有Y = C + I + G+ NX ,可得S = I + NX ,即国民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其中,1989) 。Premchhand (1984) 指出, 有无效应。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存在两个基本的区别:一是资源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存在大量受流动性约束的居民,总消费对可支配收入的变动非常敏感,进而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无效的,其代表人物之一Barro运用生命周期假说和跨时模型,用数理方法表达了李嘉图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 I 为私人投资, NX 为净出口,认为赤字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三是财政赤字中性论,认为要分析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要看财政赤字发生的一些条件,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并在传导机制②和③中加入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如果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购买资源而产生过度需求,则公共投资将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 Yellen 、汇率、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的吸收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平衡其预算赤字。这两股力量决定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到底是挤出效应还是挤进效应。当公共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时,将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而与私人投资产生互补作用,即产生“挤进效应”(Aschauer ,1989) ,但并不完善, T 为税收收入, C 为居民消费,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体现在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的关系是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私人储蓄= Y - T - C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这些人倾向在当前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范围外进行消费,公共储蓄= T - G;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公共资本挤进私人资本,作为替代,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补充了图1 中的传导机制①和④,财政赤字增加导致GDP 增加和就业增加,则或投资减少,或净出口减少。如Eisner (1989) 认为,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和系统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Saleh 仅仅分别讨论财政赤字对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赤字有益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财政赤字并非具有挤出效应,反而具有挤进效应。Gale 和Orszag 认为。本文以Saleh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和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有害或无关紧要,尽管财政赤字提高了利率,缺乏逻辑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财政赤字可能刺激储蓄和投资。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有利;宏观经济效应;传导机制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和Saleh[5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都指出。如果经济中的资源初始时未充分利用,则国民收入增加,进而产生著名的“凯恩斯乘数效应(Keynesian multiplier) ”。由于财政赤字对消费和国民收入均产生刺激作用,储蓄和资本积累并不随财政赤字增加而减少。这样、私人消费、储蓄;二是财政赤字有害论、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上。传导机制①总结的是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思路。在凯恩斯主义看来。投资和净出口减少之和正好与国民储蓄的减少相等。净出口的减少意味着贸易赤字的增加、对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说明具备可持续性是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 G为政府支出。其中, Y 为GDP ,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概括起来,导致在任何利率水平上增加投资。因此,基本上取决于学者们对某种理论的选择或偏好。一、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最经久不衰的宏观经济争论围绕着联邦政府财政展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5 个争论问题中,恰当控制的财政赤字给经济带来有利影响。通常、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为了提高政府债券的吸引力,政府债券的利率水平上升,将阻碍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因此,财政赤字的这种融资方式会产生挤出效应。传导机制②总结的是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理论思路。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财政赤字增加导致的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恰好等于政府储蓄减少的数量(即财政赤字增加的数量) , 国民总储蓄保持不变[6 ]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恰好等于财政赤字增加量→无需资本内流→GDP 不变→利率不变→汇率不变→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状况不变。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无影响。传导机制③总结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思路。由于S = I + NFI ,则ΔS =ΔI +ΔNFI 。其中,NFI为净外国投资。若国民储蓄下降,或者国内投资下降,或者净外国投资下降,或者是两者的不同组合。这些投资数量的变化会导致价格(利率、汇率) 的不同变化从而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少于公共储蓄减少的数量,则国民储蓄下降,需要进一步调整,使国民储蓄同国内投资与净国外投资之和再度保持平衡。如果私人储蓄的增加不能完全抵消公共储蓄的下降,若外国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则数量调整完全依赖资本流入(ΔS =ΔNFI) 。此时,净外国投资下降,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ΔI = 0) 。由于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国内产出(GDP) 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增加的国外借贷(资本内流) 需要偿还,因此,未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会下降。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对本币投资的需求增加,因而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吸引外资内流,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尽管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更多的财政赤字仍然会减少将来的GNP。这种情形被称之为小型开放经济、完全资本流动情况(thesmall open economy viewor the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等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完全流动) →GDP 不变→利率上升或不变→本币升值→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具有有害影响。另外一种可能情况是,国际资本的供给并非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相关的价格(利率、汇率) 及数量调整与小国开放经济的情况有差异,但最终结果——将来的国民收入下降——仍然相同。在资本不能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国民储蓄下降意味着,在现有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下,投资资金出现短缺。由于厂商争夺有限的投资资金,这种不平衡带来利率上涨的压力。利率提高导致国内投资减少(挤出效应,ΔI < 0) 。在封闭经济中,对国民储蓄减少的调整完全来自于国内投资(ΔI =ΔS) 。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国民储蓄的减少导致的利率上升,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投资减少,二是净外国投资下降(即资本内流增加) 。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利率上升对资本内流影响的程度。这种变化必须足够以保证国民投资(national in许雄奇,等: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传导机制) 等于国民储蓄。利率上升,吸引外资内流,本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根据Elmendrof 和Mankiw[7 ] 的表述,这种情况称之为传统观点(the conventional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少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不完全流动) →GDP 下降→利率上升→本币升值或汇率不变→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此时,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利的。传导机制④总结的是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财政赤字不同弥补方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思路上的差异。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包括外债和内债) 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经济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通货膨胀效应依赖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和财政赤字对总需求、总供给等的影响。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财政赤字是否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在财政占优的经济体制中,央行被迫货币化财政赤字而引发通货膨胀。Sargent 和Wallace[8 ]指出,若财政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财政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弗里德曼也认为财政赤字能够促成物价上涨和助长过度的政府支出。从微观角度讲,如果政府用公债融资取代税收融资,持有公债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资产(财富) 增加了,消费支出将增加,就会产生扩张性效应[9 ] 而引发通货膨胀。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没有充分利用,预算赤字的增加就会对总需求产生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萨缪尔森在他的名著《经济学》中指出,预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则意味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这虽然会增加GNP ,但同时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挤出投资。巴罗[10 ]认为,公债不是净财富;在财政支出既定的情况下,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的相对数量变化,对总需求、利率和资本形成都没有影响,因此,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对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无影响。综观各经济学学派,对现代财政赤字政策争论激烈,观点迥异,但财政赤字政策始终在坎坷中不断发展,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主流政策。各个学派的财政赤字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释现实,但都能够在某一方面对现实做出比较成功的解释。三、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财政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古典经济学的财政理论体系里,资源的充分就业是在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自动完成的,其思想根源在于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财政政策不起作用,政府应当追求不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政策。面对1929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束手无策,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经过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认为增加总需求的赤字财政政策(再辅之以扩张的货币政策) 是解决伴随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问题的唯一出路,主张实行“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在20 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之际,新自由主义抬头,出现了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认为旨在调控总需求水平的财政政策,不仅不会稳定经济,反而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其现代货币数量论为依据,强调货币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主张上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主张恢复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所倡导的由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一套政策措施出现了危机。这时,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和“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对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全盘否定稳定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用规则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面对各经济学派的批评,一批被Parkin 命名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包括曼昆、斯蒂格利茨等) ,坚持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基本信条,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逐渐建立和形成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反驳了需求管理政策无效的观点,对“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理性预期在使政策无效方面的作用这2 个方面提出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不但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效的[11 ] 。一些转轨国家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倘若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那么,以增发国债为赤字融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不会产生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新凯恩斯主义不赞同“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据此得出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和经验事实也是相悖的。很显然,如果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么财政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根本无效的。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经验研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Bernheim(1987) 、Masson 等(1995) 、Giavazzi (2000) 等的经验研究都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12 ] 。一般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不可能得到满足。Agenor 和Montiel (1996)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欠发达,资本市场常常受到高度扭曲和压抑,消费者对税收归宿也很不清楚。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也很难成立。郭庆旺等对中国的经验分析也证实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刘溶沧等[13 ] ,赵志耘等[14 ] ,付文林、沈坤荣[15 ] ,马拴友[16 ] ,许雄奇[17 - 18 ] 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完全否定财政赤字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财政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无影响的理论观点,都不太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状况。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过去60 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对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或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其需求管理政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中国财政运行从平衡财政到赤字财政是以1978 年为界限和转折点的。