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振 -
由于货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和相对保守的金融发展策略，中国金融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但是，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金融业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和困境，应该采取什么应对策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进行了专访。
《董事会》:您是位非常关注全球变化的金融监管者。目前，美国CDS市场的风险尚未完全释放，花旗集团的出路也尚未清晰，新政府的救市一揽子新政还没明朗，通缩预期弥漫……您如何评价美国及全球金融局势的最新变化？
阎庆民:从2007年4月主营次级房贷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倒闭算起，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延续了20个月，不仅至今仍未有见底迹象，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已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欧、美、日三大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衰退，并进一步波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此，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最近，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再次提出预计金额高达7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减税规模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从国内来看，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国十条”、促发展的“国九条”以及“金融三十条”等“保增长”政策和计划。尽管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危机，但此次大规模的国际经济衰退可能还会延续一到两年，同时金融业的恢复也需要一定时间。
《董事会》:受危机影响，近来外资银行连续低价套现中行、建行，您是否有所关注？您怎样看待汇金增持A股与外资减持H股的关系，中国有关部门是否应当采取对策？
阎庆民:(外资银行连续减持)还是缺流动性，加之原协议中锁定期是三年，故减持也是可理解的，因为减持以后还是大股东，不影响占股的比例。现在市场不太好，也看不准，相对来说，这个价位还可以。对策还谈不上，因为现在大家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其他一些深层次的因素。
对于汇金，从战略上讲应该对应持股，对应增持。我们其实可以持有外资银行一部分(股权)，这样大家利益栓得更紧。稀释与反稀释，增持与反增持，通过双向的合理互动，保持资本话语权，形成新的合理的公司治理阶层，我认为是有战略意义的。
《董事会》:作为曾经直接监管、参与工行、中行、建行的改革、重组和上市工作的官员，您对三家银行有何具体评价？
阎庆民:中行、建行包括工行，由于客户群、成长基础的差异，每家银行有各自的特色。相对来说，5万亿资产的建行规模小一些，我们认为，通过改革重组上市，它的运营更稳健些。
建行的客户群相对集中单一，成长的基础主要是建筑类企业，这条线比较清晰。地产类的比例也适中，包括按揭、开发类的全口径贷款，预计最多也就是1/3。
工行大量承担了84年代人行分离出来的工商信贷，这里面有一些属于禁止类的产业，有些是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这就要逐步退出，而退出过程是漫长的，会形成一些不良贷款。通过股改，我们解决了一些，但还是留下很多属于限制类的，像钢铁、电解铝。对于房地产业，工行的信贷比例不太高。
中行最早定位是外部专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多，涉及很多三资企业、进出口企业，还有部分工商类企业。这次中银香港因为迷你雷曼债券一事，香港金管局给予了盈利预警。
《董事会》:总结反思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实问题和困境是什么？需要进行怎样的进一步改革？
阎庆民: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体系建设及金融监管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问责机制建设、财务状况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为积极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水平、金融创新能力、风险管理有效性等核心竞争力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公司治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正如你们《董事会》杂志说的，中国特色的董事会如何发挥它的核心作用。
因此，需要“借危机、兴改革”，在系统反思和汲取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培育金融创新能力并加快IT系统建设等。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致力于全面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董事会》:银行业自身治理的缺失，是导致其风险控制能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刘明康主席近期说过，现在是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在目前董事会授权不到位、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外部监管的度？在当今时局下，银行业如何提高内部治理水平？
阎庆民:公司治理是银行创新发展的关键，但又恰恰是规制监管所鞭长莫及的领域，外部监管所能做的往往是强化原则导向监管，如明确公司治理原则，通过指引等向银行业推荐加强公司治理的良好做法等。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处理中心，其盈利的根本在于比交易对手占有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加丰富和完善的信息处理手段。而外部监管者始终不会比银行内部的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内容。
通过这五年的改革，银行业董事会发挥了一部分作用，但总体感觉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董事会下面的专门委员会(审计、管理、战略、薪酬等若干功能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充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有效的监管需要引导与督促银行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功能，尤其要注重发挥董事会及其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的积极作用，重点关注并评估银行董事会的结构、董事的独立性和专业素质以及尽职与否、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发挥情况等，以形成内外合力，共同提高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
