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风险

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完善金融市场　　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后，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虽然我国的经济贸易逐渐走向国际市场，但是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是机遇，更多的还是挑战。我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目前实现了接轨，中国的自主商品能够及时投入到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但是金融方面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事实，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国际市场由于需求量变化、价格调整等问题造成金融风险的出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自身存在的经济梯子问题。其次是国际市场上带来的影响。从上述问题来看，我国的市场体系不够完整，例如：根据相关的标准，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组成，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元素。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经济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市场逐渐朝着规范化、国际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金融风险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市场架构，市场规模扩大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衍生品创造了一个风险管理的市场，其意义在于补充和完善了金融市场的所需，大大加快了金融市场各组成部分的更新与发展。　　（二）建设金融工程　　众所周知，金融市场风险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必将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金融工程作为21世纪的标志性工程，将我国的发展对象和目标转移到金融工程中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是一次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中国如果想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在金融业上，以此来提高自己的金融竞争力，积极参与到国际上的金融竞争过程中去，通过采取：放开金融价格、消除金融压制、鼓励金融创新等相关措施来积极参与到新世界金融业工程中去。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动中国金融工程进步的同时，需要以一个科学的眼光看待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应该把眼光放长、放大，这样才会发现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措施的选择提供真实的资料来源。　　目前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行业发展的重要部分，这是因为金融工程能够代表现代金融高科技的运用情况，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有着深远的促进意义。国家或者政府需要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抉择，对于金融技术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提高金融工程技术的效率，避免金融风险的出现。在发展金融工程的时候，需要做到的几个方面是以金融风险管理为中心，实现金融市场工具的创新；加强金融体系的风险配置功能的改进，目前，造成中国金融体系风险配置功能不完善的实际表现形式为，不能有效地进行风险配置，且没有足够的市场工具。中国在发展金融工程技术的时候，需要给予金融工程足够的重视。弄清金融工程技术先进性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情况，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为了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金融工程技术来发展自己，特别是在完善金融体系风险配置功能，提高金融机构管理决策水平等方面开展金融管理工作。对于金融工程，我们也应当深刻认识到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金融管理，防止出现照搬照抄国外的产品和模型。对于金融工程的管理作用，我们可以使用金融工程技术来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金融工程的局限性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进。　　（三）实施金融监管　　加大金融监管的力度有着必然性和紧迫性，这不仅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管理需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资本流动需要。尽管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世界市场仍是资本主义市场为主，并且形成了跨国联系，造成各国资金流动跨国界。资金的跨国流动能够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危机。一旦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问题，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第二，我国金融市场的需要。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更是显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成绩。尽管我国的金融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出现了很多金融违规事件，使得金融风险的概率加大。　　以上的问题均表明在我国加强金融管理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分析总结了加强金融管理的具体措施，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展：　　（1）弄清风险承受能力。金融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行业，出现问题后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家应该弄清自己的风险应对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设定可承受的风险范围。避免因风险能力薄弱而带来的问题，对于风险承受力的范围更加需要控制，否则将出现经营危机；阻碍了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加强风险管理力度。风险管理力度的增强，主要是经过制定风险管理制度。其重点在于做好以下工作，例如：风险的识别、衡量、管理方法、控制、监察等不同的环节。