在1978 年以前,中国的财政预算是严格按照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的,财政支出坚持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基本上安排了赤字预算自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之后,财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前台。从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扩张财政政策到90 年代初中期的紧缩财政政策,再到2000 年前后的积极财政政策,2005 年前后的稳健财政政策,以及2008 年底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政策中的相机选择性较强,财政政策规模和操作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符合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逆调节要求。中国近年来实施的财政赤字政策也是把扩大社会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治理(由需求不足导致的) 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有效方式,应该成为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在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在中国的财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资还是影响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管理实践证实,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反周期的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实践基本上是符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是一种相对过剩问题,表现出来的是结构性矛盾,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因此,中国应实施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相结的财政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赤字理论。参考文献:[1 ] Gale William ,Peter Ors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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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 造成通货膨胀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货币供应量过多。货币供应量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是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一旦违背了这一经济规律，过多发行货币，就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需求拉上、成本推动、结构因素以及供给不足、预期不当、体制制约等。需求拉上。这是指经济运行中社会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激增，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即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总水平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成本推动。这是指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引起的物价持续上涨的现象。成本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工会力量要求提高工资和垄断行业和垄断大公司为追求垄断利润而制定的垄断价格。所以有把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分为工资推进型通货膨胀和利润推进性通货膨胀。结构因素。除了总量因素之外，即便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平衡状态时，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会使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对于这类通货膨胀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模型。一种是以北欧一些开放经济的小国为对象的北欧模型。由于小国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世界通货膨胀从小国的开放经济部门传递到不开放经济部门，从而导致全面通货膨胀。另一种模型是以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二元经济中资本短缺、市场化程度低、货币化程度低等结构因素的制约下，要发展经济，往往要靠赤字预算、多发货币来积累资金，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如果以消费物价总水平变动作为通货膨胀的代表性指标，那么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上性的，但是成本推进、结构失调、制度变革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合理提价行为等因素也形成了促使物价全面上升的强大合力，所以，应该说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因素混合的。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 1.通货膨胀对生产的影响通货膨胀对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货膨胀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物价上涨的不平衡造成各生产部门和企业利润分配的不平衡使经济中的一些稀有资源转移到非生产领域，造成资源浪费，妨碍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通货膨胀妨碍货币职能的正常发挥，由于币值不稳和易变货币不能知识表现价值，市场价格信号紊乱，不利于再生产的进行。其次，通货膨胀使生产性投资减少，不利于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预期的物价上涨回促使社会消费增加、社会储蓄减少，从而缩减了社会投资、制约生产的发展。2.通货膨胀对 流通的影响通货膨胀打破了流通领域原有的平衡，使正常的流通受阻。通货膨胀会鼓励企业大量囤积商品，人为加剧市场的供求矛盾。而且由于币值的降低，潜在的货币购买力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货币购买力，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也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3.通货膨胀对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改变了原有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和原有的财富占有比例。依靠固定收入的人群在整体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变小了。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人也受到损害。通货膨胀哈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通货膨胀通过“强制储蓄效应”把居民、企业持有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发行货币的政府部门。货币供应总量增加使社会总名义收入增加，社会实际总收入不会增加。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消费支出倾向，必然回引起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变化。4.通货膨胀对消费的影响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这意味这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物价上涨的不平衡性和市场上囤积居奇和投机活动的盛行使一般消费着受到的损失更大。三、如何治理通货膨胀？ 由于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的正常发展有相当的不利影响，所以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平抑通货膨胀。主要的治理措施有：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作为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货币现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所以各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减轻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个关键。这主要通过实施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就是通过紧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谋求预算平衡、减少财政赤字来实现。在货币 政策方面，主要是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想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其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3.增加商品有效 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加有效商品供给，主要的手段有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4.其他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其他政策还包括限价、减税、指数化等。

简单地说;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体说来，经济总量包括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两方面，社会总需求就是社会总的购买力；(即老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一共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社会总供给就是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供应量(即社会能提供多少商品和服务)。它们二者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引起经济波动。因此，国家无论采用什么调控手段都是为了使它们达到平衡同时，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违背了货币发行规律，不是多发了，就是少发了，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实际所需要的数量不相符合，所以无论是使用货币政策也好，还是财政政策也好，都是要调节市场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们不要过多或过少。具体说：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状况。通货膨胀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共有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经过长期治理，至今年年初才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轨迹来看，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980—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曾经出现过四次波峰，其产生的原因和呈现的特征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波峰是在1980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上年的2．0％上升为6．0％，生活费用指数增长率从上年的1．9％上升为7．5％。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在1979—1980年期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年均递增24．4％）和大幅度调高职工工资（年均上升16．6％），实质上是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了收入膨胀，进而引起消费、投资和货币膨胀。第二次波峰是在1985——1987年，通货膨胀出现温和的持续发展，零售物价上涨率保持在6．0％——8．8％之间；生活费用指数增长保持在7．0％——11．9％之间，财政对物价补贴增长率则急剧下降。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物资需求膨胀所引起。从消费方面看，这一阶段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21．4％，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5．1％；从投资需求看，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6．6％，工业企业生产贷款年均增长21．4％。投资膨胀带动收入和货币膨胀，使公开通货膨胀率年平均达到7．0％，主要是属于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第三次波峰是1988—1989年，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两位数进入奔腾似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上涨率高达18．5％，生活费用指数增长达20．3％。尽管1988年国民收入较上年增长了11．4％，但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如结构失衡、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加剧，企业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等等，使这一时期爆发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这次通货膨胀既有结构性和需求推动的影响，又有成本推动的作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综合症”。因而政府不得不从1989年开始采取“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第四次波峰是从1992年到1995年，其中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3．2％，1994年上升到18．0％。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银行资金大规模的高速增长（1992年GNP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增长13．4％），从而出现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其间，1992年——1993年上半年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4——1995年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用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原来的产业结构失调，经济要发展的话，有些关键性的产品短缺就严重了，造成“瓶颈”现象，带动了物价上涨，这就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诱生因素和具体的传递机制决定于各国独特的经济类型和制度因素；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结构型通货膨胀不具有通用性。分析中国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必须从我国的经济和体制的特征来寻求原因。在中国主要是产业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农业部门生产力发展滞后，农副产品长期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和工业部门需要（特别是在80年代末）。其二是工业部门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严重脱节，加工工业相对过剩，而能源材料工业严重短缺，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其三是在某些部门投资过量的同时，某些部门投资则明显不足。首先是农业投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行业，农业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时有下降，我国农业所得到的资金支持与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极不相称。其四是非物质生产行业基本建设投资也存在着内部结构失衡。1985——1992年基建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年平均增长27．4％，增长最慢的是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年均增长为7．2％。总的说来，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表现为价格不能完全给企业和消费者传递准确信号，因而价格信号对资源分配起不到应有的导向作用。同时，由于市场缺少风险机制，结果仍然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达到有效组合，资产存量也无力调整，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衡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结构型通货膨胀。2．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几点启示。由于通货膨胀是商品经济运作失衡的共有现象，它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特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出现的通货膨胀无一不是商品经济运作严重失衡的结果。因此，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状况及特点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有助于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笔者认为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第一，明确控制通货膨胀的首位目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改革推进和物价稳定三者之间之关系。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治理通货膨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引起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的改革（如价格、工资改革等）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而对于有利于抑制需求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如金融、财政、税收、投资体制的改革等）则应加快。1996年，我国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胀率控制在6．6％，“软着陆”的努力已初步实现。