这也和我们的特色有关系。党委会书记通常是董事长，董事长通常也是党委会书记，一身兼两任。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董事会》:对于国有绝对控股的大型股份制商行，在未来的银行业监管框架中，出资人会否加强对下属银行董事会运作的全面考核？
阎庆民:现在严格来说没有太多对它的考核。
与国资管理体制不同，中组部直接管理11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三家政策性银行＋中信、光大＋中投)，主要是干部管理。
对于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银行，中投作为出资人，尽管有回报，但没有办法进行百分之百的考核，只能对这些银行的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考核，衡量其经营好坏，包括资产类的贷款比例、效益类的ROEROA、成本类的成本收入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是通行的国际惯例指标。
银行是垄断、负债性的，不是竞争性的，需要中央高度垄断、高度集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对银行董事会的考核和国资委不一样，只能牺牲些效率追求安全。
《董事会》:从银行监管者角度，您一直强调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方略，还是经济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2009年银监系统工作会议之后，当前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是什么？
阎庆民:金融业是一个高负债、高杠杆、高风险的行业，对整个经济而言，银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公共性质，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方略，而不是当前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一方面，银行经营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性，需要“逆经济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则是切实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在当前形势下，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是，在“保增长、促发展(调结构)、防风险”的总体要求下，督促银行业坚持审慎经营原则，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一是根据“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通过信贷结构调整，有效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切实做好信用风险防范工作。二是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防范跨市场风险的传递和蔓延。尤其是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如理财产品等，要按照“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强化管理。三是经济下行阶段往往是操作风险上升的时期，需要银行认真抓好合规管理、案件防控等预防工作。
《董事会》:您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当注重协调性、协同性。有上海学者指出，中国应尽快建立跨部门的宏观预警机制。对此您怎么看？
阎庆民:宏观预警非常重要，但要真正做到科学有效，需要一个不断磨合和探索的过程。我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探索:一方面，在政府层面探索建立跨部门的良好磋商协调机制。当前我国有多个部门涉及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如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三家宏观调控部门以及行业或产业部门等，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宏观预警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包括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评级公司、咨询顾问公司、研究机构等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发挥“看不见的手”在宏观预警方面信息快速、反应灵活的优势，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和互动，提高宏观预警成效。
《董事会》:您刚提到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房地产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也是宏观监管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当前这些风险暴露程度如何，能否预测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变化？上海作为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对于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及机构的资产负债变化，现在有没有做好相对应的应急准备？
阎庆民: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确实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会进一步显现出来。理财产品存在一些问题。对房地产市场而言，一些实力不够雄厚的中小房地产商可能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同时，一些受冲击较大的进出口企业以及企业集团的信用风险也会进一步暴露。上海银行业主要从三方面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一是强化相关的压力测试，把握风险演变方向和趋势，提足拨备，多核销呆坏账；二是加强情景分析和模拟，做好风险处置及应对准备；三是高度关注贷款集中度和关联企业的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出现。
《董事会》:作为银行表外资产的一部分，理财产品的风险一直备受关注，从监管角度而言，将如何防范风险？
阎庆民:由于中国的流动性比较充裕，所以银行都在想方设法加大票据工具的使用；另外，把信用证、担保等业务放在表外，也可以减轻对资本充足率的压力，规避监管。当然，这中间也出了些问题，例如一些与市场挂钩的理财产品会在春节前后集中到期，特别是投资于QDII的理财产品，面临的浮亏风险较为突出。
与国内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不同，国际上不少银行对理财产品销售施行的是专业柜台形式，信息充分披露，有分析师、理财顾问提供帮助。
监管者要做的是风险提示，并希望银行“卖者有责”，细分客户，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我们已经督促银行业对每期产品都要进行分析预判，加强事前沟通解释，制定应对预案。二季度银监部门将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和指引，对银行销售理财产品的资质进行评估，分级授权，实施选择性的监管介入。