目前人们对于风险的衡量已经积累了很多测试方法，并且对风险控制系统检查，形成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3）保持信息反馈。保持信息反馈的意义重大，除了可以满足市场有效前提的存在，保证各个资金投资者的合理流动，促进国内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保持金融信息的反馈，应该积极发挥“两会一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作用，通过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使得内部关系和谐发展。(4)完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能够对金融风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法的裁决，也是约束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但是当前我国对于金融业的法律还比较少，这就不能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的发展。国家应该召集大量既熟悉国际惯例又了解国情的人才，进行构建监管法律体系的工作。(5)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自律的根本是在倡导企业实施自我管理，如今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方法是行业自律进行金融监管。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辅相成，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出自律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金融业的发展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是巨大的，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融资证券化等都是将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造成全球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带来的结果是金融资产在价格、估计、预算等方面逐渐成为了测量金融市场风险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一情况，我国应该积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在金融工程和金融监管两大方面实现突破。

2015年以来，随着新修订的《预算法》的实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只被允许发行政府债券这一种形式（政策上被称为“显性债务”），尚存的非债券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3908亿元（2019年8月底数据）将继续以发行置换债券的方式进行清理。同时，地方政府以各种渠道或各种形式进行的非债券类举债融资（即政府“隐性债务”），则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和监管部门的严肃查处。那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究竟如何？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是否真正纳入法治、透明、稳定和可持续的轨道？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控是否高枕无忧了？ 显性债务完全可控 衡量政府债务风险程度，通常用两个指标。一是负债率，即期末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这一指标一方面衡量经济规模对债务的承担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反映每一单位政府债务产生的GDP的多少。就显性债务来说，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8.4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加上中央政府债务14.96万亿元，与当年GDP之比为37％。这与所谓的财政风险警戒线60％相比，还相差甚远。 二是债务率，即期末政府债务余额与政府综合财力之比，衡量政府所掌握的财力对债务的承担水平。IMF曾经提出过“90％～150％”的安全参考指标，即要使政府财政可持续，此指标最好控制在90％范围内，最多不能超过150％（也有120％的主张）。2018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之比为77％，显然，也在可控水平上。 总之，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还是从实际发行与法定限额的比较来看（见表1），就显性债务来说，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完全处于可控状态。 除此之外，还有以偿债率和逾期债务率两个指标衡量政府短期内到期债务的清偿水平。前者指当年债务还本付息总额与政府综合财力之比，指标越高则偿债能力越弱；后者指期末逾期债务余额与年末债务余额之比，反映到期必须偿还债务所占比重。鉴于披露水平和统计口径原因，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尚无统一公布。对地方政府来说，所发债券期限越长、利率越低，则意味着到期清偿压力越小。截至2018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74134.16亿元，按照专项债券剩余平均发行期限4.6年测算，年均到期还本规模16116亿元。根据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71372亿元测算，专项债务到期还本保障倍数（即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均到期还本规模）为4.43，偿债保障能力较好。再比较截至2019年8月底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和2019年以来新增债券发行的利率与平均期限（表1、表2），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举债的期限在延长，同时债券利率却有所降低。这说明市场对地方政府的信心是趋强的，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在降低。 当然，若从资产负债关系来看，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政府拥有的资产规模（包括城市土地、矿产资源以及国有企业等）在全球屈指难数。而且举债资金建设所形成的基础设施，都是实实在在对工业化城市化起支撑作用的财富，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用于养老、消费等项目。曾有人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陷于资不抵债危机”。相较于数百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中国政府——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负债，的确远没有到“资不抵债”的程度（见图1）。 如果说政府债务存在风险，在中国则主要是指债务清偿遇到的流动性风险，说到底是银行业的风险，因为即使目前代替了银行信贷，地方政府债券中的86％以上仍由商业银行持有。 隐性债务风险仍大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主要不在于显性债务，而在于隐性债务。