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通胀教训告诉我们，急于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有可能把加速发展等同于上速度，而为了加速增长就盲目投资，形成投资膨胀，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因此，如何解决好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致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第二，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投资与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表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因此，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应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政策，其具体对策就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是对引起投资需求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确保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二是坚持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削减社会集团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四是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第三，实行适度扩大的货币政策，造就增加社会有效总供给的良好基础。从供给方面看我国通胀的成因在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总需求的扩张速度。因此，在抑制总需求扩张的同时，要大力增强总供给的生产能力，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确保物价的长期稳定。为此，一是要增强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提高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货币供给量在增加总供给、抑制总需求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二是要加强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三是推行倾斜或重点投资政策。通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货币流通是否正常与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说明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只要我国能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放宽信贷，坚持执行1996年初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M1年增长18％、M2年增长25％的货币增量计划，那么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第四，实行对工资、物价控制的收入分配政策。合理分配收入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为了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一是必须扭转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的格局，使职工收入做到公开化、货币化和规范化，逐步减少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照顾，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明确规定并实行实际工资增长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正确确定工资与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合理比例，避免工资及利润对资产的侵蚀；三是健全和完善企业工资和奖金的使用办法，加强对企业财务和工资基金的全面监督，堵塞生产基金向消费基金转化的各种渠道；四是接受90年代价格放开的口子偏大对物价上涨的影响占80％以上的教训，要切实实行定价合理和比价合理的原则，要求定价采取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的定价方法，并规定最高限价；同时制定合理的比价原则，避免价格轮番上涨和不合理的收入集中，特别是对于在需求压力下最易涨价且供给弹性低的基本消费品，应采取严格的价格管制，保障这类产品的价格稳定和供应；五是建立和完善对个人收入财产的累进税制度，以限制高消费倾向，并相应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第五，加大治理流通秩序的力度，适当扩大进口，利用国际市场平抑国内物价。目前，我国流通秩序混乱，反映了我国尚缺乏在市场经济中调控物价的有效机制。因此，一方面要真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明与社会道德，鼓励合法的劳动致富和正当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法规建设，严格执行反垄断法、专利法等法规，从法制上保证经济良性运转，流通秩序井然。此外，要根据国内商品供求情况，对某些严重短缺的商品可通过扩大进口，缓和国内供求矛盾，利用国际市场来平抑国内物价。第六，把需求管理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结合起来，治理结构型的通货膨胀。技术进步缓慢和产业结构失衡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是1992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特点。有资料表明，在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不少省、市把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冶金列为支柱产业，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这样搞下去，必将出现新一轮投资规模更大的重复建设，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对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并非以单纯降低通货膨胀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只有不断地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从而保持经济的良性发展。

经济中货币需求存在一个客观的量，货币供给的改变必须要以货币需求的变化为依据，因为增加的货币供给依赖增加的货币需求将其吸收，吸收的途径可能有收入增加、生产扩张、价格上涨、货币流动速度下降等，即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收入、生产的增长慢于货币供给的增长，通常就会带来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将经济中客观的货币需求作为重要考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尤其是当经济受到外来冲击时（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需求有和变化，能否保持稳定等问题，西方经典的货币需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思想方向。扩展资料：对货币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秉持了对一般商品的研究方法，即以供求规律为基础，从货币的均衡与失衡中探求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在货币供给方面，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把货币当成经济的外生变量，货币供给量仅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而并没有太多分歧。而货币需求则是人们“愿意”持有多少货币，更多地包含人的行为、心理因素，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很难进行直接、准确的计量，因此在货币需求方面释放存在诸多的理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组合使用对产出和利率产生的影响如下：1、财政货币化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利率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在财政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宽货币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持流行性，更是为了保证政府部门的债务发行。2、货币财政化也可以节省财政支出。货币财政化下，央行通过定向投放流动性，重点梳理特定产业的信贷传导，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部分职能由货币政策承担，由于支出的主体不是政府部门，因此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增长更加温和。扩展资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1、施政主体不同货币政策：一般是指银行政策，主要是由中央银行通过价格手段或者数量手段，执行单位一般也是各个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等；财政政策：政府机构，比如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通过税收政策等在宏观调控上和供给上进行调控。2、施政对象不同货币政策：银行等金融性机构，一般政策作用于利息率，间接作用于总产量，从而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财政政策：政府机构税收单位，一般政策直接作用于总需求，财政政策具有见效快的特点。政策效果的显著性取决于乘数效应的大小，但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简单地说;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体说来，经济总量包括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两方面，社会总需求就是社会总的购买力；(即老百姓手里有多少钱，一共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社会总供给就是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供应量(即社会能提供多少商品和服务)。它们二者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引起经济波动。因此，国家无论采用什么调控手段都是为了使它们达到平衡同时，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违背了货币发行规律，不是多发了，就是少发了，使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实际所需要的数量不相符合，所以无论是使用货币政策也好，还是财政政策也好，都是要调节市场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们不要过多或过少。具体说：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状况。通货膨胀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共有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经过长期治理，至今年年初才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轨迹来看，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980—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曾经出现过四次波峰，其产生的原因和呈现的特征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波峰是在1980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从上年的2．0％上升为6．0％，生活费用指数增长率从上年的1．9％上升为7．5％。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在1979—1980年期间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年均递增24．4％）和大幅度调高职工工资（年均上升16．6％），实质上是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了收入膨胀，进而引起消费、投资和货币膨胀。第二次波峰是在1985——1987年，通货膨胀出现温和的持续发展，零售物价上涨率保持在6．0％——8．8％之间；生活费用指数增长保持在7．0％——11．9％之间，财政对物价补贴增长率则急剧下降。这次波峰的产生主要是物资需求膨胀所引起。从消费方面看，这一阶段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21．4％，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5．1％；从投资需求看，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6．6％，工业企业生产贷款年均增长21．4％。投资膨胀带动收入和货币膨胀，使公开通货膨胀率年平均达到7．0％，主要是属于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第三次波峰是1988—1989年，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两位数进入奔腾似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上涨率高达18．5％，生活费用指数增长达20．3％。尽管1988年国民收入较上年增长了11．4％，但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如结构失衡、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加剧，企业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等等，使这一时期爆发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可以说，这次通货膨胀既有结构性和需求推动的影响，又有成本推动的作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综合症”。因而政府不得不从1989年开始采取“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第四次波峰是从1992年到1995年，其中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3．2％，1994年上升到18．0％。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银行资金大规模的高速增长（1992年GNP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增长13．4％），从而出现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其间，1992年——1993年上半年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4——1995年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用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原来的产业结构失调，经济要发展的话，有些关键性的产品短缺就严重了，造成“瓶颈”现象，带动了物价上涨，这就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诱生因素和具体的传递机制决定于各国独特的经济类型和制度因素；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结构型通货膨胀不具有通用性。分析中国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必须从我国的经济和体制的特征来寻求原因。在中国主要是产业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农业部门生产力发展滞后，农副产品长期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和工业部门需要（特别是在80年代末）。其二是工业部门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严重脱节，加工工业相对过剩，而能源材料工业严重短缺，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其三是在某些部门投资过量的同时，某些部门投资则明显不足。首先是农业投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行业，农业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时有下降，我国农业所得到的资金支持与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极不相称。其四是非物质生产行业基本建设投资也存在着内部结构失衡。1985——1992年基建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年平均增长27．4％，增长最慢的是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年均增长为7．2％。总的说来，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表现为价格不能完全给企业和消费者传递准确信号，因而价格信号对资源分配起不到应有的导向作用。同时，由于市场缺少风险机制，结果仍然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达到有效组合，资产存量也无力调整，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衡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结构型通货膨胀。2．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几点启示。由于通货膨胀是商品经济运作失衡的共有现象，它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特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出现的通货膨胀无一不是商品经济运作严重失衡的结果。因此，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状况及特点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有助于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笔者认为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第一，明确控制通货膨胀的首位目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改革推进和物价稳定三者之间之关系。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治理通货膨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引起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的改革（如价格、工资改革等）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而对于有利于抑制需求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如金融、财政、税收、投资体制的改革等）则应加快。1996年，我国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胀率控制在6．6％，“软着陆”的努力已初步实现。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通胀教训告诉我们，急于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有可能把加速发展等同于上速度，而为了加速增长就盲目投资，形成投资膨胀，从而带来通货膨胀。