《董事会》:票据融资在银行去年11-12月的大量新增贷款中占比不少。对于单个银行来说，可能限制了风险，但因为快速传递、贴现时谨慎不一，且贷款一直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票据融资增长可能会推高未来的系统性风险。对此您怎么看，银监部门有何监管举措？
阎庆民:票据融资是企业多元化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融资成本低、手续简便灵活、有利于优化银企关系以及规范企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等优势，并且票据融资还是银行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以承兑汇票为主。监管部门积极鼓励票据融资业务的规范发展，鼓励加大对符合条件票据的背书和转让，鼓励大型企业、上下游企业在当前形势下加大票据的使用，通过银行信用支持商业信用的拓展，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票据融资业务发展和票据市场交易中的风险问题，及时加强风险提示和监管引导，要求银行进一步规范票据业务发展，强化风险预警功能，加强催收和保全措施，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董事会》:政府鼓励银行信贷创新，但对于业界期待的创新(例如资产证券化)推进不多。新形势下应如何把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阎庆民:金融创新是银行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也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本身就是创新发展与创新监管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个演进过程，因此创新不可能也不应该停止。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过度不同，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自我创新以及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技能等方面仍有着很大差距。监管部门将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原则，发挥银行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引导银行业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中的三个关系：一是科学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要从提升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高度重视创新能力的培育；二是要关注表内表外业务创新的协调发展；三是要重视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评估与道德自律，强化“卖者有责”的意识，尤其要加强客户适合度评估。
《董事会》:政府采取向经济强制注资后，11、12月银行基建类贷款急速放量，但其他类型贷款惜贷明显。银监会近期提出，应在审慎前提下增加放贷。您认为，银行为完成政治任务，实际操作中会否弱化风险控制，以致不良资产出现新的增量？
阎庆民:从国家来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是个成功经验，而投资确实需要靠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系数大，拉动产业多，虽然期限长，但回款有保证，只要匹配资金安排好，银行也愿意，不存在市场不适销的问题。加工制造企业存在周期性，带动系数小，要看属于哪些行业。不会(给银行压任务)。
银行业作为宏观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枢和传导作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直接影响银行的运营成效，进而影响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只有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才会有银行业的稳健发展。这就要求银行业按照“金融三十条”意见，积极做好“保增长、促发展、防风险”的各方面准备，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以信贷结构调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审慎经营原则，严格落实贷款“三查”制度，积极争取主动，实现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防止不良贷款的反弹。
《董事会》:中小企业贷款始终是个难点，银行业将怎样切实给予帮助？
阎庆民: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据世行和IMF统计，全球小企业的融资一半以上是股权融资；另外45%是债务融资，其中有近20%是银行贷款。即使在发达国家小企业的融资结构中，真正的贷款比例也是非常低的。由于小企业天然的缺陷，事实上银行愿意贷大不贷小，贷富不贷穷。
因此，财政要拿出相当的资金做担保、贴息和扶助性基金。在此基础上，银行资金起到嫁接的作用。财政不出来，把银行抛到第一线，今后又会形成新的坏账。
《董事会》:“金融三十条”试图通过建立利益引导机制鼓励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实现政府与银行利益目标的一致，但机制建立的时间、方式、效果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对大银行从政策、税收等方面放宽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的呆坏账核销限制，但具体如何操作，谁最终埋单？其中放权银行的“度”如何把握？您对利益引导机制的进展与前景怎么看？
阎庆民:“金融三十条”对激励引导机制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对市场机制及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地位的认同，是当前形势下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协调配合的积极措施，将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尽管由于时间限制，相关具体政策措施还未进一步明确细化，但各相关部门都在抓紧对配套政策进行论证和制定，相信相关政策会尽快予以明确。相信通过上述配套政策的出台，将会进一步推动银行业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呆坏账核销，夯实经营基础，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
《董事会》:2009年，银行业将面临更高的信贷成本、信用风险和更低的净息差，行业净利润增速减慢，同时不良贷款率将上升。对于银行业的不景气(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您有何建议？