其“险”之处，恰在于一个“隐”字：究竟有多少规模？以什么方式？平均期限如何？都不得而知。 就隐性债务的规模而言，几年来若干研究机构测算出不同的结果，其中有的从债务端计算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来源，有的从资产端估计基建规模中地方政府类项目的融资占比，基本上在25万亿～45万亿元之间。若按业界人士“隐性债务基本上是显性债务的两倍”的经验观察估计，2018年末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18.46万亿元）的两倍，则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约为37万亿元，此数据与多个机构的测算数较为接近。 由此计算，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情况如何呢？ 按照“政府债券+城投债务”（18.46+7.78）广口径地计算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则2018年末地方政府合计存量债务规模为26.2万亿元。如此，则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不再是77％而是144％，几乎翻一番。如果则加上隐性债务，考虑到隐性债务最终对地方政府产生20％左右（审计署2011年曾披露，2007年以来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约有19％最终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直接负债（即7.4万亿元），则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达184％，已远超“90％～150％”这一IMF的安全参考指标范围了。 再来看考虑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每年的压力测算。根据Wind数据，2018年地方债务到期规模为8389亿元，2019年将达到1.31万亿元。2020～2022年到期年均超过2万亿元。这是还本压力。 至于付息情况，2018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26.2万亿元，年应付利息超过1万亿元（其中包括债券融资18.46万亿元，以3.5％利率计，年应付利息约6400亿；城投债7.78万亿元，以市场平均利率5.5％计，年应付利息约4000亿元）。地方隐性债务按37万亿元计算，则每年应付利息约3万亿元（估计隐性债务融资成本在8％左右，从相关审计公布中就有披露情况看，其实有的融资平台融资成本更高），即全国地方政府广义债务（显性+隐性）每年应付利息近4万亿元。 由此可见，考虑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债务每年清偿规模5万亿～6万亿元，几乎达到每年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三分之一！ 目前决策层和监管部门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可以两句话概括。一是“开正门、堵偏门”，即允许依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严格控制非债券类的各类隐性举债。二是“清存量、禁增量”，即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2018年8月以前形成的地方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各地必须制定期限明确、责任明确、操作可行的化解存量债务方案，并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通过；今后各级地方政府则不得再以各种方式产生新的隐性债务。为此，有关部门还发布了网上登记工具，以期对各地所有融资平台从事的融资开发项目进行实时监测。 但政策实施效果尚待观察。首先，2018年下半年审计部门继2011年、2012年两次全面审计后，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情况再次进行全面审计，但至今结论尚未公布。其次，更重要的变化在于，2019年上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压力的持续增大，调动地方政府推动增长的“积极性”再度引发关注。2019年6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要求合理明确金融支持标准、突出资金支持重点、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拓宽重大项目资本金渠道、保障偿债责任等。其中还提到一些专项债务资金可以当作项目资本金，用于再融资。这让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业务的不少金融机构解读为“财政政策加力增效”，似乎新一轮政府投融资盛宴可期，地方政府久违的“举债创新”机遇再现。尽管有关方面反复提醒对于地方政府新增隐性举债将持续从严监管，决不放松，但人们发现，这些部门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行为的查处信息已鲜有公布了。 根据多年追踪研究，笔者对于严控地方政府隐性举债的政策效果并不乐观。本质上，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属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之一。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增长进程中，一直承担着重要引擎之一的角色。无论是当下的改革进程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看，这一角色在一个相当长的 历史 时期仍不容忽视。从长期宏观调控实践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这一重要作用总是定期地加以“重视”。调研发现，果然一些政府投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一位某直辖市政府开发平台企业负责人坦言，他们2018年为从事政府委托的土地开发融资规模达160多亿元，而登录到财政部门的网络统计系统的仅有7.8亿元。这么说，财政部门声称的对政府平台公司的各种融资业务“全面监测”，不到实际的二十分之一！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除了发行债券方式之外，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能够让当地民营企业为自己融资。各种方式怎样形成了政府的隐性债务，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识别和控制的。（见表3） 长远风险须提早关注 有理由预测，新一轮稳增长措施过后，地方政府和银行体系的不良债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每一轮“增长——调控”周期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迹。其最终克服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新旧动能转换是否成功，说到底取决于十九大部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何时得以建成。就地方政府债务长期风险来看，以下两个因素需要关注，甚至提早布局应对之策。 本文源自银行家杂志 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jrj.com.cn)