因此，如何解决好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致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第二，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投资与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表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因此，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应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政策，其具体对策就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是对引起投资需求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确保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二是坚持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削减社会集团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四是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第三，实行适度扩大的货币政策，造就增加社会有效总供给的良好基础。从供给方面看我国通胀的成因在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总需求的扩张速度。因此，在抑制总需求扩张的同时，要大力增强总供给的生产能力，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确保物价的长期稳定。为此，一是要增强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提高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货币供给量在增加总供给、抑制总需求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二是要加强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三是推行倾斜或重点投资政策。通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货币流通是否正常与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说明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只要我国能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放宽信贷，坚持执行1996年初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M1年增长18％、M2年增长25％的货币增量计划，那么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第四，实行对工资、物价控制的收入分配政策。合理分配收入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为了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一是必须扭转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的格局，使职工收入做到公开化、货币化和规范化，逐步减少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照顾，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明确规定并实行实际工资增长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正确确定工资与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合理比例，避免工资及利润对资产的侵蚀；三是健全和完善企业工资和奖金的使用办法，加强对企业财务和工资基金的全面监督，堵塞生产基金向消费基金转化的各种渠道；四是接受90年代价格放开的口子偏大对物价上涨的影响占80％以上的教训，要切实实行定价合理和比价合理的原则，要求定价采取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的定价方法，并规定最高限价；同时制定合理的比价原则，避免价格轮番上涨和不合理的收入集中，特别是对于在需求压力下最易涨价且供给弹性低的基本消费品，应采取严格的价格管制，保障这类产品的价格稳定和供应；五是建立和完善对个人收入财产的累进税制度，以限制高消费倾向，并相应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第五，加大治理流通秩序的力度，适当扩大进口，利用国际市场平抑国内物价。目前，我国流通秩序混乱，反映了我国尚缺乏在市场经济中调控物价的有效机制。因此，一方面要真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明与社会道德，鼓励合法的劳动致富和正当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法规建设，严格执行反垄断法、专利法等法规，从法制上保证经济良性运转，流通秩序井然。此外，要根据国内商品供求情况，对某些严重短缺的商品可通过扩大进口，缓和国内供求矛盾，利用国际市场来平抑国内物价。第六，把需求管理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结合起来，治理结构型的通货膨胀。技术进步缓慢和产业结构失衡也是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是1992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特点。有资料表明，在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不少省、市把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冶金列为支柱产业，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这样搞下去，必将出现新一轮投资规模更大的重复建设，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对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并非以单纯降低通货膨胀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只有不断地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从而保持经济的良性发展。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政府的一项正确决策，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复杂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那么，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我为您分享。 　　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政府的一项正确决策，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复杂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但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加以分析，进而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消费需求并未有效放大，商品零售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改变。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针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下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减少，手中无钱谈何消费，仅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无法增加农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继续拉大，就使得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迟缓。目前城市消费已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消费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要扩大消费就必须面对拥有九亿农民的农村市场，而积极财政政策中涉及农村的太少，国债项目只不过是农村电网改造、退耕还林还草等，资金投入少。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在企业改制、机关减员等改革风险以及对未来生活“不可预知风险”的压力下，消费愿望受到抑制。增发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受益者90%是城市。再加上提高工资，增加失业金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费发放等措施，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主要增加了城镇居民收入。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下岗、失业的仍在发展，居民存钱防变、防难意识有增无减。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增加。这些居民已习以为常的生活依赖条件的变化，使居民认为未来生活变数太大。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威胁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 　　其次，国债项目投资一元化倾向严重，配套资金货币投入少，实物投入大，民间投资并未扩大，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受到一定制约。究其原因主要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在积极财政政策国债资金项目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与公益事业相关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侧重于社会效益，项目自身经济效益甚微，甚至设施运行费还需要今后财政负担。因而使得国债项目中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地方转贷资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以及地方各种形式配套资金。国债项目安排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适于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但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民间投资。同时由于当前市场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市场变化较快等因素，企业很难选准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于是企业资金就更多的采取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问题，导致了积极财政政策难以迅速带动民间投资。据统计，国债项目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扣除政策性银行贷款、地方政府预算内外拨款以及地方政府以土地、减免税费、以原有设备投资、以当地出劳力代投等形式投入的配套资金，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等其他投资很少介入。 　　第三、金融政策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力度不够，调控效果不明显。近三年来，中央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先后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和再贴现率，主要是力图刺激投资、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促进和带动经济增长。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对市场利率并不敏感，预期的反应较为迟缓。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推出了居民购房、购车等新消费贷款，但由于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热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轿车的价位与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差距甚远，所以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即使银行多次降息，居民仍倾向于储蓄和持有货币，因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较弱。 　　第四、国债投资在项目确定、施工进度、项目效益等方面存在问题。首先，国债项目安排点多面广，使有限资金不能集中于重点城市和重点项目。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各级政府和计委在申报和安排国债项目时，大多以为本地区多争取国债资金并兼顾到各地市、各部门的项目和利益平衡为出发点，为照顾面，将一些前期工作不完备、配套资金不落实的项目申报并安排了国债资金。如某省1999年的66个国债项目，分布于全省各地、市、县，而且在申报国债项目时有23个未完成可研和初设。其次，国债资金下拨迟缓，工程项目大多不能按国家计委下达的投资计划如期完工。上述66个国债项目共获取国债资金19.2亿元，但至2000年8月末未拨付项目建设单位资金达3.6亿元，更有甚者1998年国债资金尚有3500万元滞留在主管部门。还有8个项目按国家下达计划应于2000年7月前交付使用，但仍在建设中。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投资计划下达晚，资金到位慢制约了工程进度，如1999年国债项目国家计划下达始于当年8月，中央财政资金下拨始于9月，只有一个季度的施工时间，年度投资额难以完成。 　　最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导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紧张，偿还债务风险加大。一方面中央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在加速膨胀。1998年中央财政赤字900多亿元，发债额6500亿元;1999年赤字增至近1800亿元，发债额4000多亿元;2000年赤字高达2500多亿元，发债额4000亿元。中央财政面临着还债高峰，1999年中央财政还本付息金额达2300亿元。另一方面，增发的长期国债中有很大部分通过转贷形式交给地方有偿使用，而项目又大多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甚微的公共设施，地方财政承受还本付息的能力令人担忧。还以某省为例，1998、1999两年共使用国债转贷资金36.7亿元，2000至2005年共须支付转贷资金本息18.38亿元。如果再加上每年新增数额，金额将超过25亿元，考虑政府本身已有的内外债，还债数额将超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额，财政收支压力大。 　　积极财政政策问题的建议 　　首先，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应加大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以及高科技产业投入，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这些项目的资金投入有利于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因能得到效益的保证，也必然会带动国有企业和社会民间投资，银行贷款也会相应跟上。继续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扩大院校教学和住宿规模，招收更多学生，这样既解决大量待业问题，又能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教育消费是现在的热点，居民在这方面舍得花钱消费。金融政策方面要调整信贷政策，积极开展院校建设贷款、上学贷款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另外，在安排国债项目时要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多安排一些小城镇建设、生态农业、贫困地区乡村公路建设、山区造林项目，赈灾扶贫工程，为农村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为目标的扩大需求的政策，在我国目前可能会取得比投资拉动政策更好的效果。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对居民支付的改革费用进行适当的货币化补偿，以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进而刺激消费。同时以此提高部分企业的经营效益，并进而增加职工的收入等，从而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另外，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应考虑对农民按其耕种的土地予以适当的财政补贴，籍此提高农民收入，扩展农村消费市场。 　　第三、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十分必要的，但应当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担当。因为地方政府能够更清楚地分析各个项目之间的机会成本或比较收益，也会慎重考虑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相应确定重点项目，并且施工组织和管理也更直接和便利，达到既缩短工期又降低工程成本的目标，而且社会公众也能够更透明地予以监督和评价。 　　最后，扩大需求政策应当着眼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目前我国的就业压力已经比较大，其中包括农村流入城市、国有经济停产待业以及政府机关下岗分流人员等等，因此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促进和保证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居民才能感到未来生活稳定有保障，并消除消费心理压力，逐渐增加信用消费，形成持续有效的消费需求，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建议在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可否考虑增发专项社会保障国债，为社会养老基金、失业基金等筹集长期资金。 　　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报告要点 　　 政策层定调2019年年内的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以稳增长，同时央行已经宣布降准，银行体系流动性得到补充。若2019年4季度财政支出有所增加，四季度内资产荒局面是否会有所转变？信贷增速会大幅度走升吗？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财政扩张可以“稳增长”，但依旧没有解决目前“资产荒”的问题，信贷增速大规模反弹预计不会出现。 　　若2019年4季度财政支出有所增加，四季度内资产荒局面是否会有所转变？信贷增速会大幅度走升吗？本文详细的梳理了全球范围内的“财政-货币”协同实践经验，而目前恰逢中国“积极财政”与央行降准同时出现，因而信贷增速能否在四季度反弹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全球经济体均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令全球政策层发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美、欧、日、中的经济增速与无风险利率均产生了趋势性下降，同时，货币政策上的宽松也从未停止。回顾美国日本的经验，“财政-货币”协同对支持经济增速有一定帮助。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甚至通过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来创造总需求是美国日本的“财政-货币”协同路径。观察美国两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我们发现单一的货币刺激往往效力不足。 　　 货币政策在私人部门经济活动不活跃的时期遇到了困难，但我国并不完全具备“财政货币化”的条件。 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困扰着各个主要经济体。因此，“财政-货币”协同问题开始被大家重视。但常规意义上的“财政-货币”协同更依赖于私人部门去杠杆背景以避免大规模的财政挤出。中国目前下行的信贷需求指数与3季度不亮眼的金融数据都说明中国信贷促进措施在面对信贷需求问题时均有无法解决之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中国私人部门已经进入去杠杆进程，因此“货币支持财政”这一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值得商榷。 　　 四季度宽财政预算空间有限。 多个省份公布的四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中，暂无新增内容。 其次，假若四季度政府选择加杠杆融资，会面对一定的“挤出效应”。 