阎庆民: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经济形势可能会更为严峻，相应风险会进一步暴露，这都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一是按照“保增长、促发展、防风险”的要求，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合理资金需求。尤其是对基本面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市场、有竞争力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要给予信贷支持。二是加强非信贷服务创新，继续拓展中间业务发展空间，如咨询业务、代理业务等，进一步优化银行业收入结构，增强银行收入的稳定性。三是监管上有一定的容忍度，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按照“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要求，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确保稳健经营。
《董事会》:最后一个问题，中国金融业和金融体系经过一系列政策引导和改革后，您对可预见的未来有何愿景？
阎庆民:这两年还是借危机兴改革。首先还得深化改革，第二要扩大开放，第三还是要继续推动创新。银行不走改革开放创新之路，始终解决不了银行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成为上市公司后，市值排得高，不代表管理水平就好，大家最终关注的是竞争力，这个过程还得若干年。
Chen -
[编辑本段]金融危机九项注意
1：不要辞职，不要换工作，不要转行，不要创业；
2：多备份几个自己可以去的公司职位；
3：不主动要求老板涨工资，裁员往往从工资高的裁起；
4：多帮朋友留意工作机会、多介绍，轮到自己找工作时，才会有朋友帮你；
5：存钱、买国债，或者双币存款，别买股票；
6：每月给父母寄钱，经济不好，越穷的人越不好过；
7：危机的后期最难过，现在还没开始，别觉得自己很强；
8：别离婚；
9：就算还没感觉危机，也应该日子紧着过，用以前70%的钱过现在的日子。
金融危机我们需要做什么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我要说的是，当我们面前的门被关上时，希望大家不要太过慌张。
金融危机在2008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又发生了。它不是某个人的意愿所能够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做许多事情。但是总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比如：
1、我们可以韬光养晦。以我自己为例, 我现在是一名教师，这个职业真的是没有什么刺激性。我也一直想要转行，而现在又不适合做些什么，所以干脆买几本想学的书，看一些相关的视频。恶补一些知识。等到经济要转时，马上就可以出手。毕竟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2、国家要做的是化危机为转机，而我们老百姓要做的就是找到危机中的商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不论它本身是好事情，还是坏的。
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过去
这应该是大家最期待的了, 只是它的结束就象它的发生一样真的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希望奥巴马能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吧。对于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纾困案，有65%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民众指出，大银行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救大银行的资本家们，民众却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除此之外，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7000亿美元根本远远不够。
[编辑本段]挽救危机两种路线
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
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具体来看，这种“转移”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路线，即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或挑起战争，外引祸水；另一种则是直接路线，也就是自己赤膊上阵。
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战争往往还伴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例如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等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对舆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社会控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用来预防国内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
从军工产业的拉动效应来看，目前，美国的军工厂每生产1300亿美元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工生产，就可以新增上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未将军工产业间接的拉动效应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直接拉动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制造业，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行业，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这种以军工生产刺激经济的前提是，能够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否则将会面临有产出无收益的尴尬局面。在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每次王朝战争和国家间战争都伴随着巨额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收益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见人，例如，攫取对象国矿产资源，占领对象国市场，瓜分对象国国外资产等。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目前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明显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两场战争的战费比例过高，反而阻碍了军队的换装进程，进而影响了军工企业的利益。即使仅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是有动力的。也许，从伊拉克撤军，再重新寻找新的对手，才较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战牟利”战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潜在的热点地区，可能成为此类战略的对象。
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