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有哪些代表参加

万隆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今越南南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中国的代表是周恩来

南亚5国总理,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

会议的发起国和参加的国家地区

万隆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今越南南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

会议背景

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勃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了非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了殖民统治的丧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己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反映了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 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的公布，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亚非会议召开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 195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首先提议，并获得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决定在印尼召开一次亚非国家的国际会议来讨论世界局势，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以制订一个团结反帝反殖的共同纲领。这一倡议受到亚非各国的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这一切表明了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还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 帝国主义甚至利用特务搞骇人听闻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自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因飞机上被蒋帮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而坠海罹难。由于周总理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敌人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在亚非国家和平中立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经过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亚非会议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如期举行。

[编辑本段]会议召开

1955年4月18-24日，会议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在万隆隆重召开，代表着占世界面积将近1/4（3100多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人）的29个亚非国家共计3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有5个国家派代表团列席了会议。亚非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创举，正如印尼总统苏加诺所指出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历史的新的起点。 历时七天的亚非会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一，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明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指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完全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仍然是摆在当前亚非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会议坚决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各国人民。第二，会议关注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认为国际争端不能诉诸战争，而应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谴责帝国主义组织军事侵略集团，侵犯他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径。在《关于促进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任何国家都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它们的生活方式。第三，会议制定了国际社会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又是五项原则的具体化与充分体现。万隆十项原则的提出扩大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影响，促进了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建立，这是亚非会议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成就。第四，会议重视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合作，提出了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建议。这在亚非国家面前展示了确立平等互助的新型合作关系的前景。可以说，亚非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南南合作的思想，为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开辟了道路。此外，会议还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一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并要求让更多的亚非国家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使它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亚非会议的成功来之不易。亚非各国，尤其是五个发起国在倡议和筹备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东道国印尼的政府和人民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为会议成功所作的多方面的努力和热情好客的精神，是促成会议圆满结束的重要因素。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倡和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精神，对会议的顺利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亚非会议是亚非两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亚非会议高举独立、和平、友好与合作的旗帜，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隆精神。这个精神贯穿于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万隆会议的原则和精神并未过时，更没有消失，相反，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它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历史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所制定的十项原则，是稳定世界局势、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方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毅同志曾赋诗赞誉万隆精神和原则：准则昭天下，精神重万隆。

[编辑本段]会议成果

万隆会议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

[编辑本段]历史性的盛会

4月18日至24日，美丽的山城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开国元勋刘少奇为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题词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30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相当总理一级的国家领导人，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一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南非联邦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等也派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他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呼吁，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苏加诺还强调，亚非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呼声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是要建立反对其他集团的集团，而是为亚非各国、为全人类找出通向和平的道路。世界和平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亚非国家进行建设、实现社会正义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一致选举为会议主席。会议一致通过的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也将予以讨论。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将以全体会议、秘密会议和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各代表团团长还决定会议上达成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开幕式以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体会议，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某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彼此间胡锦涛主席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活动存在分歧是难免的。美国利用这些分歧，在会前、会外多方活动，使会议很难不受干扰。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就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的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一度把会议气氛搞得相当紧张，引起普遍忧虑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在19日下午发言的消息，引起会议内外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针对会议出现的情况，在大会上作一补充发言。周总理的发言被安排在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涌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周总理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求同基础，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还就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两天来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总理真挚地表示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他最后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指出这个发言是使会议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周总理的发言不仅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空一度凝聚起来的阴云，而且及时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会议，从20日到24日进入专项议程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和由各代表团代表组成的经济、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谈。后两个委员会分别讨论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两项议程，并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讨论其余的全部议程，它是3个委员会中最重要、权限最大，也是争论最多的一个。争论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问题上：第一，反对殖民主义问题。亚非国家深受殖民主义之害，对何谓殖民主义本应是一清二楚的。正如周总理所说：“再没有比西方殖民国家几百年来在亚非两洲的殖民统治更能清楚地说明殖民主义的实质。”但有些人节外生枝，对殖民主义作了奇异的和别有用心的歪曲，硬把共产主义诬为“殖民主义”，提出“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土耳其等9个国家分别提出了关于殖民主义的4个不同提案。土耳其等9国的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藉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政治委员会为此发生了很大争论，最后由主席裁决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在上述四个提案的基础上拟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在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时，政治委员会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坚持和平中立的国家主张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避免结成任何军事联盟，提出以五项原则代替实力政策；参加西方军事联盟的国家则反对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宣扬实力政策，它们把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美化成“和平的支柱”，攻击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僵持不下，会议面临危机，在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在4月23日上午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亚非国家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协议，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