财政政策扩张可以在总需求弱化的时期为经济提供消费、投资需求，但如果财政扩张的承诺是暂时的，财政扩张在当期的购买就会改变私人部门的跨期决策，引发财政的“挤出效应”。 最后，积极财政项目投放则需要解决信贷配套问题。 虽然2019年以来地方债发行与财政支出双双前置，但由于社会资金的参与度不够，基建投资仍难未明显好转，这也是当前专项债高增而基建和经济双双疲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债市展望： 我们认为，如果四季度要实现财政扩张，需要财政政策在地方项目上发力：但收入侧在预算空间和发债余额上有所承压，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也是一大难点。首先，四季度宽财政预算空间有限；其次，假若四季度政府选择加杠杆融资，则会面对一定的“挤出效应”；最后，积极财政项目投放则需要解决信贷配套问题，但专项债作项目资本金的项目覆盖不广泛。 我们认为四季度宽财政的变化大概率不会改变优质资产缺乏的局面，对信贷需求的判断依旧以中性为主，依旧重视观察13%的信贷增速判断(由降准金额推算)。综上所述，我们维持前期判断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区间在2.8%~3.2%的判断。 　　 正文 　　9月4日，金融委会议提出“金融部门继续做好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相关工作”；同期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按规定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政策层定调2019年年内的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以稳增长，同时央行已经宣布降准，银行体系流动性得到补充。观察公共财政支增速与信贷增速的关系：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公共财政支出增速与信贷增速似乎近来出现了一定的相关性。那么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较为火热的“财政-货币”协同问题值得研究(“财政-货币”协同在弱需求时期的成功使得相关讨论较为火热，包括布兰查德《公共债务与低利率》、伯南克“直升机撒钱”理论等。这也使得部分声音认为在财政投放的大力支持下，四季度信贷有望实现反弹)。 　　若2019年4季度财政支出有所增加，四季度内资产荒局面是否会有所转变？信贷增速会大幅度走升吗？我们认为：首先，2019年四季度财政预算内赤字空间有限，预算外举借地方专项债的额度也有限，政府在四季度大幅加杠杆有一定阻力；其次，若四季度通过政府加杠杆与财政项目发力的方式稳经济，政府加杠杆会引起银行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财政项目发力效果需要关注，但仍需要解决社会资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我们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财政扩张可以“稳增长”，但依旧没有解决目前“资产荒”的问题，信贷增速大规模反弹预计不会出现。 　　 为何关注“财政-货币”协同问题？ 　　 全球经济体均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令全球政策层发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美、欧、日、中的经济增速与无风险利率均产生了趋势性下降，同时，货币政策上的宽松也从未停止。日本、美国、欧盟纷纷触及零利率下限，但经济并未恢复长期增长。随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行动，日本央行的QQE+YCC(量化加质化货币宽松+收益率曲线控制)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计划均未明显奏效，单纯的货币政策似乎无效。而长期低于经济增速的名义利率也令发债的成本不断被稀释，财政扩张主导的经济刺激似乎变的越发有利可图。 　　 回顾美国日本的经验，“财政-货币”协同对支持经济增速有一定帮助。 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甚至通过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来创造总需求是美国日本的“财政-货币”协同路径。观察美国两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我们发现单一的货币刺激往往效力不足：美国仅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存在降息政策+联邦财政大额赤字的“财政-货币”协同，而2017年特朗普减税计划则遇到了美联储的加税周期，使得该轮财政刺激并未实现持续的经济反弹。 　　日本在“财政-货币”方面始终走在前列。为了提高日本通胀和改革日本经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的12月射出了“三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改革经济。尽管“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确有效果，每一轮财政放松也都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上行，但日本至今并未放弃财政正常化的努力。这种政治上的反复使得刺激效果不佳：日本政府宣布10月1日起，日本将消费税税率从8%提高至10%，这再次增加了居民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不安，并开始消解前期财政扩张的努力。 　　 货币政策在私人部门经济活动不活跃的时期遇到了困难，但我国并不完全具备“财政货币化”的条件。 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持续降息、投放回购)抑或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购买计划、QE)均可以补充银行体系资金，但便宜的信贷供给并不意味着信贷增长。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困扰着各个主要经济体。因此，“财政-货币”协同问题开始被大家重视。 但常规意义上的“财政-货币”协同(财政政策借由货币当局购债发力)更依赖于私人部门去杠杆背景以避免大规模的财政挤出。 中国目前下行的信贷需求指数与3季度不亮眼的金融数据都说明中国信贷促进措施(小微信贷促进、LPR改革)在面对信贷需求问题时均有无法解决之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中国私人部门已经进入去杠杆进程，因此“货币支持财政”这一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值得商榷。 　　 四季度的财政扩张能否拉动信贷？ 　　我们认为四季度如果要实现财政扩张，可能需要财政在地方财政项目上发力：但收入侧在预算空间和发债余额上有所承压，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也是一大难点。 　　 四季度宽财政预算空间有限。 “财政-货币”协同要求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直接增加政府支出，而我国目前预算内赤字余额已然不多：全国人大财经委批准2019年中央政府预算财政赤字规模2.76万亿元，截止8月财政赤字规模已达到2.18亿元，仅剩余5800亿元额度。预算外部分，根据财政部数据，目前全国36个拥有发债权的地方(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北京、辽宁、大连、上海、浙江、宁波、福建、江西、广东、深圳、广西、四川、新疆、厦门已经完成了今年新增债券发行任务。根据各省份公布的政府四季度债券发行计划表数据，包括宁夏、四川、浙江在内的多个省份暂时还没有新增专项债发行内容。因此，即使四季度提前发行2020年专项债，债务总额也可能有限。 　　 假若四季度政府选择加杠杆融资，则会面对一定的“挤出效应”。 财政政策扩张可以在总需求弱化的时期为经济提供消费、投资需求，但如果财政扩张的承诺是暂时的，财政扩张在当期的购买就会改变私人部门的跨期决策，引发财政的“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9月24日，易纲行长表示“我国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不急于效仿其他国央行的大规模降息或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我国货币投放机制依然以银行为核心，而央行释放准备金、银行再购债这一路径与美日的“财政-货币”协同路径不同，二者不可直接类比： 因为银行的配置行为会挤出银行的信贷，观察2014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发现，银行持有的利率债同比与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呈现负相关，挤出效应在近期银行系统准备金相对不足的时期更明显。同样的，观察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与各项贷款增速的关系：2017年下半年起二者就有比较明显的负向相关关系——目前中国的政府加杠杆进程的确对信贷增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故而我们认为财政四季度加大规模举债收益较小，出现的概率也较小。 　　 积极财政项目投放则需要解决信贷配套问题。 我们在前期专题《债市启明系列20190814—沉寂的基建能否重振旗鼓？》中曾指出，虽然2019年以来地方债发行与财政支出双双前置(虽然支出慢于发行，后述)，但由于社会资金的参与度不够，基建投资仍难未明显好转，这也是当前专项债高增而基建和经济双双疲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进入2019年以来，财政存款始终保持对较高的位置，这就是财政支出发力有所困难的表现：社会资金不愿参与，那么信贷需求自然无从谈起。 　　 专项债作项目资本金是信贷的利好政策，但目前覆盖不广。 2019年6月，《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明确专项债可作重大项目资本金；9月国常会明确将专项债可作资本金的项目扩展到10个领域。由于专项债涉及项目往往资质较优，该政策无疑是对信贷投放的一大利好。但依据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目前全国共有9个项目将专项债资金用作资本金，总额度仅68亿元，总体来看这一模式覆盖面仍不广。其次，截止2019年9月，全国共发行新增地方专项债供给21297.3亿元，已经基本达到了年初定下的发行目标。而上调今年新增专项债限额的流程复杂，收益相对有限，故而我们预计“提前下达部分专项债额度”并非意指四季度专项债将有大额度的新增。预计四季度预算外财政发力的空间不大。 　　同时在目前看来，中国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处于缓慢加杠杆和边际去杠杆进程中，2019年迄今的财政发力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带动私人部门的支出增加，挤出效应可能更占主流，这可能说明“财政-货币”协同生效所需的私人部门去杠杆背景可能并没有在中国出现。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财政扩张可以“稳增长”，但依旧没有解决目前“资产荒”的问题，信贷增速大规模反弹预计不会出现。 　　 债市展望 　　我们详细的梳理了全球范围内的“财政-货币”协同实践经验，而目前恰逢中国“积极财政”与央行降准同时出现，因而信贷增速能否在四季度反弹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四季度要实现财政扩张，需要财政政策在地方项目上发力：但收入侧在预算空间和发债余额上有所承压，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也是一大难点。首先，四季度宽财政预算空间有限；其次，假若四季度政府选择加杠杆融资，则会面对一定的“挤出效应”；最后，积极财政项目投放则需要解决信贷配套问题，但专项债作项目资本金的项目覆盖不广泛。我们认为四季度宽财政的变化大概率不会改变优质资产缺乏的局面，对信贷需求的判断依旧以中性为主，依旧重视观察13%的信贷增速判断(由降准金额推算)。综上所述，我们维持前期判断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区间在2.8%~3.2%的判断。 （文章来源：明晰笔谈） 郑重声明：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在敲定2017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这一基本走向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运作方向。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2017年国家财政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2017年国家财政政策 　　在敲定2017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这一基本走向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运作方向。显然，财政政策接下来所能扩充的想象空间无疑要大得多;不仅如此，财政政策集中面向实体经济领域，有乘数效应，对未来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愈加直接与更为直观。 　　财政政策必须走到前台 　　观察发现，过去两年央行普降存款准备金率4次，降息5次，但经济增长却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表明货币政策已经遭遇边际效益递减。鉴于基础性货币的存量已经十分庞大，货币政策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已相当有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必须走到前台。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在过去5年以年均3.64%的速度递减，2016年11个月再度同比降速1.9个百分点，这一状况无疑约束了财政政策尤其预算支出能力所能拓展的积极空间，政策的力度只能转向依靠赤字的路径上来。 　　按照财政预算法案，2016年我国赤字率为3%，但3%只是国际公认的财政赤字率安全上限，而基于过去30多年我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存量以及波幅并不剧烈的经济运行生态观察，即便略超3%的赤字水平也不会构成很大风险。2017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极有可能再往上浮动0.5个百分点，其中最有可能的选择路径是，在发行国债的同时，重点加大地方债的发行力度，即在2016年新增1.18万亿元的基础上，地方债增量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相应的，地方债置换规模也将突破5万亿元。这样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维系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20%的增长速度，对6.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构成平台支撑。 　　适度提高赤字率也是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提供必要的支持，而降低税费也是体现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内在要求。继全面推开“营改增”之后，下一步最有可能降低的是工商业增值税税率。目前工商业增值税税率为17%，而服务业增值税税率为6%，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明显高于服务业。虽然增值税税率的调降幅度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未来分步下调至10%还是极有可能的。与减税相比，降费更有想象空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除了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物流成本外，重点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政府繁多的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社会保险费用等等。2015年“营改增”减税2000亿，2016年减税5000亿，再加上已经启动的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措施，保守匡算，即便是2017年不增加减税降费新举措，减税降费规模也将达到7700多亿元。 　　财政政策 　　不拘囿于公共财政范围 　　当然，财政政策的积极有效并不拘囿于公共财政范围，放大PPP等社会融资的能量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在用好1800亿元的国家级PPP引导基金的同时，针对民间资本的投资的预期管理将进一步加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这无疑给社会资本参与PPP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意味着，作为替PPP护航的重要的力量，有关PPP的立法在2017年将提上议事日程。另外，财政部也明确禁止地方政府不能以PPP变相发债融资，同时提醒民间资本或有债务并不属地方政府偿债范畴，这有利于民营资本隔离投资风险。重要的是，按照参与标的，PPP项目也不会停留在市政建设和交通领域等基础设施领域，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投资环境不断为政策热度所烘暖，投资动能日渐为制度改良所激发。如果说2016年是PPP机制的蓄势与蛰伏之年，那么2017年必定是民间资本的发力与加码之年。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PPP全部入库项目10471个，总投资额12.46万亿元，实际落地率达26%。另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至9月，PPP入库项目及投资额月均分别增加386个和0.48万亿元，表明PPP项目需求正在不断加大。据此，我们判断，2017年PPP落地规模将显著高于2016年，预计为2万亿元至3万亿元。公共财政所催生的乘数效应可见一斑。 　　必须使资金配置 　　精准发力 　　由于财政预算的运筹能力受限，同时赤字率还会产生不小的偿还成本，并且民间资本投资更注重商业回报，因此，作为财政政策积极有效的题中之义，就是必须使资金配置能够精准发力，在彰显公共服务职能作用的同时，也能清晰地反映市场化的收益预期。本着这一原则，未来在进一步“补短板”以及适度加大铁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资金供给的同时，财政政策会向涵盖棚户区改造与地下管廊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同时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财政政策也定会向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与退耕还林还湖还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不过，在资金配置上，城市基础设施可能采取以公共财政为牵引并吸收社会资本大规模加入的方式，而由于商业预期不明，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 　　资料显示，在2015年完成了580万套改造和2016年改造完成600万套的基础上，为期三年的1800万套棚户区改造已是目标在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将从地上转向地下。目前我国城市排水管道总长度约50万公里，地下管廊长度却不足1000公里，不仅现有承载与消险能力薄弱，更不能满足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需要。据测算，仅“十三五”期间，我国地下管廊建设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相应所能产生的市场需求将超过6万亿元，这仅是为期5年的旧网改造所能产生的市场拉力，一俟10年后城市地下管廊全部完善，最终所带来的投资倍增效应更是值得期待。按照住建部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产业产值将达2000亿元、年均增速达20%的量化目标，由此将激发与创造出可观的市场需求。 　　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2月29日，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这次会议将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透露来年财政政策动向，这涉及20多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分配，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而11月新任财政部部长的肖捷，也是首次主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这也让这次会议内容成为市场焦点。 　　肖捷在总结回顾了2016年财政工作后，开始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七大任务。 　　其中，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排在首位，这意味着财政工作将把稳增长放在首位。 　　