恒大债务风险对行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这几方面大家必须重视：1.恒大是房地产企业，相关的房地产企业也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2.房地产已经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要再盲目地扩张，风险很大；3.对于企业来说，现金资产比杠杆更重要，保持足够的现金储备才能够对抗风险。恒大债务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恒大的股票也出现了大跌，这次恒大债务问题给整个行业都敲响警钟。房地产行业已经过了最好的发展期，这个时候继续盲目扩张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房地产企业要做好最好的打算，寒冬可能会来临，足够的现金储备才能够对抗风险。一、恒大债务问题说明房地产企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恒大是房地产企业的一个缩影，当恒大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连锁反应，其它房地产企业，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保持足够的现金储备，遇到风险的时候才能够有能力对抗。二、房地产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不要盲目扩张恒大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房地产企业，他们的杠杆比较高，这也是导致恒大这次债务问题的关键，恒大盲目扩张已经带来了后果，其它企业现在一定不要盲目扩张，风险很大，踏踏实实的度过风险期，应该是最好的策略。大宗商品价格最近出现了上涨，最主要原因还是需求增加，供应跟不上，导致价格出现大涨，今年应该算是大宗商品爆发的一年，很多大宗商品价格都翻了一倍以上，这是需求带来的基本面改变，相关企业业绩会出现大涨，这其实是一次买入股票的好机会。恒大债务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房地产风险，大涨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让我们看到了机会，不同行业所处的周期不一样，只要我们好好思考，任何时候都有投资机会。

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意义十分重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会议明确，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 　　此次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这也意味着，前述五部委在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肩负重任。 　　多位专家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 房地产 市场风险和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是需要重点防范的两大风险点。针对重大金融风险， “防范”应放在首位。在相应的防范化解工作中，可以从宏观政策及金融市场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层面、金融监管层面等三方面展开。 　　两大金融风险需重点防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主要包括地方和企业债务风险高企。此外，中小企业经营面临通胀上升和信用违约风险双重压力，而房地产市场则面临居民部门杠杆上升等压力。同时，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外溢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也需要重点防范。 　　在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看来，当前及今后需重点防范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房地产企业形成了高价格、高库存、高杠杆、高度金融化以及与其他行业高度相关的特征，巨大的资金虹吸效应通过银行及影子银行显效，强化了房企债务违约风险向金融体系的传导；二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的城投债、城投贷款、政府引导基金，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加杠杆，这些债务与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牵连较深，一旦违约将引发系统性风险。 　　从以上两位专家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均认为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需要重点防范。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在其发表的政策研究文章《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中指出，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 “灰犀牛”；隐性债务是潜在的金融风险触发点。 　　此外，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平台相关的金融业务风险也要重点关注，如消费金融、联合贷款等。 　　多层面开展防范化解工作 　　针对前述重大金融风险，应具体采取哪些措施防范化解？刘向东认为，对于存在和潜在的重大金融风险要进行分类治理，同时把 “防范”放在首位，特别是外部风险问题，要密切关注主要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外溢风险，做好输入性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同时，要积极主动化解局部的潜在性、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风险和矛盾，比如逐步化解房地产风险，加大结构性政策应用，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遏制地方违规举债，用好地方专项债。 　　罗志恒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宏观政策及金融市场宏观层面，做到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机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培育健康区域性、行业信用环境，建立贷款风险共担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发放贷款。二是在金融机构层面，紧跟政策导向，加强风险治理。严控贷款流向，避免流向产能过剩、房地产等重点风险领域。增加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综合运用重组、债转股、核销等多种手段，化解不良资产。三是在金融监管层面，加强审慎监管，保障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优化风险评估体系，加强对房地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等金融统计工作，监测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的领域。实行全面监管、穿透监管和协同监管，杜绝金融机构违规向房地产及城投平台发放贷款。 　　