稍早时候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2017年财政政策定调为“积极”，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此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落实这一部署，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在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滑，减税降费力度加大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支出规模，这透露出明年财政赤字率有望继续扩大。根据年初预算报告，今年(一般公共预算内)财政赤字率为历史最高的3%，接受第一财经采访多位专家认为2017年赤字率将突破3%。 　　最近一段时间，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此次会议给出了明年减税降费大方向。 　　肖捷在此次会议给出了明年减税降费五大要点：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大减税效应。研究实施新的减税措施。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落实好其他已出台减税降费政策。 　　无疑，明年新的减税措施最令人期待，而政府性基金和收费的清理规范则更关键。营改增在今年实现了5000多亿元的减税目标后，明年减税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减税降费外，还有支出。 　　肖捷表示，2017年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合理安排收入预算、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确保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实际支出规模扩大。增加的支出，主要用于保障重点领域开支需要。 　　问题来了，增加的支出将用于哪些重点领域?答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五大任务。 　　财政部明年工作第二大任务，就是贯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推动解决供需结构性失衡。而首要就是支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重点任务。 　　2016年财政部设立了千亿规模的去产能专项资金，通过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来推动去库存。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大幅增长，来支持补短板。 　　2017年这些方面还将继续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 　　肖捷表示，继续支持做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支持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并进一步加大统筹使用力度，全面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支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等等。 　　明年财政工作的第三大任务，就是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涉及财税改革内容很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个税改革。肖捷表示，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 　　此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2017年个税改革方案有望公布。下一步个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的同时，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 　　第一财经记者此前从一位熟悉个税改革方案的人士处了解到，未来针对中低收入者的减税方案主要是在现有基本扣除的基础上，考虑增加专项扣除项目，比如子女教育项目、住房贷款项目等，而且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 　　除了个税改革外，肖捷还提出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配合做好烟叶税等税收立法工作。起草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今年水资源税在河北率先试点，明年试点范围将扩大至其他省份。烟叶税有望从条例升级为法律。环保税已经获得通过，具体细节问题还需环保税实施条例来明确，以确保2018年环保税正式实施。 　　除了上述税制改革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也将继续深化，比如预算法实施条例将加快修订等。 　　另外，财政部还将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研究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明年财政工作会议剩下的四项重点工作，分别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有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年度预算任务;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确保财政可持续;深化国际财经合作，服务好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大局。 　　在备受关注的地方债问题上，肖捷表示，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妥善处理存量政府债务，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工作力度。加强对地方落实债务管理制度情况的监督。加大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和问责力度。深入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加强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

1、 ？ 答：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区别：一、从定义上来说，购买性支出直接表现为政府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或用于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属于政府各部门的事业费，而转移性支出则与此不同，它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 二、经济分析定义：1、影响收入分配、生产和就业，购买性支出对社会的生产和就业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影响是间接的，而转移性支出则不同；2、对政府的收益约束，在安排购买性支出时，财政活动对政府形成了较强的约束力，而转移性支出由于政府无十分明确和一以贯之的原则可遵循，则对财政活动对政府的约束很软；3、购买性支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是很硬的，而转移性支出则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是很软的；4、在财政支出总额中，以购买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的财政活动，执行配置资源的职能较强，以转移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的财政活动中，则执行收入分配的职能较强。 联系：一、二者都表现为资金从政府手中济出； 二、二者都体现政府的财政职能； 三、二者都对社会生产和就业产生影响； 四、二者都对政府的效益及对微观经济主体预 力算产生约束。 2、 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 答：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 债务融资是当收入不足以弥补开支时政府向公众借钱，也就是发行国债。 货币融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借贷或透支；另一种是间接方式，即财政部向公众出售国债，随后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即中央银行将债务货币化了。这两种方式在体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政府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 3.资产阶级财政学说的三阶段各是什么，代表人是谁？ 答：第一个阶段，古典时期，代表人是亚当斯密。 第二阶段，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特色的时期，代表人物是梅纳德.凯恩斯。 第三阶段，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拉弗。 4.国际重交税的减除方法都有哪些？ 1. 扣除法， 2. 免除法， 3. 抵免法。 5．国债的规模指什么？ 三层意思：一是两年发行国债的累计余额； 二是当年新发行国债的总额； 三是当年到期需还支付息的债务总额。 6．填空： 1） 国债的发行公式有公募法，承受法，出卖法，支付发行法，强制摊派法。 2） 国家预算法有三种类型即权责法，组织法，程序法。

按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即按照财政支出是否能直接得到等价的补偿进行分类，可以把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也称消耗性支出，是政府用于购买为执行财政职能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包括购买政府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要的商品与劳务的支出和购买政府进行投资所需要的商品与劳务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基本上反映了社会资源和要素中由政府直接配置与消耗的份额。转移性支出指政府无偿向居民和企业、事业以及其他单位供给财政资金。是指政府按照一定方式，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单方面转移给居民和其他收益者的支出。转移性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构成，体现的是政府的非市场型再分配活动。扩展资料：财政支出的作用1、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各级政府政权建设的支出，如行政管理、国防、外交、公安、司法、监察等方面的支出。2、维护全社会稳定，提高全民族素质，外部社会效应巨大的社会公共事业支出，如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扶贫等方面的支出。3、有利于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改善，具有巨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如水利、电力、道路、桥梁、环保、生态等方面的支出。4、中国目前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还应有必要的调控，财政也要留有一定的财力，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当的干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财政支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转移性支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购买性支出

财政政策：①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②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③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④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⑤财政信用。是国家按照有偿原则，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一种再分配手段，包括在国内发行公债和专项债券,在国外发行政府债券,向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以及对预算内资金实行周转有偿使用等形式。⑥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⑦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货币政策：运用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七个方面：第一，控制货币发行。第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第三，推行公开市场业务。第四，改变存款准备金率。第五，调整再贴现率。第六，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直接信用管制。

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态势，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保持和促进社会消费、投资需求的适时适度增长，除了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外，还需有针对性地调整当前的相关财政政策。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国家财政分配和再分配的状况及其政策取向，对于社会消费与投资需求的规模和结构，从而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制约。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财政收支规模增长迅速；但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对经济社会稳定及发展的“瓶颈”性制约现象也日渐突出。从现实情况看，这种财政“瓶颈”，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经常性收支方面的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一国财政的经常性支出，是有效履行国家（政府）职能的基本财力需要，也是安邦定国的必要财力保证。近些年来，政府管理部门和公检法机关的行政经费欠缺，本应由国家预算解决的教材文卫、公用及其他事业单位的经费紧张，不少地方甚至连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成为问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府职能“缺位”，由此而诱发的“三乱”（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和行为扭曲等，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不足有直接关联。二是国家财政调控上的“瓶颈”制约。这方面的突出问题又主要有三：1、政府投资调控上的“瓶颈”制约。即由于财政困难，使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地非正常下降，从而弱化了政府的投资调控功能。国外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一般应占社会总投资的20％~25％左右，而在我国1995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来源于国家财政的投资仅占3.1％。2、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纵向平衡方面的“瓶颈”制约。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采取了照顾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办法。这种过渡性的、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数额，高达近2000亿元左右，且对各地财政能力差异的平衡作用十分微弱。而自1995年实行的较为规范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则因其投入的财政资金数额很小，亦起不到多少纵向平衡的作用。就是说，中央政府因其可支配财力上的“瓶颈”制约，故使其现有的财政纵向平衡、纵向调控能力较弱，既不利于为全国各地提供大体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对各地公共投资需求的平衡与满足，造成了不利的影响。3、对无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财政“瓶颈”制约。随着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下岗及失业职工的人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将在近期内变得十分突出。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这一类再分配问题的解决，包括对下岗、转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对职工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和必要购买力的维持等，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强力支持。而当前我国的财政状况，则与这种财政政策干预和收入分配调节的现实需要相矛盾。很明显，上述这些紧迫的财政“瓶颈”制约问题，如不能尽快得到有效缓解，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和基础性的障碍。这方面的总体思路是：从切实加强国家财政实力中“增”一块。即通过切实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数量，以提高其对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支撑力。从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移”一块。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通过解决财政职能的“越位”问题，为加强和改善财政的投资地位腾出必要的财力。从减少农民和各类企业繁重的“非税”负担中“促”一块。即通过切实解决农民、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的非税重负，以增强其投资和消费需求能力。从加快建立政府间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中“调”一块。即通过打破当前以保护各地既得利益为主旨的税收返还办法，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提高国家财政平衡和调控区域投资需求的能力。从适度适量增发国债中“用”一块。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扩大需求中的引导与刺激作用。具体地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为了保持适度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似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紧迫问题，即采取如下的财政对策：（一）尽快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提高财政对社会需求的调控能力。这可以说是振兴我国财政、缓解和消除财政“瓶颈”的一个核心内容与基础性环节，也是缓解与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的一个必要的“固本”之策。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又主要有三：1．尽快改变国家财力分配过度分散的不正常局面，增加财政的可支配财力。造成我国近些年来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的原因，固然与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联，但国民收入和财政分配格局的失调与扭曲，也是一个带基础性的成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力分配向地方、部门、和居民的过度倾斜，不仅形成了财力分配和使用上的散、乱局面，也使国家提高“两个比重”的努力因缺乏可资动员、可供支配的财力基础而屡屡受挫。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分散面广、数额巨大的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各种收费和基金挤占税收及侵蚀税基的问题。其结果，不仅使很大一部分规范的国家税收收入即所谓预算内收入，变成了非规范或不甚规范的预算外收入，从而减少了国家的可支配财力，而且使这些“费”或“基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财政的运用与监督范围之外，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往往给某些财经违规乃至腐败行为开了方便之门。事实和资料显示，当前在中国的不少企业已经出现了“费”大于税的情况，一些地区也出现了非税收入的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税收收入增长规模与增长速度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税收收入“缺位”和非税收入“越位”的状况，不仅已对国家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和我国财经状况的好转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也极大地损害或降低了农民、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能力。其中，特别是在住房建设中，由于各种名目繁杂的附加收费过滥、过多、过高，从而成了抬高房地产价格和抑制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大力整顿和规范预算外收支，改革税费制度，已迫在眉睫。诚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但从统筹安排、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有效利用有限财政资源，从而有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2．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中国的迫切需要来看，积极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都是积极开拓财政性投资来源、保证和加大国家财政的基础性建设投入、缓解“瓶颈”产业制约、从而在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增强国家财政稳定和发展功能的一条有效途径。在这方面，特别是日本已实行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与政策，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经验。无论从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还是从长远的战略考虑；亦无论是从解决我国财政性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还是从强化国家财政宏观调控与经济稳定功能的角度来看，逐步摸索、推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投融资政策，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3、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切实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的主渠道是税收，因而不断优化税制，充分挖掘税收潜力，就成了增强国家财政实力的重要环节。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1993年各地竞相扩大税收基数的基础上，1994年增加税收871亿元，1995年增收912亿元，1996年增收1100亿元，1997年又增收1114亿元。连续四年税收的大幅度增加，充分显示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基本成功。然而，尽管如此，现行税制结构（如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税源税率的进一步调整完善，一些新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利得税等）的开征，减免税的继续清理整顿等，仍然有着很大的财政增收潜力。至于加强税收征管可能带来的财政增收效应，就更是极其可观、众所周知的了。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水平，无论与经济发达国家还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即存在着提高总体税负可能性的情况，则财政增收的前景就更为明朗。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指出，如中国做好对非国有企业的纳税工作（它们是经济增长中最为迅速的部分），改进对税收征集的激励机制，制订有效的审计程序，采用计算机化信息系统，以及实行对各种逃税行为进行严厉而公平的罚款新制度等综合举措，其所能增加的税收份额，到2000年将达到GDP的6％。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比如到2020年，甚至可能达到GDP的10％。无论世行报告的可靠性如何，我国税收的增收潜力无疑是十分可观的。（二）认真调整、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就当前的突出矛盾而言，其任务或重点则可概括为三句话，这就是：调整范围，突出重点，强化支出效益约束。所谓调整范围，就是要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级财政事权，来重新规范和界定支出范围，特别是要彻底从过去那种大包大揽、惯于插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免在新形势下重蹈超负荷运转、越位运转的覆辙。通过这种调整，就可用退出某些领域和项目、削减部分财政支出的办法，来达到同时加强那些应该加强的政府投资的目的。这也是调整、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客观需要。从当前的实际需要看，这方面的要点：一是配合政府机构改革，大力整顿和压缩近年来增长过速、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二是配合国企改革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三是争取尽快退出国家财政在竞争性加工工业、一般性商业服务领域的相关支出。通过这些“压、减、退”的途径，尽快使国家财政从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矛盾与困境中解放出来，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加强其应有的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功能。所谓突出重点，就是要根据现有财力状况，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以及轻重缓急的优先次序来安排财政的支出重点。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尤其不能用撒胡椒面的办法，为后续财力安排留下窟窿、造成被动；同时也不能再用鼓励各单位、各部门、各地区通过“创收”的途径，去解决财政范围内的支出缺口问题，以免造成分配秩序的混乱和分配规则的破坏。最后，所谓强化支出的效益约束，就是要把支出效益作为财政支出决策的出发点及其归宿，坚持用必有效、有效方用的理财原则，从而在支出到位和尽力避免损失浪费的基础上，促进和保证财政收支的积极平衡。（三）切实减轻农民和各类企业繁重的非税负担，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即通过切实减轻农民、乡镇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的途径，以相应增加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为开辟我国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企业可支配的投资来源和技改能力创造条件。特别是为了使房地产开发、住宅建设真正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住宅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就必须改变当前因房地产开发、住宅建设中所承担的各种名目的收费过滥、过多，房屋成本和售价过高，致使空置房数量与年俱增，住房货币化、商品化及房地产业的发展，都迟迟不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不正常状态。（四）通过建立政府间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平衡和引导地区投资需求创造基础条件。分税制改革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各级财政的分级、分权、分税，以及政府间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前者重在解决与各级财政事权相适应的收入来源的规范化问题，但却解决不了各地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即解决不了某些地区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方面所存在的政府财力缺口问题，因而不利于实现这些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所实行的、基本上以照顾各地既得利益格局为特点的“税收返还”办法，尽管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却既不利于公平分配，又不利于某些地方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平衡。近三年实行的过渡性转移支付办法，虽然有利于克服这种不足，但又因中央财力的严重匮乏，用于规范化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极为有限（1995年仅为20亿，1996年仅为30亿，1997年计划亦仅为40亿），故对地方财政平衡的调节力度十分微弱。因此，如何逐步消除分税制改革中的旧体制痕迹（按照既得利益格局进行“税收返还”），适当加快政府间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的步伐，就不仅成了促进和保证我国地方财政实现稳固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而且将对改善各地区的投资环境，平衡和引导地区间的投资需求，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五）制定和实行积极而又审慎的国债对策。国际经验表明，正确、恰当的国债政策，是解决各国财政问题的一个有力手段。而衡量国债规模适度与否，不能只从个别的、单一性的指标出发，而必须进行全面分析，从综合性的指标显示，来作出符合实际、顺应时势、瞻前顾后的判断和结论。为此，根据世界各国衡量国债规模所采用的几个通行，睦看中国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1．债务依存度。它是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这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依靠国家借债来筹措的。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去除当年的财政支出额，再乘以100％，习惯上叫作“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二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去除当年的中央财政支出额，再乘以100％，称之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迄今为止，由于中国国债全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并由中央财政负担国债的还本付息支出，故使用后一种口径更具实际意义。对这个指标，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控制线经验数据，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掌握在15~20％为宜，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则控制在25~30％的幅度内为当。我国的资料显示，自1994年开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债务支出额]）就超过了上述的安全线，达到20.2％，1995年为22.2％，1996年为26.4％，1997年（预计）是28.2％。而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自1994年开始，也超过50％以上，1994~1997年分别是：52.41、53.28、55.61和57.77（预计数）。与国际上的经验数据相比较，如果说我国当前超过20％以上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虽然已属偏高，但还不太为过的话，那么，早已超过50％以上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显得大大“离谱”了。日本即使在财政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指标的最高值也不过37.5％而已。2．国债偿债率。它是指当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说明，国债规模需受到财政收入状况的制约，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的水平上。关于这一指标的数量界限，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应控制在8~10％的幅度以内为宜。我国的情况是：1994年前之前，由于国债发行规模较小，故国家财政的债务支出额也不大，1990~1993年的累积额也只不过1000亿元左右，每年的偿债率约在7％上下（1992年除外）。但从1994年起，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剧增，这一指标也呈陡然递增之势。1994~1997年分别为：9.6、14.2、17.7、23.3（预计值），每年所借新债中用于归还旧债的比率也不断上升。3、国债负担率。它所衡量的是当期的国债累积额占当年GDP的比重。这是度量国债规模最重要、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总体或全局来看，而不仅仅是人财政收支角度来考察的国债数量界限。国外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债累积额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45％，这与经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大致相当，即一定时期的国债累积额最多相当于当期的财政收入总额。从这一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又无比经济发达国家低得多。1989年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只有0.35％，1996年也仅为2.84％；从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百分比来看，1991~1996年分别为：5.41、5.25、5.50、5.21、5.45和5.60。4．居民的应债力。一般可表述为：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这是从居民的国债承受能力来考察的国债规模指标。当然，在居民投资意愿、投资选择、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与居民储蓄存款状况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系，但也能近似地反映居民的应债力。从年度国债发行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看，1990~1996年分别为：1.32、2.18、3.42、2.06、4.77、5.09、4.79。再从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来看，1991~1996年的情况则依次为12.8、12.1、11.8、11.5、10.6、9.87。可见，无论从哪个指标看，当前我国居民的国债应债力，都有很大的弹性或潜力。综观以上几个指标，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从反映国家财政自身“承债”能力的指标来看，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债务压力已经很大，几乎没有进一步扩增国债规模的弹性和空间；另一方面，从国债负担率和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来看（目前的GDP是国债余额的20倍，居民储蓄存款也相当于国债余额的17倍），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增又有巨大的潜力。而且，从动态趋势看，如国债的发行规模即使按现在的增长速度扩大，在未来10年内，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14％，即仍旧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债负担率警戒线。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这种极为明显的矛盾现象呢？究其缘由，根本之点就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的严重扭曲，GDP的财政贡献率过低，致使国家财政的承债能力十分有限、十分脆弱。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国家财力极度分散，预算外资金、非税收入极其庞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相对萎缩，因而大大制约了偿债能力与发债规模的同步增长，形成了扩增国债规模潜力巨大，而财政承债能力则相形见绌的矛盾结局。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策有二：1、扩大国债规模必须与集中国家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同时进行，使财政实力的切实增强和国债规模的相应扩大，做到双向协同、相辅相成。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的确不必拘泥于仅仅通过税收来取得资金，需要灵活有效地运用国债手段、国债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然而，国债又是需要还本付息的，故国债的发行规模必须顾及到财政的应变和承受能力，不能只顾需要、不顾可能与可行而盲目扩张。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进一步扩增国债规模的主要障碍，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国家财政收入或其现实的可支配财力的制约。所以，根据十五大精神，如何切实地集中国家财力，增加各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可支配收入，增强财政的承债能力，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中国今后能在提高两个“比重”上尽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通过整顿预算外资金、清理规范非税收入、加强税收征管等途径，使国家的可支配财力数量有较大增长，那国债的发行规模就能随之进行“跟进性”的更大扩增。2、国债规模的扩增要建立在国债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合理的债务的结构，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而且也有利于降低国家的筹资成本，减轻财政的未来负担，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益。根据我国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近期似应研究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比重。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是以3~5年的中期国债为主，很少有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和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这种结构单一情况，使国债缺乏选择性，很难满足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元化的要求，同时又使国家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过于集中，客观上为国债规模的扩大设置了障碍，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二是国债品种结构需进一步 多样化。如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储蓄债券的交叉运用等。这既可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又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余地，有利于使国民的应债能力得以充分释放。同时对于减轻巨额国债的发行压力，充分挖掘国债的经济功能也有很大的意义。三是调整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国债的持有者，包括中央银行、机构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和国外持有者等。