此次会议提出 “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陶金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经济保持合理增速，另一方面要求更加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和更加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如此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金融风险。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在于金融对应的实体部门投资效率低下、期限错配等，所以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仅从金融部门的风险管理角度，而应该从全局考虑，也就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部门的投资效率、匹配好现金流与债务的期限等。”罗志恒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三方面的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对债务的覆盖能力，让发展更可持续，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

这一轮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浪潮中，广东房企债务问题最为突出。4月11日，深圳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稳妥处置恒大集团等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报告称，个别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较高，局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对此，我们要直面挑战、正视不足，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受此影响，恒大概念板块异动拉升，广田集团涨停，顶固集创涨超5%，文科园林、皮阿诺、嘉寓股份、好莱客等跟涨。“深圳的做法，进一步夯实了企业自救的原则，民营房企不能倒下，企业责任人和企业债务风险不可分割，责任人要承担债务，要对违规融资负责，要向外传达积极自救的信号。”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表示。深圳此次的表态，与广东省政府的要求高度契合。今年1月20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广东省代省长王伟中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广东省将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压实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做好恒大集团等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处置工作，决不允许发生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事件。一位接近深圳官方的匿名人士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无论是市里表态还是省里提出要求，主要针对的就是社会负面影响大的问题房企，自救困难或处置难度较高的更是今后关注的重点对象。“主要是已经出现明显债务违约，且不符合‘三道红线"要求的房企。”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分析称。李宇嘉称：“虽然强调了恒大，但并非特指恒大或某几家房企。无论是总部在深圳，还是项目在深圳，凡是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的企业，都会按照这个统一原则来处置。”今年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防范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后，各地及相关央企、国企、优质民企收并购出险房企项目、协助化解债务风险的进展明显提速。以恒大为例，截至3月27日，全国范围内已复工项目734个，复工率达95%。其中有424个项目已恢复至正常施工水平，占比55%，全国复工总人数达到15.4万人。“‘市场化、法制化"的核心与前提是确保楼盘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维护消费者权益。”陈晟表示。应对债务压力的雅居乐同样在积极运筹。为缓解资金压力，去年下半年其出售14项非核心物业，总额约28亿元。今年1月24日，又以18.44亿元出售广州利合集团26.66%的股权给中海地产。3月25日，雅居乐集团间接子公司与海螺创业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旗下湖南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0%的股权出售给该公司，总代价为6.62亿元。至此雅居乐已向海螺创业出售了6家公司股权，总计约17.91亿元。“企业不能坐等政府救助或坐等市场新一轮回升救助，要积极出售优质自有资产换取现金流自救。”李宇嘉表示。4月伊始，资金危机已半年的佳兆业迎来了“白武士”。央企招商蛇口在完成并购债数月后，与长城资产一起宣布将共同梳理佳兆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更新储备资源。风雨飘摇的花样年同样释放出积极的化债信号。4月11日，花样年联合彩生活发布公告称，与粤民投另类私募基金管理签订重组及投资顾问服务协议，聘请其为重组及投资顾问、并作为花样年债务重组潜在战略投资人协助方案落实。按照公告，粤民将在多个方面为花样年、彩生活提供协助，包括债务重组、资产出售等多个方面。“化债的方式，除了企业出售资产自救，还可能包括国企央企介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介入，以及土地被政府回购或项目被政府收购作为保障性住房等。”陈晟总结称，对于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也可能由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协同国企央企在股权层面进行处置。目前，针对一些问题项目，华侨城、美的、碧桂园、招商蛇口等国企和优质民企已经开始了项目的尽调工作，但介入的速度和处置的力度还不够果断和坚决。“有一些问题房企，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前融等国家明令禁止的方式进行超融（超过自身资产的融资），导致在风险化解的过程中，很多项目净资产难以覆盖债务，因此投资人同样需要承担一部分损失，只有这样才会有相关企业愿意介入处置。”李宇嘉分析称。某大型AMC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深圳明确了问题房企化债处置思路，但近期政府方面与AMC之间并没有过多联系，也没有提出相关要求。目前，该公司管理层已参与到恒大化债工作中，正保持联络与合作。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该公司坚持正常经营原则，与多家问题房企均有联系，有关工作正在推进，但主要侧重于项目层面。化解房企债务风险，确保楼盘交付时重中之重。对此，陈晟建议，要迅速建立房地产楼盘交付保险制度，推进购房端资金合理安全流入项目循环。四十余年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和试验田，经济发展迅猛，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破产也层出不穷。记者注意到，2019年一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市场主体的拯救与退出》的文章称，1月14日，深圳中院破产法庭正式揭牌成立，为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