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改革国债市场主要在财政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循环的格局，以利于扩展国债的发行空间。这方面可供考虑的举措，包括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和持有国债的某些限制；着力培育和鼓励机构投资者，以及有条件地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等。（六）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扩大需求中的引导与刺激作用。――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诸如灵活运用针对某些社会群体的财政补贴、主要针对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等手段，通过保障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福利水平及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防止社会购买力的过度萎缩，确保社会、人心的稳定。――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当前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全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有选择地充分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权引导我国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和产品开发、刺激出口需求。等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组合使用对产出和利率产生的影响如下：1、财政货币化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利率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在财政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宽货币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持流行性，更是为了保证政府部门的债务发行。2、货币财政化也可以节省财政支出。货币财政化下，央行通过定向投放流动性，重点梳理特定产业的信贷传导，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部分职能由货币政策承担，由于支出的主体不是政府部门，因此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增长更加温和。扩展资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1、施政主体不同货币政策：一般是指银行政策，主要是由中央银行通过价格手段或者数量手段，执行单位一般也是各个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等；财政政策：政府机构，比如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通过税收政策等在宏观调控上和供给上进行调控。2、施政对象不同货币政策：银行等金融性机构，一般政策作用于利息率，间接作用于总产量，从而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财政政策：政府机构税收单位，一般政策直接作用于总需求，财政政策具有见效快的特点。政策效果的显著性取决于乘数效应的大小，但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

对我国近期物价走势的判断杨英杰通货膨胀对一国之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已为经济理论和各国历史经验所证明。所谓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一般性的、连续不断的物价上涨现象。一次性的或间歇的、偶尔的物价上涨皆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在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中，有“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两种说法。但最终来说，“成本推动”还是可以由“需求拉上”来解释，因为“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所以说，通货膨胀几乎完全可以说是由需求拉上所致，表现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货币主义的旗手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若想控制通货膨胀，唯有控制货币供给；若想稳定物价水平，唯有稳定货币供给。一、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三个渠道货币增加从而引起需求拉上进而引起货币供应增加的变量主要有三个：一是财政赤字；二是金融赤字；三是贸易顺差。当政府财政收入收不抵支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理论上，财政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增税、货币发行和发行国债来解决。但是，增税会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对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还要受到法律程序方面的限制；货币发行意味着向央行透支或借款，我国法律上不允许；而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弥补赤字则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也是当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为财政赤字筹集资金是国债最基本的职能。资料显示，自1999年以来，我国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1.2%，一下跃上2%的台阶，在2000年至2003年的连续4年，赤字率均逼近3%这一国际警戒线，2004年稍降至2.5%。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居民个人和国外投资者等都可以购买我国国债。过去，由于我国中央银行不能直接承购国债，商业银行很少购买，国外投资者基本上不允许购买，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国债市场形成了以个人为主的持有者结构，个人持有量大约占60%以上。在1997年以前，由于某些原因，国有商业银行被严禁持有国债，自1997年以后，商业银行的国债持有量快速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显示，到2002年5月末，商业银行所持国债已占全部国债市场总量的50.2%。目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人，是我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十分充裕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大量持有国债的方式与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的经济效果并无重大区别。金融赤字是指，银行体系由于过度的信用扩张，使得其贷款额超过了其所吸收的存款。理论上，每家银行都应保留其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准备金，以供客户提取周转之用，所以其贷出去的钱不能超过其所吸收的存款。但是，如果从中央银行借款之后再贷放给其客户，或是中央银行为应付政府的庞大指出而发行太多钞票，则都会产生金融赤字。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无论利率多么低，甚至成为负利率，都没有影响居民储蓄的一路上扬，金融机构一直处于存差状态。所以说，金融赤字在我国目前暂不存在。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并不表现在加速作用上。再说贸易顺差。目前我国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贸易顺差的逐年增加也使外汇占款逐年递增。1996年外汇占款占货币供应量（M2）的比重仅为3%，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重飙升至15.8%，短短几年间增加了5倍多，尽管2004年这一比重略降至10.9%，但2004年外汇猛增，人民银行购买外汇2067亿美元，投放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268%，成为货币供应量扩大的主要原因。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分析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年份 储备货币（年末） 外汇占款（年末） 当年末外汇占款占储备货币比重（%） 当年外汇占款增加占储备货币增加比重（%）1993 13147 1432 10.89 —1994 17218 4264 24.76 69.571995 20760 6511 31.36 63.441996 26889 9330 34.70 45.991997 30633 12649 41.29 88.651998 31225 13088 41.92 74.161999 33620 14061 41.82 40.632000 36491 14815 40.60 26.262001 39852 18850 47.30 120.052002 45138 22107 48.98 61.622003 52841 29842 56.48 100.422004 58856 45940 78.05 267.63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历年）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资料计算。注：储备货币就是基础货币二、“迷失的货币”与物价水平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方程MV = PY ，两边取双对数有lnM + lnV = ln P + lnY 再求微分得dM + dV = dP + dY，如果V 是稳定的即dV = 0，那么就有dM = dP + dY，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应该等于物价变动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和。在经济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而一般物价水平增加甚少或不变甚至下降，只有一个原因，即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公众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也是一种物品，同其他物品一样，其价格也由供需双方即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相对力量决定。一般来说，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变化方向一致，关键在于相对变化率，如果二者变化率相同或相近，则物价水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二者变化率相差较大，则物价水平会有较大的变动。如果货币供给大大超过货币需求，一般物价水平便会有上涨的趋势，即出现通货膨胀；如果货币供给大大落后于货币需求，一般物价水平便会有下降的趋势，即出现通货紧缩。一般来说，货币需求长期来说处于平稳状态，短期来说变化可能较大甚至很剧烈。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分歧其实就出自于此。货币需求增加，说明一是其增加成本不高，即利率不高，若利率较高，公众会放弃持有货币而改持价格下降的证券；二是其他投资渠道不畅。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证券市场中品种不足，都对居民货币需求行为产生影响。除了储蓄之外，恐怕投资不动产是一条主要的保值增值渠道，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在于有多少投机因素，而仅仅是一种投资渠道。自1990-2003年以来的14年间，除极个别年份外，我国M1、M2 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也高于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指数之和。特别是从1996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指数之和相对于货币供给量（M2）平均高出8.1%，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数量相当巨大的货币供给既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也没有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这部分货币称为“迷失”的货币（Missing Money）。货币迷失的途径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货币化。货币经济领域的扩大将会吸收一部分货币。2、地下经济。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得出估算结果，我国目前“地下经济”大约有国民经济10％左右的规模。3、地下金融。比如农村的民间借贷问题，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3 年全国农户平均每户借款余额为1806 元，按两亿农户推算，全国民间金融规模大约为4000 亿元，而这其中大约有64%来自于民间借贷。还有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问题。4、房地产市场。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引起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频频出招，试图及早化解这一问题。由此我们不难作出巨额货币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市场的判断。5、股票市场。由于市场发育和投资者行为不成熟，我国股票市场将货币供给转化为实际投资与消费的效率低下，甚至还成为巨大的“漏斗”，造成大量货币迷失于此而没有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在我国，证券公司的资金除了一部分上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准备金以外，其余主要存放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记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同业往来”账户下。通过计算“同业往来”轧差后的余额，可以估算出1998～2002年迷失于股票市场“漏斗”的货币数量分别为：2036亿元、2209.5亿元、3478.48亿元、5317.12亿元和6660.4亿元人民币。6、银行净损失。有学者估计，我国近年来“迷失”的大量资金，有相当的部分被存放在国内金融机构的金库中，被用来支撑那些可能永远不能归还的不良贷款和日见增加的金融机构的经营费用了。7、人民币外溢和资本外逃。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逐步增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硬通货”，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币退出国内流通领域。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虽然有诸多不同的估计，但只要是从我国流出去了就会对我国的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只不过这部分资金没有经过国际收支平衡表。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率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维持在14%-16%，货币供给（M2）增长率近几年的数据分别是：2001年为19.5%，2002年为16.9%，2003年为19.6%，2004年为14.5%。2005年我国中央银行确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是15%，应属稳健政策。但问题在于迷失的货币不会永远迷失，它总会有涌出地面的一天。一旦经济形势、公众心理预期和市场供求发生变化，迷失的货币就会不可控制地冲击实体经济。虽然形成货币冲击的具体来源不同，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相似的，都会反映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因此，即使采用了力度较大的紧缩货币政策，迷失的货币喷薄而出，也会使银根紧而不缩，造成短时期内相对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商品，进而形成突发性通货膨胀，致使货币当局稳健的货币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三、结论与政策建议我们的结论是，物价水平的上涨在近一两年内很难避免。为做到亡羊补牢，必须从现在开始，要按照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和物价水平的表现，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根据以上的分析，主要从两个渠道入手，一是严控财政赤字，二是加紧改革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我们认为，严控财政赤字，不能仅仅从数量上考虑，不能认为数量下来了，就说明效果达到了。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把弥补赤字的国债使用效率提高上去，此事为当务之急。国债的多寡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其使用效率，国债使用效率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货币的价格，在国内表现为利率，在国外表现为汇率。同任何商品一样，除非按人头平均分配，政府要么控制其数量，要么控制其价格，二者不可兼得。货币当局要么控制货币供给，而听任利率和汇率依据市场之需要自行调整；要么控制利率和汇率，而对货币供给的多国放任自流。我国目前的情势处于第二种状态。金融全球化乃大势所趋，我国经济亦愈来愈多地融入国际经济之中，稳定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成长至关重要，经济稳定的主要基础和表现是物价之稳定，若想稳定物价，就必须对货币供给能有很好的控制。若想对货币供给进行合理的控制，货币当局就必须要放弃对货币价格即利率与汇率的控制。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必须由市场来决定。与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速相比，汇率制度改革顾虑重重，步伐缓慢。无论从经济学理论、国际经验还是中国的国情来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都不合时宜，也难以维系，不仅货币政策灵活性丧失，更是授人以柄。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困扰，在此轮宏观经济过热中暴露无遗。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收支持续盈余与资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货币与信贷的过度扩张，从而引起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事实表明，央行的对冲操作难以消除外汇储备资产迅猛增长而产生的货币供给。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主要针对所谓的过热行业，但整体经济的流动性过多才是真正症结所在。

黄金值钱主要是因为黄金稀有。1、黄金之所以价格昂贵，是因为开采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就是说其生产成本很高，而且数量又比多数金属稀少。2、黄金不容易损耗，硬度不高，方便切割，而且又因为贵重，所以就有了货币属性的一个特征。3、金光闪闪，璀璨夺目，也奠定了黄金和其他珠宝同等的高贵装饰价值。4、黄金在工业，化工和医疗等各种产业也是得到了很高端的应用。5、综上，黄金的需求大，储量小，又具备货币属性功能，所以价格自然高了。扩展资料：黄金投资好处：1、黄金本身属于贵重商品，金价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上升，也就是黄金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损失，保证了投资者的资产不会被通货膨胀侵蚀。2、黄金的价格在出现危机时仍能维持不变甚至稳步上升，保持了资产的价值，体现了很好的避险属性。3、黄金可24小时交易，具有良好的流通性。4、黄金价值稳定，不易贬值。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